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
3、“九月来信”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去闽西特委指导工作。这时，中共福建省委转来中央要开军事会议的指示，希望红四军派一名代表出席。陈毅想借这个机会到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特地赶到闽西特委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说：你可以去，我赞成你去，把红四军的详细情况去汇报一下，有好处。陈毅提出：是否请你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能回去，你们红四军七大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陈毅走后，前委工作由朱德代理。为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于9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很多政治工作干部要求毛泽东复职，前委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毛泽东坚持原则，不分清争论的是非，不回红四军前委，给前委回信一封。
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红四军前委又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由一排地方武装从永定县合溪送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脸孔蜡黄，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
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棋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由此看来，红四军党组织自身已无法解决争论的主要问题，只有等待中共中央的决断了，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这样，陈毅只好作罢，经厦门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
中共红四军七大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关于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指示信。陈毅根据三人委员会确定的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出来后经过三人委员会多次讨论修改而成，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周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周恩来要陈毅把“九月来信”带回去，主要目的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主持前委工作。中央曾经考虑过，让陈毅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陈奇涵又要陈毅同他一道去红七军工作。陈毅明确说：我回去把毛泽东请回来复职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可以听中央调动，哪里都可以去。
根据中央指示，陈毅迅即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并在11月18日的前委上杭官庄会议上，忠实地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党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11月23日，红四军再占汀州，前委即决定由陈毅出面请毛泽东回来负责。
陈毅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到毛泽东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11月4日在攻占汀州之后，陈毅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毛泽东于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写道：“根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4、起草《古田会议决议》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
为了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毛泽东随即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古田会议会址——原福建上杭县古田的溪背村曙光小学。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开往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分别主持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即有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为了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与陈毅一起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到会同志展开了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格外重视党内的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了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为起草党代会决议准备材料。同时，毛泽东还到新泉邻村庄报一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12月中旬，红四军进驻上杭县古田镇。
红四军进驻古田后，前委、政治部和司令部都设在八甲村，4个纵队分别驻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菜屋等村庄。在八甲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支队、纵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进一步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
联席会议之后，代表们便回到各纵队、支队、大队召开党委或支部会议，传达党代表联席会议的精神，并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作初步检查。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在政治部二楼的住房里，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起草修订工作。
1929年12月28日，一切准备就绪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家祠）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0多人，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作关于政治决议案的报告，并多次发表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党中央“九月来信”，同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全体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全文长达两万多字，分为9个部分：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七、废止肉刑问题；八、优待伤兵问题；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心思想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建设红军。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所谓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它们在红四军党内的具体表现是：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点；非组织意识；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毛泽东在决议中严肃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为此，决议具体规定了解决办法，主要如下：“以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5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各级党部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下级对上级要有详细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关于军队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认为，红军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是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根本思想。从这一根本思想出发，决议中强调指出：“军队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为了保证红军上述任务的实现，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批判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从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决议规定在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制度，着重提出举行废止肉刑运动，由最高军政机关领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
此外，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了要重视宣传工作，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优待俘虏，要优待伤病员，等等。
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和军队即使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并在工人不占主要成分的情况下，也能成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的问题。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复信林彪
古田会议不久，即1930年元旦前夕，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在信中林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提出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流露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比较悲观的看法。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的油印件。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认为林彪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思想，并以此教育全军，他经过深思熟虑，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地，给林彪写了一封关于《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的支部和地方党组织。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在总结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他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