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二天离开大柏地，从山上回来的群众开始议论纷纷，多数群众认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不抢东西，不翻箱倒柜，吃了饭、菜还留借条，在情理上都讲得过去的。少数富裕的人，趁机讲红军的坏话，说什么：“红军、国军一个样，吃粮吃菜都不付钱，留张纸条顶啥用！”有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说得更损：“眼下只是‘共点小产’，将来还要‘共大产’哪！”几个诚实的农民冲着他说：“你没有大产业，大可放心呀！”有个雇农家里，一担准备度春荒的粮食让红军吃了，生活上紧张，可他还通情达理地说：红军只要有一点办法，我看决不会立据欠债呀！留着吧，说不定哪天就来还款哩！”不过，大多数群众对红军还款，不寄予很大希望，但借条先留着也无妨。
毛泽东十分重视红军留在大柏地群众手中的欠条，一直设法偿还，及早去兑现。事隔50多天，当红军从闽西向赣南转移时，毛泽东、朱德决定第二次进军大柏地，目的就是向群众偿还上次战斗中所欠的款子。行军路上，毛泽东思考着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他回想起中学时写过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作文从立法的角度和法与民的关系上，论述了要取信于民，必须使立法本身要有利于民，国家与人民应有良好的联系才行。他很赞赏商鞅当众以“徙木即赐金”的办法，取得民众的信任，为实行“变法”打开了局面，进而增强国力，为秦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他联想到，中国古人商鞅尚且能以“徙木立信”，我们为全国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共产党人，更应该处处为群众着想，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了。我们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红军的法规，红军实行这个法规更为重要，以取信于民。想到这里，他狠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向群众赔偿的事办好。
红军到大柏地偿还群众损失的事，大大出乎群众的意料之外，那么快就兑现“借条”也是不曾想过的。毛泽东把这件事当作军民关系的大事来抓，他对军需处的干部交代说：我们上次在这里打仗，借了老百姓很多吃的、用的东西，这次一定要赔偿，只许多给，不许少付。部队一进村，军需处干部就带一部分红军，手持三角小红旗，分头走街穿巷向群众作宣传：“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利益的。上次打仗借了和吃了你们的东西，这次补偿你们的损失。”下午，在大柏地村坪上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号召广大劳苦群众：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讲完话后，就由军需处干部负责办理赔偿群众损失的事。
办法是由群众自报，报多少，给多少，只多不少。大家领得差不多了。那位雇农手里拿着“借条”，自报一担粮食，红军给了五块光洋，他连连说，“给多了，给多了。”红军干部说：“不多，你就拿着吧！”那个二流子跟在这位雇农后面，想趁机浑水摸鱼，多捞一把，自报两担粮食，想领10块光洋。那位雇农实在听不下去，转回来问他：“你有‘借条’吗？”他说：“丢了。”又问他：“你家什么时候有过两担粮食？”弄得他张口结舌，可他还是厚着脸皮说：“总得给一点呀！”最后红军还是送给他两块光洋。这一次，红军一共发出3500块光洋，相当于红军平时10天的伙食费。
大柏地群众领到那么多银元，全村都欢腾起来，一段时间成了他们议论的中心，房前屋后讲，田间地头也讲，男女老少都讲。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说：红军说话算数，钉是钉，铆是铆，我们信得过。有点文化的群众还说：自古以来军吃民粮不给钱，不抢你东西就算好的，如今红军不抢、不拿，吃了民粮还给银元，真是奇事啊！那位雇农说：一担粮食至多值4块光洋，可红军给了我5块，红军真是咱穷人的队伍。在群众的议论中，也说到二流子的缺德：“报两担，想捞10块光洋，这不是向红军‘共大产’吗？”大柏地是个圩场，方圆几十里。农民、商人都来此赶圩，红军发光洋付粮款这件事，很快就传了出去。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5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100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5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1927年2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700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1928年4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后，红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当地驻敌赖世琮部不战而逃。红军在宁都休息了一晚，之后，经宁都的赖坊、永丰的君埠，于2月17日到达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会合，尔后又和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
随后，在场上云汉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红二、四团和东固地方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报告，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诉案，阐明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和斗争策略。为了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毛泽东还听取了东固地方党组织和军队领导人的详细汇报，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许多指示性的意见。同时，红四军前委还决定留下毛泽东等一批干部，帮助东固革命根据地进行建设。毛泽东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在东固，红四军进行了短期休整，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排，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在这期间，传来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救援井冈山的计划亦无法实现。2月中、下旬，国民党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下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1929年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经永丰、宁都、广昌，向南折回瑞金之未田，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3月上旬，红四军第一次进入闽西。3月12日，到达四都。13日凌晨，闽西地方军阀郭凤鸣即派其侦察连前来偷袭红军哨所，当即被击退，红军乘胜沿渔溪、上蒸、南严、破溪一直追到长岭寨脚下。在陂溪，遇到了前来反映情况的长汀县临时县委负责人段奋夫。当日下午，在陂溪村小河边的草坪上，举行了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占领长汀（古代汀州治所），彻底消灭郭凤鸣部。
1929年6月，以毛泽东、朱德、陈毅署名的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宣布废除债务、租税等六项政策的布告。3月14日上午8时许，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兵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不一会，便打散守敌，占领了长岭寨主峰的两侧高地。这时，郭凤鸣率两个团沿着山谷间的小路以一路纵队的队形开过来。红军前哨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与敌接火后，且战且退，退上山去。敌军自以为红军战斗力薄弱，害怕交战，便立刻向上追赶，中计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突然从隐蔽地点勇猛冲杀出来。敌首郭凤鸣逃跑不成，被红军战士击毙。这场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500余支。毛泽东得知郭凤鸣被打死的消息后，指示红军战士将其尸体抬到长汀城里示众。
毛泽东来到长汀城后，住在城东面汀江河畔的辛耕别墅。为摸清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毛泽东当日晚上就查阅了《汀州府志》和《汀州县志》。了解到长汀乃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16日，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6种代表各阶层的人到辛耕别墅开座谈会。通过调查，毛泽东初步掌握了汀州城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以及地主豪绅、资本家等各方面的情况，为进行打土豪、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依据。
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起草并以红四军军党部名义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除阐明共产党革命的三大任务外，着重讲了对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书中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界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在长汀，毛泽东和朱德还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原二十八团一、二营扩编为一纵队；独立营和特务营以及二十八团三营合编为二纵队；三十一团为三纵队。每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营），每个支队下辖了3个大队（相当连）。每个纵队约有枪500枝、1200多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这种整编，是为了适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与集合，都很便利”，能以“很短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的开，又要随时收拢”，使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得以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