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总路线是多年来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经验的继承和总结，是符合新中国后农村的实际的，又是土地改革中各项具体政策和措施的总依据。从这条土改总路线，我们大略可以看出几个问题，即这次土改是有依靠有团结的，它对待富农的政策是中立富农，土改运动的进行应是有步骤有分别的。在这几个问题上，毛泽东都有深刻的分析，因而在土改中做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和部署，推动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土地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此之前在党内产生了许多争论，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即致电邓子恢(中南局)，并告林彪(中南局)，饶漱石(华东局)、叶剑英(华南分局)、彭德怀(西北局)、邓小平(西南局)征询他们对待富农政策的意见，电报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
当时，党内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与富农政策有关。比如说：土改可否分为两阶段，两阶段的间隔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第一阶段中立富农，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如只分富农出租土地，其余土地财产一律不动，能否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土地待遇？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毛泽东当时的意见是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1950年3月12日，他致电中南局并告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几点理由：第一，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第二，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如果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较为妥当，毛泽东认为，为了利于各省土改干部学习掌握政策，以便以后开始土改，现在已到需要就富农政策作决定的时机了，否则将错过时机，陷入被动。接着中共中央也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就土地法大纲中的若干问题，包括与富农政策有关的许多问题，广泛征询各地的意见。
各中央局、分局的一些省委区委纷纷表示赞同毛泽东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意见，但有的中央局表示，如果不动富农出租的土地，就不能满足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对这些正常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考虑，并以民主的形式加以商讨。
毛泽东批示的该报告的修改稿。毛泽东在1950年5月1日致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文中指出：“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在6月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就土改问题和刘少奇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的修改问题，进行协商，这里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他对待富农的态度及原则。
我们现在是处于完全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的土地改革法，采取了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也是完全必要的。
经过广泛征询意见和反复讨论斟酌，党内在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在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并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等政策问题上，达到了认识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制定了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分三段表述了政府的富农政策：
保护富农自耕和雇人耕地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的出租小量土地，亦予以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毛泽东在土改中富农问题上集思广益，通过民主讨论，各种意见的交换、比较、讨论来达到统一全党思想的目的，在新区土改中策的改变，适应了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经济形势根本变化的客观要求，是党中央、毛泽东实事求是，民主决策的产物，它进一步推动了土改的顺利展开。
土改总路线还规定要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毛泽东为土地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土改不能盲目展开，而要是有政策有指导有区别地进行，首先要彻底动员群众，使之真正成为一场为了群众，解放群众的群众运动，不能强迫进行，同时不能任由发展。一方面，土改必须兼顾生产的需要，要求根据南北方不同的农业种植情况，农闲时搞土改，如水稻地区，即在冬闲时和水稻秧后至收割前的两段时间进行土地改革。
2全面展开土改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党中央起草给各地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电报时就指出，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以事春耕，争取今年是个丰收年，这是极端重要的，另一方面，在工作方法上，先典型试验少部地区，再波浪式的扩大至部分地区，最后完成剩下地区。因而，当时土改总路线是特别地强调了有步骤有分别的，以保证不违农时和不碍生产。
在土改有步骤有分别的进行中，毛泽东和人民政府为保证土改顺利进行，进行了大量工作。比如：毛泽东于1951年2月致电华南分局、中南局时指出：“我们所说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违反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的情况下，就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
4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将土改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必要的。即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退押减租，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可见，土改实际上正是大体上按毛泽东的设想进行的，已是这些战略上的正确部署，使这次土改避免了农村大的波动，春耕生产没有受大的冲击。同时，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推进了农村建设的新的高潮。
在这场牵涉面极广的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革中，为了稳定整个社会的秩序，毛泽东不仅提出土地改革应有步骤有分别地进行，而且还力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的政协全国委员一届二次会议上，鉴于有些民主人士以为“江南无封建”，抱有“和平土改”的幻想，或者对土改表示疑虑、不满甚至抵触。
会议主席台上的委员起立通过《土地改革法》。毛泽东在作会议闭幕词时，有针对性地将战争和土改比作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的两个“关”，当时解放战争已大体上结束了，抗美援朝尚未开始，毛泽东因而指出，我们已经基本结束了战争一关，现在要过的是土改这一关，毛泽东表示：我希望这一次对土改关和过战争关一样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在毛泽东看来，要渡过土改这一关，需要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比如，他十分重视民主人士对土改的意见和建议，他要求《人民日报》多转载这方面的文章，同时向各地大力提倡这种做法，还亲自督促，检查并身体力行，当时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就对土改存在疑点，因为一些苏南的地主向他诉苦告状，就征粮、征税和土改政策的执行都有许多意见。
毛泽东知道后，把许多有关土改的情况报告，包括对土改中过左行为的报道及中共华东局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的党内指示，送给黄炎培一阅。同时还支持和鼓励黄炎培到苏南进行实际情况的考察，并且亲嘱华东局和苏南区党委领导同志妥为接洽，向黄炎培详细介绍全面情况。黄炎培在看了这些文件并且实地考察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那些地主说的那样，群众的斗争手段并不过份，地方干部政策掌握得还不错。《土地改革法》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这些现身说法，对一部分心有疑虑的人，是很有说服力的。
毛泽东还号召更多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实地调查，了解实情，他还幽默地说，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所以我们应该欢迎民主人士到农民中去看看他们的欢喜和愁苦，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彻底地做过中国共产党人做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不怕人看，对于那些工商业家、宗教家、校长、教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
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点，指出对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亦即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农村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它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如何使它更顺利有序的完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土地改革中坚持民主决策，广纳意见，制定了正确的富农政策；他坚持不误生产，区分阶级，使得土改能够有步骤有分别地进行，他坚持结成最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因而团结了最广泛的力量，减少了阻力，保证了土改的稳定进行。通过土改，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些无不记载着毛泽东的智慧与心血，千秋功业上会刻上毛泽东的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