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走了一段路，毛泽东走到一边是山林、一边是稻田的地方，问团丁：“黄大哥，到总部还有多远？”团丁回答道：“不远了”，并朝山林方向一呶嘴，示意毛泽东可以往那边跑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就赶紧往回走十几步，抓一些铜板放在前面的路上，一拐就往山里跑了。团丁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人影才喊：“跑了一个，跑了一个！”有几个团丁提着梭镖往后追，见到路上的铜板，更信是往后跑的。潘心源大声喝道：“你们青天白日到处抓人，搞啥鬼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一突如其来的吼声怔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绍钦趁机拔脚朝稻田方向处跑，来掩护朝山林方向跑的毛泽东。这一招真灵，民团队长吹起哨子，命令一部分团丁留在路上看守，指挥一部分追赶易绍钦。潘心源看见仍有五六个团丁去追毛泽东，心里非常焦急，便提高嗓门喊起来：“弟兄们还不赶快跑啊！”他边喊，边带头跑，队伍乱成一团麻，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民团队长认定易绍钦、潘心源是“共党头子”，除一部分团丁继续追山上的“逃犯”外，把主要力量集中起来抓潘心源和易绍钦。
毛泽东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有一个水塘，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便钻进草丛里一直猫到日落。团丁们追过来，又往山沟里寻找。过了一会儿，潘心源、易绍钦先后被抓住了，且用绳子捆绑起来。这时，民团队长才觉得那位张先生才是真正的“共党头子”。于是，他命令一部分团丁看管好潘心源、易绍钦外，他指挥大部分团丁上山搜寻“共党头子”。他们来到水塘边，有好几次毛泽东几乎都可以摸到团丁的脚。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团丁们摆开横队往山上搜查，甚至搜过了山岗，弄得又饥又饿，疲惫不堪，有几个还骂起娘来。天近黄昏，民团队长哨子一吹，命令团丁们停止搜寻，下山去了。
毛泽东待团丁撤出山坳，就从水塘草丛中走出来，为避免暴露又进到山沟里往上爬，翻过山岭，从一条山沟往下走，鞋也丢了，脚底被戳破了，还流着血。他在一条小路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又饥又累，正在发愁。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农民从山坞里挑着一担柴走过来，毛泽东连忙站起来向他问路。农民说，天快黑了，到铜鼓城里还不近呀！并对毛泽东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怀疑地问：“你怎么走到这山坞里来了？”毛泽东把被团丁押送和途中脱险的事说了一遍，并恳求农民兄弟帮忙。农民满口答应，朝山中一指说：“前面炊烟处就是我们村子，我挑柴你兴许跟不上，你就沿这条路慢慢往前走，我把柴挑回家就来接你。”
毛泽东说：“谢谢老哥，听你安排。”农民挑柴起步，又加一句：“你放心，我们村子不是民团出没的地方。”没多久，这位农民把毛泽东接到自己家里。在吃饭时，毛泽东问农民老哥：附近能否买到鞋和伞。农民告诉他可以想办法。毛泽东拿出两块铜板，托农民买一双鞋、一把伞、一些食品。待毛泽东洗了脸、洗完脚，那农民已经把东西买回来了。毛泽东非常高兴，便与这位友善的农民拉起家常，谈了一阵，觉得实在太累，便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清晨，这位农民带着毛泽东启程，越过了浏阳和铜鼓的边界。进入铜鼓界内后，农民对毛泽东说，铜鼓这边查得不严，一般不会出事的。两人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农民指明往铜鼓城的方向后就要返回，毛泽东询问他的姓名，农民朝毛泽东笑笑就走了。毛泽东非常感激这位好心农民兄弟，见他走远了，便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中午时分，他停下来买碗凉茶，吃点干粮填饱肚子之后继续赶路。傍晚，当他走到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几个平江工农义勇队的战士，手提枪杆大喊一声“站住！”厉声问这位素不谋面的前委书记：“干什么的？”毛泽东笑着回答：“同你们一样搞暴动来啦！”战士又问：“有介绍信吗？”毛泽东回答说：“介绍信给民团没收了。”他们说：“没有介绍信只好先抓起来再说。”毛泽东倒是不怕这些义勇军抓，便对战士说：“要见你们的大队长陈知峰。”
很快毛泽东的双眼被黑布蒙住，押到陈知峰面前。陈知峰问：“你是哪一个？”“押犯”回答：“我是毛泽东。”陈知峰赶快叫队员松绑并解下蒙眼的黑布。陈知峰仔细一看，果然是毛委员，歉意地说：“啊哟哟。弄错了，弄错了。”那几个押解的队员顿时楞在一旁。毛泽东用手擦了擦眼睛称赞道：“你部下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接着，他风趣地说：“陈知峰，你可知道，我这是第二次当‘在押犯’，所以迟到了。”大队长陈知峰连连道歉：“同志们正焦急地等着您的到来呢……”
9月10日毛泽东平安地到达铜鼓的第三团（即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当即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10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为庆祝起义顺利爆发，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地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就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尽管湖南省委制定了“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合的计划，在组织上建立前方的前敌委员会和后方的行动委员会，并且要求互相密切配合。然而就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来看，攻击中心城市是难以实现的。经过数次进攻，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受到严重挫折。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在接到毛泽东报告前方失利的情况后立即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3、三湾改编
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起义军必须立刻做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如果率部进攻长沙，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很可能会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毛泽东实在难下定决心。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做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做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做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针对指战员的失败情绪，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如果我们一定要去进攻长沙，那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所以我们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广大指战员听到这里，心情非常激动，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起义军南下的路途上充满了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着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24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300。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时年23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
9月25日，工农革命军来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再受挫，加之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90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他们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不幸的是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先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所以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结果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出发，朝永新方向前进。因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极为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很严峻。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也难以继续前行。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9月29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5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着名的三湾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