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特地提到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很大改观。“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时起时落的国民革命浪潮中，毛泽东所主持的宣传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他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正确深刻地揭露时弊，充满了战斗精神。
1925年10月15日至25日，毛泽东刚担任代理宣传部长不久，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
《发刊词》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的召开，广东省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斗争的高涨，是同盟会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正确的审察环境的结果。在观察客观环境中，以孙中山最有远见。“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发刊词》赞扬广东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组织工农群众等方面都走在其他各省同志的前面，“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地，——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了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
10月20日上午，大会组织各种委员会，其中宣言起草委员会，议决由毛泽东、李谷珍等三人组织之。毛泽东等起草的宣言，于26日上午在大会上通过。宣言的核心思想是：无论国内国外，当今世界上有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革命派的联合，另一种是反革命的联合。宣言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一切爱国分子都站入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强调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乃是我们惟一的工作。
27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突出地讲了“中间派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间派”的概念。他说：自广东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运动后，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期，我们要一致去反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这一派的同志，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毛泽东继续说：“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中间派，其代表人物是戴季陶，其理论主要的也是戴季陶的谬论。戴季陶在1925年6、7月间，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旨在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分裂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是戴季陶主义的最形象的注脚。
毛泽东对这种“中间派”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戴季陶主义是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
同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带兵反奉。11月2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自此，北京等地各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认为，这种大示威的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党部应指挥同志作广泛的宣传。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宣传大纲。27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毛泽东向会议提交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大纲》首先分析了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帝国主义、军阀、政派、国民军、国民政府、民众各方面的势力。在分析民众的力量时说：“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国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
《大纲》的第二部分是“我们的宣传及准备”。根据上面的分析，提出了9个方面的宣传和准备，其基本观点是：“人民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
毛泽东起草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在这次联席会议上顺利通过。宣传部还在会上提出了将孙中山总理遗嘱谱为歌曲的问题。会议决定交汪精卫审定。
12月3日，中国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该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发行两万份，另印发单行本两万份，分送各地党部，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
同一天，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反奉“宣传大纲”和中宣部“通告”发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高潮。12月20日广州举行了反段大示威，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的北京段祺瑞政府。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学习事宜。莫斯科孙文大学，全称是“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创于1925年9月。其宗旨是“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拟定招生500名，其中在广东拟招150名。第一批取147名。毛泽东为此写了一篇报道，简略地介绍了中苏人民之间，特别是孙中山与列宁之间的友谊、学校宗旨、课程设置等，并且公布了录取学生名单。这批学生于12月中旬奔赴莫斯科。
这年12月，毛泽东还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当年宣传员养成所学员谢华回忆：所长原是廖仲恺。廖被刺后，一段时间无所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即由他兼任，约有三个月。学习的课程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毛泽东经常来所讲演。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营、团党代表。
这段时间，毛泽东还组织和参加了各项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
1926年2月28日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政治讲习班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谭延闿、程潜、林伯渠、陈嘉佑、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任理事。谭延闿任理事长，谭不在，由毛泽东代理，李富春是班主任。第一期学员全是湖南人，专门培育从事军队和地方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毛泽东讲演的中心内容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他说：“我觉得政治讲习班这个团体，表示了一个很大的意义，即是革命分子团结起大会邀请毛泽东参加的电文。来了”，并且举了许多例子。他还说：“这回从湖南来此地的同志，我相信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即此地先后投考者约千余人，取录者仅二百余人，其取录标准，绝对不是重文字的工拙，完全看他的思想是否是革命的。”我们的敌人对革命采取了联合行动。“我们非团结起来为之奋斗不行！”诸位都是来此做革命工作的，“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
3月18日，他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上发表《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他说：“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五十五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长，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天的纪念。”
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或应注意的几点，毛泽东作了高度概括：一、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二、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三、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巴黎公社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1、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导。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努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有可乘之机；2、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
他还在政治讲习班讲授《农民运动》，每周一至两次。
5月7日广州各界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毛泽东、缪斌、陈其瑗、褚民谊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们联合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个《五七国耻纪念报告》，详述拥护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青年部，广东总工会欺骗群众，挑起事端，破坏集会的经过。10日，毛泽东、陈其瑗等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五七国耻纪念报告》。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宣传和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批判和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
3、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以后又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和3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中国青年》第一一六、一一七期合刊内发表。1924年4月1日中共汕头地方党和共青团组织主持创办的汕头书店按照《中国农民》所载版本，再版了这篇着作的单行本。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五卅以来反帝爱国运动中各阶级的表现写了此文，主旨在从理论上解决革命的领导权及其革命的策略。现依据最早版本《革命》半月刊第4期简略介绍其内容。
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开宗明义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要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接着，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作为基本指导线索，严格依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这五种阶级，由于他们各具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革命取种种不同的态度。
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毛泽东最早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是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内填写的，具体的分析则在本文。）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重要发展。他指出，大资产阶级完全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占全国四万万人的四百分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及附属于他们的高等知识分子”，共计四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革命，当革命迅猛发展，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觉着威胁时，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争斗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的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一派“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能担负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这些分析指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为我们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小资产阶级合计达一万万五千万，这个阶级有三个不同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资产阶级全数的百分之十，乃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人数甚多，大概要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小资产阶级中百分之四十，是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半无产阶级，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半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然优于半益农。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因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区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系一种自由职业，“其经济地位略与农业半益农相当”。店员，“其地位与手工业工人不相上下，对于革命的宣传极易接受”。小贩，其地位与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共计约二万万，占全国人口之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