首先，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而国内各派反动军阀为了维护他们自身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利益，互相之间长期混战，始终不能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权的现状，就是这种争夺的必然的直接反映。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在这个基本特点之下产生了两种情况：一是各派军阀混战都是以大中城市或包括县城在内的中心城市为目标。他们的军队豢养在城市，他们的反动统治以城市为最恐怖。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难以在城市立足。二是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和各省之间的边界地区，就成为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带。因此，就产生了一件“除中国以外而无有的‘怪事’，‘哪里有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
这种“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开辟的乡村工农民主政权。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是先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乡村革命政权，逐步推进直至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历史所显现出来的不可移易的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为此，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城市中心”的思想。他指出，“城市中心”的思想，“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他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其次，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争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之下，中国农民遭受的压迫与苦难尤为深重，农民起义因而具有全国规模的发展，中国农民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但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导致其狭隘性、散乱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自发认识浓厚，所以他们不能成为革命战争的正确领导者，而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和游击队，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才能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所以，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矛盾的向前发展，决定了中国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然而，“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慨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为此，毛泽东分析道：“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要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同时，毛泽东又特别强调：“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来到，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子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第四，毛泽东指出，建立红色政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他在信中肯定地说：“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里，毛泽东重申了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这三个方面实行有机结合。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再次向林彪指出：“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而且在古田会议正确地解决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党长期在农村发展情况下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而必须以“乡村为中心”的光辉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2、发展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经过一年的转战，初步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但许多地方多次易手，县与县之间被敌军割离，新开辟的根据地，大多不够巩固，一些地区在主力红军撤走后，就又变为游击区。古田会议期间，蒋介石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14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为了粉碎闽、粤、赣敌人的“三省会剿”，前委决定红四军全军离开闽西，向赣南出击，首先打乱敌人包围闽西的军事部署，然后相机消灭敌人，发展新的根据地，但当时红军给养已经告罄。于是前委决定：由朱德率领一、三、四纵队先行出发，北击连城，入连城筹款，然后经清流、归化、宁化，西越武夷山，去江西开展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去，转移敌人的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原定的争取江西的计划。另由毛泽东和前委机关率二纵队同赤卫队在龙岩小池诱敌，阻击刘和鼎之五十六师，掩护主力红军远征，然后寻机撤出战斗，去江西同红军大部队会合。
1930年l月5日，朱德率红四军一、三、四纵队离开古田，经连城、宁化、广昌，至东韶红色区域，等候二纵队前来会合。
毛泽东和前委机关率二纵队暂留古田，并主动向小池开进，阻击东线之敌刘和鼎部，牵制和迷惑敌五十六师，掩护红军大队转移。任务完成后，亦于7日离开古田，跟踪红军大队由连城以东的清流、宁化、归化县境，翻越武夷山亦入广昌。前委已知红军大队在东韶，遂于1月下旬由洛口入东韶与红军大队会合。此时敌人主力离红军比较远，周围仅有一些小股敌人，环境比较安定。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决定4个纵队在宁都、东固、永丰等县分兵，开展游击活动，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
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2月3日，红四军三纵队到达永丰，赣西特委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人找到红四军前委，报告了赣西的一切情形。前委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致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为部署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准备2月10日在东固召开联席会议，并提议赣西南此时应开一代表大会。前委将信发出后，遂派出以前委书记毛泽东等3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陂头，赣西特委扩大会议扩大为有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两特委，五、六两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于2月7日在陂头正式举行，一共开会4天。参加会议的代表除赣南特委代表没有来得及赶到，其他原定参加会议的代表均按时出席。通常称此次会议为二七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传达了古田会议精神。会议认为在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遂围绕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以及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问题展开讨论。
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会议决定将以前中共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开展地方工作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前委，统一指挥湘、鄂、赣、粤、闽的斗争，四军另成立军委指导。这个前委由毛泽东、曾山、方志敏、朱德、陈毅等17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前委得到党中央的承认，仍随红四军一同行动。
按照陂头会议的决定，2月15日，又召开赣南工作会议，以解决赣南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前委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省委巡视员张怀万，赣西南特委常委全体，赣南各县区负责人30余人。会议主要内容有政治报告及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行动等问题，批评了赣南党组织前段比较有倾向的错误，同意陂头“二七会议”的全部决定。
按照军事部署，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大队冒着大雪由广昌进至吉安中鹄区施家边，准备向吉水发动进攻。蒋介石得悉红军集中在吉安、泰和附近的赣江两岸，急令驻吉安之第五十师第一四八旅加强防御，并从湖北调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到江西，令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主力和第五十二旅一部在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十二师金汉鼎部集中宁都地区，伺机对红军发动进攻。独立第十五旅经南昌、樟树镇，于2月20日到达吉水县城和乌江镇之线。根据这一情况，前委经过研究，认为不宜在吉水地区对敌军大部队作战，因为这个地区是地主武装会道门红枪会活动的区域，红军得不到群众的帮助。前委果断地放弃原定计划，立即率部向富田退却，准备“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尔后消灭之。
敌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发现红四军后撤，随即兵分三路，向红军逼近。其左路两个营进至水南，右路两个营进至值夏，中路两个营进至富滩。面对这个情况，前委决定乘该旅兵力分散，态势孤立之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之。24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的配合下，以一部兵力迂回敌之侧后，牵制右路、中路之敌，集中主力猛攻进至水南之左路敌军。经半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次日拂晓，红军以一部兵力插入敌后，主力猛攻右路、中路之敌，经一天激战，歼其大部，残敌逃往吉安。水南、值夏、富滩之战，歼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俘敌1600余人，缴获10多挺重机枪，七八门迫击炮。这一胜利，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水南休整10多天后，3月10日，红四军开到东固。此时一是深知兴国、于都一带没有敌兵；二是于都北乡群众要打马安石土圩子之靖卫团，红军应群众要求去发展于都工作。同时想在于都一带解决给养，观察敌情之变化，遂移师至兴国。到兴国后探知敌金汉鼎部全部入闽，与刘和鼎夹击卢兴邦以争夺福州，赣州空虚，即决定攻打赣州。3月中旬，红军一部进至赣州城郊，方知金汉鼎部第十七团由万安回赣还未开走，闭门固守，红军不能入城。3月16日，红军从东、南、西三面猛力攻城。赣州城高墙厚，素有“铁赣州”之称，红军又无重火器，因此数日不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