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1、屈受“严重警告”
红四军自下井冈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各地，指战员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红四军内党的组织状况也差强人意。1929年5月，全军约4000人，党员有1329人，占33.2％，其中工人成份311人，仅占23.4％，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份则占70％，尤以农民成份为最多。这种状况，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因为频繁的转战，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够，使上述状况衍生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泛起，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思想，与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政策发生了矛盾，并经常引起党和军队领导层内的争论。
这时，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红四军前委委以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的重任。他一到红四军队伍中，完全以“中央代表”自居，不问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夸夸其谈，发议论，作报告，他不仅贯彻中央“二月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分得很散，而且说脱离生产的红军是不能存在的；甚至还带来“远方”的形式主义理论，搬用苏联红军的首长负责制，主张“长官说了算”，“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且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在他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党对红军的领导。更有甚者，他在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中挑拨离间，硬说红四军领导人分为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同时，他还任意指责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和措施。这样，在红四军内部造成混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刘安恭等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
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从会议的结果来看，实际上采纳了刘安恭提出的“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意见。
到会代表中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会议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存在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陈毅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一方面基本按照毛泽东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又指出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指出“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对于党内争论的解决，陈毅提出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提出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反对一切大无产阶级意识”等等。
毛泽东、朱德也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由于军情紧急，大会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3人为新的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2、被共产国际误发讣告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主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下井冈山的行动方针。会上，中央军事部长根据敌伪报纸报道作报告说，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遭到强敌的追击，在大余失利，目前仍在转移，敌军紧追不放，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并做出分散红军，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
中共中央在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中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最后命令道：“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中共中央下决心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并为此作了十分周密的部署。一方面，派中央军事部罗寿南携带分编计划具体方案到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于2月16日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队和“危险地”。中央为了确保朱毛安全通过国民党统治区，转移敌人视线，在信中还特别指出：“现在即设法，由公开的通讯社或报纸向（国内发）消息，说朱毛已经打死，或说朱毛已经（出国）的地方为南洋或安南。”
正好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上海《申报》登了一条南昌通讯：“顷据第七师司令部消息，吉潭一战，匪徒被枪击死者五百余人，朱毛或死或逃，正侦查中。”这个消息当然是个讹传，朱德、毛泽东既没有被打死，也没有逃亡，仍然坚持在赣南闽西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不过，这条在《申报》上公开登出的消息，讹传给共产国际，为误发“讣告”提供了一个依据。
毛泽东在蛟洋文昌阁的旧居内景。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闽西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形式主义理论所否定，并且受到错误的处分，会后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7月上旬，毛泽东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来到上杭县蛟洋，正逢闽西特委准备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
7月20日至7月29日，代表大会顺利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80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到苏家坡。以后，又转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9月下旬，毛泽东到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毛泽东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心境颇好，填了一首词——《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10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从7月到11月的4个月间，毛泽东一直在闽西特委作指导工作、患重病和治疗，没有跟随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和进军广东梅县和东江。国民党报纸当然也只能报道朱德率红四军转战的情况，于是乎国民党反动派以为毛泽东已不在人世，就趁机连连造谣“匪徒毛泽东已死”。上海《申报》9月27日第四版，登载了国民党福建地方军阀张贞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权威电报：“（一）毛泽东在龙岩病故，党代表由彭毅年继。”《申报》10月21日第六版又登载国民党第六旅政治部主任罗放言在汕头二十日发电：“……毛泽东在上月（即9月）暴死，彭毅年继毛为政治主任兼党代表”等等。当时，中共中央是知道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指导工作和养病，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不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只能从国民党报纸或从别的渠道得到毛泽东的消息，关于毛泽东“病故”的消息，他们信以为真，经过慎重研究，起草了一千多字的一份评价很高的“讣告”，发表在第二年3月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上：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同志出生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领导了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1919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运动。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了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928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红军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国民党派出邻省的7个军企图消灭这支红军。根据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的部分红军撤离湖南前往广东和福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那里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已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泽东的进军，那些被打垮，并被驱赶到粤东山区的红军和农民又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斗争。去年夏天，国民党从6个省抽调6万多人的军队，又一次进攻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但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并未能赶走这支1万人左右的红军队伍，相反，战争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崩溃，整旅整旅的士兵开小差，甚至起义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他还帮助揭露和清除了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里存在的改良主义。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党以及陈独秀造成的。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