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有五间东房,中间一间是过道,是首长和来宾挂衣服的地方,也是全家和来宾的餐厅。靠北边的两间是办公室,书记处的五位书记经常在这里开会。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胡乔木等,经常在这里谈工作。靠南边的两间是会客室。南房也是五间,是家属住的地方。五间西房居中的一间是过道,是从菊香书屋外出的主要通道。靠南边的两间西房,是值班室和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靠北边的两间是毛泽东的放书之处。
有五间北房,西边的两间是家属住的,东边的两间是毛泽东住的。房子很高大,很宽敞。五间屋的当中一间门上挂有“紫云轩”的匾额,从进住中南海直到“文革”前,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多一半的时间是在这“紫云轩”度过的。他也曾在万寿路的新六所和玉泉山住过,但都是暂时性的,住的时间都很短。他最喜欢住在“紫云轩”里,说住在这里有“家”的感觉。所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就称他为“紫云轩主人”。
“紫云轩主人”讨厌奢华、排场、浪费。新中国建立初毛泽东视察东北,当他看到有的地方大吃大喝,浪费严重时,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会上,重点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他说:“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说到这里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里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住进中南海后,毛泽东一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勤政殿是中南海里最高的建筑,过去是皇帝休息和办公的场所,因而装饰得比较豪华。殿内正厅面积较大,可供上百人开会。当时新政协的筹备会议,便选定在此处召开。有一天,毛泽东散步走到殿前,停下了脚步,对工作人员说,“过几天就要在这里开会了,咱们先进去看看。”
进了大门,通过院子,便来到过厅。过厅很大,宽10米,长50米,两旁摆放着名贵的花瓶、古物和工艺作品。毛泽东走上前去一一观看后,摇摇头,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过去的皇帝,只管自己的排场,可苦了老百姓啊!”当检修工作的负责人员问毛泽东有什么指示时,毛泽东说:“检修工作,总而言之就是一条,少花钱,多办事。”
还是毛泽东临时到中南海办公的时候,在他工作、开会和休息的东屋里,花匠师傅精心布置了一番,摆了许多盆花。当时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菊香书屋院里,变成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一天,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由他们随便布置,我不干涉。可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少摆几盆,再摆一点松柏树就可以了。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后来,工作人员按照他的嘱咐,搬走了花盆,摆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凉台上放了两盆绿草。这样,毛泽东才觉得满意。
一搬进中南海,就遇到了一个上厕所难的问题。因为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附近,都没有厕所,上厕所就要走到后院里去,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而且毛泽东又经常召开会议,接见客人,别人来了,上厕所也很不方便。毛泽东本人对此倒不在意,但身边的工作人员却过意不去,他们与有关方面协商,在毛泽东办公室后面盖了一间卫生间,与办公室打通,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有一天毛泽东睡醒觉,看到这个变化,连声称好。
菊香书屋院里的房子,都是冬天烧地炉子取暖的,但因年久失修,地道都不通了。后勤部门经过研究,最后在菊香书屋里的一处空地方砌了座小锅炉,这才解决了冬天供暖的问题,而且喝水、洗澡都非常方便。要洗澡的时候,把水龙头一开,热水哗啦哗啦地就流进了澡盆。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我每次擦澡,都是你们给我用脸盆端水,擦完了澡,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水一盆一盆端出去倒掉,真是麻烦你们了。现在可好了,已经是自动化了。”
毛泽东居住的北房卧室和东房办公室之间,隔着院子。遇到冬天冰冻或雨天泥泞,走动起来很不方便。工作人员几次与毛泽东商量,想盖一条走廊,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我看没有那个必要,花好多钱搞个走廊,就与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相符了。”当时,丰泽园的大门和外边的门柱油漆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面的麻皮都露出来了。当毛泽东看见工人们正在那里搭架子准备油漆时,他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告诉行政部门,这里现在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
二、建立地方各级政权
1为实行军事管制倾注大量心血
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全国不断有许多地区相继得到解放,使在新解放的地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这一伟大构想的实践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在新解放的地区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獗,社会秩序尚未稳定,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有待进行,因而为了恢复解放区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对城市进行有效地管理,同时为进一步建立地方民主政权作准备,党中央决定对新解放的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制度,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新解放区临时、过渡性质的人民民主政权形式,对城市进行全面地接管。在这些被军事接管的城市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实施军管。
会议通过有关决议。1948年11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依照各地实行军事管制的经验,向各中央局、分局和野战军前委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和《在新解放城市不应过早取消军事管制等问题的指示》,指出了必须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行军事管制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指示详细地规定了军事管制的内容、形式、期限和取消军事管制的批准方法等。
在这两项指示中,为了使军事接管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其中文件提出城市实施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收缴他们的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各级负责人,登记后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没收的官僚资本;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整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在工人职员中,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学生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指示指出:在这些工作及其他工作做好以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团体及群众团体进行正常管理城市的工作,而在这时才能撤销军事管制委员会。
军管会是一个具有强烈军事色彩和具有临时过渡性的人民政权的最初形式,它不仅具有军事功能,维护社会治安,安定秩序,稳定人心,而且在新解放区做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工作,而毛泽东本人也为城市接管工作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接管城市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办法和意见。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制定的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和规定的纪律,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协助地方党政人员对城市接管之前都作了周密的准备,并对将要接管的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保证尽量小地干扰当地人民正常的生活,同时保障人民的安全和生产。
