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提议“北方农民运动应该积极注意”。第二期北伐期间，“北方农运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情，北伐军是孤军奋斗的。所以直、鲁，豫农协应早日成立。”这个提案得到通过。为加强北方农民运动的指导，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随北伐军进击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是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他从农讲所选拔了熟悉北方情形，并能吃苦耐劳、善于作宣传组织工作者百余人，赶赴河南战区作农运宣传。5月5日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及农讲所部分学员前往河南，毛泽东以全国农协代表身份参加欢送会，勉励他们努力工作。
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有了深入的发展。据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农民部调查，河南有农协会员245500人，湖北2502600人，陕西705160人，广东700000人，江西382617人，四川33200人，福建28415人，山西17050人，广西8144人，安徽6600人，热河5423人，察哈尔600人，直隶360人，山东284人。湖南居全国首位，会员有600余万人，遍布65个县。农民武装也迅猛发展，全省有农民自卫军7000余人枪，另有数十万的梭镖队。许多地方建立了区乡民主自治政权。长沙市已召开了市民代表会议，选举国民党左派朱剑尼为市长。国民党湖南省县市特别区党部联席会议已确定6月1日召开省民会议，选举民主自治的省政府。在农运组织健全的县，开始着手分配土地。浏阳、醴陵、湘潭等农民清大田亩，插标分田，长沙霞凝乡已按人口和劳力正式分配土地了。
在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时刻，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6日在汉口召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在会上提出了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但是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很多同志尚没有认识陈独秀已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对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虽已有所察觉或认识，但因是少数派，不可能彻底改变当时中央的路线。此时，蒋介石已经叛变了革命，南京、上海、广州已落入反动派手中，但汪精卫、唐生智尚未分共，冯玉祥还在“革命”，武汉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第二期北伐，因此多数共产党员尚未察觉大革命有失败的危险。这次会上陈独秀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仅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善于洞察秋毫的毛泽东，从“四·一二”、“四·一五”惨案中已预感风云将变，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仍然不能改弦更张，纠正党的错误路线，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最好。”遂独步长江岸，傍穆黄鹤楼，吟诗一首：“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滔滔的长江，心潮彭湃，思绪万千，他决心与蒋介石新军阀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斗争到底。
5、力挽狂潮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革命的形势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形势急转直下。5月21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
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欢宴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宴会由毛泽东主持。在欢迎词中，他论述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这个命题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他再一次强调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中国农民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之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这个论述对当时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特别是对武装的领导权，迁就资产阶级的右倾投降主义，无疑是一深刻的批判。
在毛泽东发表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演说的前一天，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充分肯定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训令”说：农民是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压迫最酷烈的阶级之一；农民为解除剥削和压迫，热烈参加革命，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协会的责任，在于领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而解放全国民众，“使中国经济之生产力及工商业得有自由充分发展之可能”；农民向土豪劣绅猛烈反攻，实在是“尽其国民革命主力军之主要任务”，是“农民解放运动初步的必要手段，亦即国民政府实行初步民权之必要手段”。可是“农民方面反因未能及时得到国民政府之强有力的帮助，而受残酷的袭击”。
“训令”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从而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造谣、挑拨离间的藉口。又由于各地农民的斗争，有些限于地方性，没有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不利于巩固统一战线。鉴于此，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训令湘鄂赣农民，必须“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区乡县的民主自治政府”。这种民主自治政府，“以大多数农民为中心，其他中等阶级、小地主、中小商人、知识分子及一切非土豪劣绅非反革命派的人群，均得充分参加”。“训令”认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乡区县自治机关，是农运发展到新阶段的新政策。并提出了乡区县自治机关的七项任务。因此，这个“训令”，实质上是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的情况下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纲领。
为实现这个纲领，“训令”要求各地农协，“在目前必须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势使地方农民运动与全国革命过程，合而为一。”唯有这样做，才能“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壁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
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震撼了新旧军阀和整个地主阶级。继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江西又发生了遣送共产党员出境、屠杀工农的事件。湖北土豪劣绅尤其猖獗，仅距武汉国民政府十里之遥的汉阳农村，也发生了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惨事。在6月上旬，湘鄂赣三省都处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工人农民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在此情况下，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无法召开，全国农协亦没有正式成立。
在血雨腥风中，毛泽东、蔡和森团结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力挽狂澜。毛泽东、蔡和森还多次接见逃亡武汉的工农干部，详细了解“马日事变”真相，邓演达多次听取湖北农民的申诉。6月13日，毛泽东出席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马日事变的处理问题。他以大量事实驳斥“军工冲突”、“军农冲突”的谰言，澄清事实真相。他说：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总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这时，汪精卫集团尚没有公开叛变，力主“不用武力解决”。唐生智的主力部队远在河南，也不敢撕下伪装，“并愿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中共中央在陈独秀把持下，亦采取“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的方针。会议决定派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回湖南处理“马日事变”。
毛泽东、蔡和森等力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争取和平解决“马日事变”，团结邓演达等，于当天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出《临字第四号训令》，号召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等叛军，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驱逐共产党员及工农领袖；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逆军、土匪，镇压蒋介石的奸细。另一方面，号召各省农协，努力团结农民，严密农会组织，迅速动员工农武装，反击土豪劣绅及反动军队的武装袭击。蔡和森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湖南，建立两湖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旅社召集驻汉的湖南同志开会，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6月10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6月19日，冯玉祥又到徐州同蒋介石会谈。此等形势已昭然揭示：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预料汪精卫即将叛变，7月7日，毛泽东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名义签发“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到徐州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华北”，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指出“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号召“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赋同仇，消灭蒋逆”。这个通电，实际上是通告全国人民，汪精卫也即将叛变革命。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但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看不到这种形势，还是向国民党妥协退让。
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努力寻找出路。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武汉，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到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当时的紧迫形势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
因此，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奉命立即离开武汉，丢下妻儿一家，赶赴湖南工作。
毛泽东随即赶到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与省委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湖南、湘西及宝庆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党的组织。曾同柳直荀等到衡山召集衡山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的负责人开会，谈马日事变后的形势，了解党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情况，以及国民党县党部、县知事的动态等。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四·一二”事件的继续，随之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以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认为，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是“过左”的，指责毛泽东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是不允许的，并立即下令调毛泽东回武汉。
毛泽东到湖南刚10天就被陈独秀召回武汉，这就是所谓的“十日书记”。
7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毛泽东不顾陈独秀的指责，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条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让毛泽东当了10日湖南省委书记。但是，毛泽东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上山”作为一条出路提了出来，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7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11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