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修改稿。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是干净全部彻底地消灭敌人，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接受美蒋反动派的“和平”建议，使革命半途而废，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号召全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反动派“分江而治”的阴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他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才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毛泽东用农夫与蛇的寓言，深刻地告诉全党，对美蒋的“和谈”阴谋不能抱任何幻想，必须准备斗争，“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
针对美蒋反动派企图从内部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毛泽东提醒全党要分清敌人，明确指出，“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在此问题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什么走‘中间路线’”。毛泽东最后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的这个新年献词深刻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暮穷途的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最高统治，从桂系手中夺取“和平攻势”的主动权，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手法，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声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功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同时蒋介石又表示：如果共产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谈诚意，自不能不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别无他途，尤其是京沪地区为政治中心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这个文告的核心是要维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权。在发表《新年文告》前后，蒋介石加紧进行战略部署，加强长江防务，同时拟定了利用“和谈”机会在江南组建200万军队的计划。
蒋介石的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月5日，为了揭露美蒋反对派的“和谈”阴谋，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声明，对蒋介石提出的“和平条件”进行了逐条批判。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国第一号战犯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然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和平条件”进行了深刻的批驳，指出，“无害国家的独立完整”就是说“‘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实质上就是“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实质上就是“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实质上就是蒋介石剩下的一百多万军队“务须‘保障’而且‘确实’”。“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实质上就是“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最后，毛泽东对蒋介石在文告中所说的“京沪决战”作了辛辣的嘲讽：“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毛泽东将蒋介石的“求和”阴谋驳得体无完肤，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他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他首先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必须承担全部内战责任，然后概述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半内所取得的成就，指出，“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而蒋介石提出的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人民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毛泽东严正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1949年初，毛泽东(左六)与周恩来(右一)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西柏坡的合影。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就要承认上述条件。毛泽东还告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毛泽东的声明，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与斗争的灵活性的统一，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斗争的主动权，同时戳穿了蒋介石的“和谈”阴谋，给其以致命的打击，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5人于1月22日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热烈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斥责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
1月19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发表决议，说：“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祈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五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这与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是不一致的，证明他们没有和平的诚意。为此，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对南京政府行政院的决议作了评论。严正指出：“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视中共一月十四日的建议，而且直接推翻了伪总统蒋介石一月一日的建议。”质问南京行政院：“你们的‘总统’把‘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五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继而毛泽东指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做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一针见血地痛斥了蒋介石的阴谋，使南京行政院不得不于22日推翻了19日的决议。蒋介石也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头一个回合破产了。
2会见米高扬
1949年1月31日凌晨，一架苏联军用飞机在石家庄机场降落。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走下飞机。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派到中国与毛泽东进行会晤的。同行的有在东北铁路局任顾问的格瓦洛夫，以及翻译柯瓦廖夫、警卫员共4人。
前往机场迎接的中共代表师哲和汪东兴热情地迎上前去，随后驱车陪同米高扬一行赶往西柏坡。
米高扬一行于午后1时许抵达西柏坡。一见客人们来了，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握着客人们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接着，毛泽东就请客人们到了他的住院里，周恩来请客人脱下大衣，警卫员们立即端水递茶，并请他们洗脸，稍事休息。
毛泽东对客人们说：“从石家庄到西柏坡的路程虽说不算远，可是很难走。早就提出要修这条路，因为打仗，一直没有人力、财力修这条路。只能先打仗，再建设了。”
这时，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等介绍了每位首长，接着大家亲切地交谈起来。
米高扬首先转达了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问候和祝愿，接着呈上斯大林赠送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然后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
毛泽东微笑致谢：“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原来，早在1948年4月，从陕北刚到华北的时候，毛泽东就准备到苏联去和斯大林就中国革命的问题面谈，交换意见。可到了5月份，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准备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听取我方的意见，毛泽东这才取消了苏联之行的计划。
米高扬对此事作了解释：“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在中国境内，路程遥远，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考虑到安全的问题，从中国境内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利，也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同志不主张您到苏联去，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您及中共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点点头道：“很好，我们很想同苏联同志谈谈，使你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同时也想听听你们的宝贵意见，这样一定会有好处。”
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一定会向他如实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然后，双方开始各自介绍本国的一般情况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势，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估计，彼此交换了看法。
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说这个政府，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等代表。既有广泛性，也有代表性。这是根据中国革命长期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特点，而自然形成的。中国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士为革命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
交谈了一阵子，周恩来插话道：“你们远道而来，路途也不好走，疲劳了。现在吃饭，晚上早些休息，明天下午再谈怎么样？”大家都表示赞同。
晚饭很丰盛。有滹沱河里的鲤鱼、河北的烧鸡块，还有杏花村的汾酒、宣化的红葡萄酒。西餐有猪排、牛排、肘子肉、煎鸡蛋、沙拉等，还有黄油和面包。
大家入坐之后，毛泽东首先举杯向米高扬等客人敬酒：“对你们远道而来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感谢。”
刘少奇、周恩来也起身向客人敬酒。
大家边吃边叙，气氛很热烈。
毛泽东见米高扬兴致很高，就招呼说：“吃呀，吃呀，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夸赞地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很高兴，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第二天，双方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一连谈了三个整天，涉及许多问题。
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我们对待蒋介石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还谈到面临的一些问题。即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取得胜利后的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军队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