新解放城市的军管会成立后,立即张贴各种布告,召开各界进步人士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方针、政策,稳定人心,并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法和事先确定的分工,对城市中原有的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全面的接管。
在接管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一边忙于解散反动政权机关、反动党团,肃特肃匪,收容散兵游勇,以及取缔封建会道门的活动,以安定社会秩序;一边忙于解决接管城市的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等基本问题,同时没收官僚资本,打击投机资本家的不法活动,稳定市场物价,党和政府还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家作斗争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两大战役。并协助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图把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扭转过来。
军管会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军管会在收回国内不法分子特权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权和利益。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接管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重视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后的具体接管工作,而且尤其着眼于解决在接收的同时怎样经营的问题,他曾多次提到不但要把企业接收好,还要把企业管理好。
日理万机的他仍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电,指出: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托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
毛泽东不仅宏观指导了接管工作的进行,把握了城市接管的方向,而且还在具体细致地提出一些科学有效地政策,如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而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平、津之后,毛泽东具体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来指导平、津经济工作。为这些大城市复杂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和贸易的内外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针,使经济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毛泽东不仅从政策上对军管区的各项活动予以指导,他还亲自领导了西北、华东和中南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组建工作。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军事管制的实行,避免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旧政权的交替,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可能产生的动乱和破坏,保证了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和生产事业的恢复,为将来建立各地方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2逐步建立地方各级民主政权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为了稳定新开辟的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实践毛泽东民主建设思想,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民主建政逐渐由口号转成了行动。
在大区一级,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各战略区域和中共中央派出机关(中央局)在全国各大区域内实施有效管理的格局,全国共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地区,其中华北和东北都是老解放区,军事行动早已结束,土改已经完成,并分别召开过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将冀鲁和晋察冀两区合并建立华北区,并决定在华北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作为华北临时统一的最高行政机关。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由董必武等27人组成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9月6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董必武为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在体制上采取“议行合一”,它既是华北大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又是该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
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模式,东北人民政府随之产生。1949年8月26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出由高岗等41人组成的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27日,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高岗为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东北人民政府在体制上同样采取“议行合一”,既是东北大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又是该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
而在新解放区,由于直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条件尚不具备,因而各大城市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一具有过渡性质的政权,地方人民政府是由上而下委任人员组成的。随着军管区社会秩序的逐步趋于稳定,以及人民生活日益正常化,召开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步骤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政府的任务就是提上了日程。
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军政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军管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毛泽东极为关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问题,狠抓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中心环节,从1949年8月至12月间,共起草了关于召开各地人民代表会议文件多达19件之多,提出了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指导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
毛泽东尤其重视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工作,他指了,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如果全国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会来,而且能开得好,那么就会对中国共产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的工作,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各地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还没有形成经常的制度,它是在还没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起着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它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而是由各群众团体推派和政府特邀。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具备和经验的积累,逐渐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时的人民代表会议,不仅听取和讨论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对重大问题做出决议,而且选举产生该级人民政府的负责工作人员。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制定和通过《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通则规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责。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