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闭幕式的主席台。在我国历史的转折关头，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面地制定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提出双百方针
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共八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了起来，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由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历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为了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提出来的，它的意义之深远，是毛泽东也始料未及的，直到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伊始，一切都在调整当中。人们革命了几十年，有一种思想的惯性，动不动就喜欢用姓“资”、姓“社”、姓“封”的思想方法考虑各种问题。1950年，在京剧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一派主张京剧是封建主义的，应该全部取消，另一派则主张全部继承。问题反映到毛泽东处，如何决断？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平剧（京剧）就曾提出要“推陈出新”。所以对于现在的这些争论，他认为京剧还是要要，不单是京剧，名种戏曲形式都应该要，所采取的态度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在毛泽东这种思想指导下，1951年全国专门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当时的负责人知道毛泽东很关心这件事，就请毛泽东题词，他当即写了八个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延安相比，多了四个字“百花齐放”。这四个字可是非同一般，在戏曲界产生很好的反响。
此后又发生了几件事，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了自然科学上。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西医是资本主义的，中医是封建的。照这样的说法，西医、中医都得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今天的医院怎么开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人说“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很多。
到了1953年，郭沫若与范文澜两位着名的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产生不同看法。本来这是学术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判定。有些同志要中央宣传部决定谁对谁错。这可难住了中宣部长陆定一。他想，这是学术问题，再者说来，各门学科，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只有罗马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这一类蠢事。这种蠢事是阻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的。怎么办？陆定一报告了中央和毛泽东，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很快中宣部提出了三个委员会的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毛泽东十分重视，还对各个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批了意见。
不过，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觉得不好定论，主任陈伯达就到毛泽东那里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回答要“百家争鸣”，陈伯达随即传达了这个精神。
可以看出，50年代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来的，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历史的脚步走到了1956年。1956年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讲，都是让历史特别钟爱和难以忘怀的年份，让所有文化人动情动容的岁月。
1956年，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心潮澎湃，兴奋不已，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引起毛泽东很多的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在政治上要反对斯大林的专断作风，注意发扬民主；在经济建设上要力求走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在文化战线上要百花盛开、百花争艳。在毛泽东的心中把未来的中国描绘得五彩缤纷：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春，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着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主要是讲经济问题的，但它体现了非常开放的思想。4月27日在讨论报告时，毛泽东亲自出席听取意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发言，就提到了学术界也要发扬民主的问题。他说，文艺在苏共党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这个几条，那个有几条，很多很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作品有什么关系？他政治上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在写作上写几篇自然主义？……作品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陆定一在这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还曾说过：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表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又讲了这些意见。
讨论报告时，还有人说，毛泽东“百花齐放”的题词起了很大的作用，“百家争鸣”的精神反映很好，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接着讨论，毛泽东深感这些意见很好，他在总结发言时一锤定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相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总结中正式宣布了刚刚酝酿出来的“双百方针”。他说：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现在春天来了嘛，100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双百方针，伴随着《论十大关系》的讨论，就这样定了下来。
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一千多位文艺界和科学界人士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讲话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台下一片掌声。陆定一最详尽、最透彻的论述了这个双百方针。文艺界和科学界被震动了，欢呼之声不绝于耳。会后，陆定一收到不少来信，表示拥护和称赞双百方针。最后，陆定一的讲话，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做了少许修改，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6月13日，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通栏标题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双百方针”就不断地出现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党的政治决议里。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使他以宽广的胸怀和充分的自信登上了我们这个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峰峦，那是少有的政治家登临的地方。1956年，就这样孕育出了整个文化科学大地的春天。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文艺界着名人士巴金(右1)、周信芳(右2)等。人们对春天的反映是敏捷的，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的热潮。关于遗传学，关于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关于美学等等问题，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辩。文学艺术界，各种形式、体裁、风格，以及反映不同时代的小说、诗歌、戏剧出现在报刊、杂志、舞台上，1956年出版的学术着作比1950年至1955年6年内出版的数量还要多，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文艺理论界也空前活跃起来，对如何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歌颂与暴露，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质疑。一些批评官僚主义作风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要求创作自由的呼声也见着于报刊文字。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是刚刚从生与死的战火中走出来的，他们为了社会主义的今天，出生入死几十年，又有多少身边的人，乃至亲人、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认为他们的理想是神圣的，他们的心态是无私的，他们是完全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一旦有人对他们说三道四的时候，便很难理解。所以不少党员干部对文艺界的批评表露出怀疑、忧虑乃至反感。
应该说，毛泽东此时的反映不同于这样的心态，在他看来所有那些都是好的、正常的、健康的现象，是文艺界难得的兴旺气象。因而这些人的心态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开始意识到对“双百方针”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而且都是在党内，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这种现象，又一次重申：“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1月27日，他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做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做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有几封与百家争鸣有关的信件，收集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
一是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
毛泽东就此事写了这封信：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里明确了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同任何领导人争鸣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也就是在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
还有一封是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的信。信写在一份谈话记录上，记的是东欧一位党的负责干部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过去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的反映。毛泽东的信说：“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以后，陆定一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毛泽东展开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宣传会议期间，中宣部汇集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共33个），印发供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参考。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画了许多圈圈道道，还做了若干简短的批注。
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允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在有人认为经典着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不许怀疑吗？”
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
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
这些批注，有重要的思想内容，表现了信心和气魄，对那两篇讲话，是重要的补充。
1957年4月，北京大学李汝棋教授写了一篇《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毛泽东看后写信给胡乔木，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并将原题改为副题，重新拟了一个正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写了一个编者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做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毛泽东对其进行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