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撰写的《创刊宣言》慷慨陈辞：“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挡。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在这种急流狂转的思想解放形势面前，毛泽东以革命者的战斗姿态向同胞们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宣言的发表，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勇于反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精神。他以辛辣的笔调，雄辩的事实，揭露旧中国的落后，以激励的语言描绘着未来中国的希望。他沸腾的政治生活，可以说由此开始。
《湘江评论》创刊伊始，能够为刊物写文章的人不多，毛泽东虽然约请了一些人，但每到刊物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够集齐或不适用。于是，毛泽东便自己动手开夜车赶写。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应该是第二期至第四期连载的长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这也是他对改造国家挽救社会的中国革命所作的新的探索。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先从近现代西方革命形势说开去。他说：“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前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其原因在于“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贵族、资本家人数很少，他们所依靠的武力、金钱、知识这三种手段，在广大民众携手联合起来的时候，也可以转化为平民所有。例如：“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由此可以推论辛亥革命的失败“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房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而五四运动则不然，“我们已经得到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
文章还具体谈到了民众大联合的方法，他说：“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由许多小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入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相信只要人民觉醒，积极地组织起来，就能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战胜一切困难，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中国的革命要想取得根本的胜利，只有依靠民众的大联合，这已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证明了的。他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他由此号召说：“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积极进行！”
由于《湘江评论》以它大无畏的革新精神，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从而受到了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就抢购一空，随之又加印了200份，依然供不应求。所以，从第二期起，《湘江评论》每期印5000份，不仅行销湖南，而且很快传播到武汉、广州、成都、北京、上海等地，反响非常强烈。
李大钊、陈独秀看到《湘江评论》后评论它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份刊物。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上着文，对《湘江评论》予以介绍：“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湘江评论》的长处是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的文字。”北京的《晨报》也称《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魅力非常充足”。全国各地的重要报刊纷纷转载这篇文章，《新青年》、《星期评论》和《湖南》还特别推荐了这篇文章。
一时间，《湘江评论》以它丰富深邃的思想，豪迈奔放的气概，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反帝反封建，探索中国未来命运的影响巨大的刊物之一，对湖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驱张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许多青年在看了《湘江评论》之后，毅然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湘江评论》的巨大影响和它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最终引起了军阀张敬尧的恐慌。他没有想到舆论武器的冲击是如此的让他胆战心惊。他觉得不尽快把《湘江评论》扼杀在摇篮里，它的壮大将直接影响到他的统治。因此，在《湘江评论》存在了短短的一个月后，张敬尧就气急败坏地把它查封了。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战斗。此后，他又积极组织成立了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并接手主编湘雅学生会办的《新湖南》，作为他进一步宣传新思想的阵地。
此时的长沙已经沸腾了，湘江水掀起了滔天的巨浪，张敬尧再也压制不住民众的革命热情。他们手挽着手，高呼着口号，走上了街头，一场民众觉醒的爱国运动已开展得如火如荼。
3、受陈独秀启迪最深
毛泽东1936年10月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1920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陈独秀。毛泽东在对斯诺回忆五四运动前中国进步团体产生的时候，曾经谈到这样一段话：“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新青年》杂志是由原一师老师杨昌济北上受聘于北京大学后寄给毛泽东的，他读到这个杂志后便成为它的热心读者。它所表现出的强有力的冲破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解放思想，热情颂扬民主与科学的主张，打开了毛泽东沉闷已久的胸怀，而其主编陈独秀的战斗精神和人格力量更受到毛泽东钦佩。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正是他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引进中国社会，并号召青年起来以自主、活泼、进取的精神冲绝封建的迷信与虚伪，真正使中国人的生活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毛泽东1918年8月到北京开展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时候，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成为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在图书馆出入的新文学运动的着名人物中，自然也有陈独秀，毛泽东也就有机会和陈独秀有过不多的接触。虽然毛泽东在此期间对与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着名人物的交往多少有不很愉快的记忆，但同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交往则是对他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甚至评价陈独秀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其实，陈独秀对毛泽东的了解也不仅限于图书馆助理员这样一个小角色，早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就刊登过由杨昌济转来的一篇叫《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对那位“二十八画生”还是有着深刻印象的。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主动向陈独秀介绍新民学会和勤工俭学等情况时，陈独秀也就恍然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助理员就是《体育之研究》的作者，两人的谈话自然也就亲切了许多。陈独秀对湖南的情况了解不多，当听到勤工俭学湖南来的人最多，很是感叹。他对湖南，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也就发生了兴趣。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主要是在湖南发动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和组织出版《湘江评论》，对运动中的陈独秀他是这样评价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号召民众斗争时，被北京警察厅和步兵统领衙门便衣密探逮捕。陈独秀的被捕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群情激愤，声援之声四起。毛泽东立即在湖南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营救文章，在这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两千多字的文章中，毛泽东先向读者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的经过及各方营救的情况，然后以激越的文字热情赞扬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
他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人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中意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是非常高的。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启迪由此来看也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仔细比较陈独秀在新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所陈述的学术及政治观点和毛泽东此期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多篇文章所提倡的各种主张，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时虽对各种思想尚无定论，但陈独秀、李大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影响毛泽东的重要思想之一。
1919年2月，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的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毛泽东在为驱张运动紧张忙碌的同时，他的活动却不仅仅限于驱张，他是把驱张放到整个社会改造的大框架中去思考，他更多的是在思考整个社会的改造方案。
当时，整个知识界正提倡一个新村主义的实践，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都对这一运动给予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对此也发生了兴趣。因为在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曾同蔡和森等人进行过这种半工半读、相互协助的试验。显然，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这种工读互助团的组织与他早先所进行的“新村生活”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一到北京，毛泽东就专程拜访陈独秀就工读互助团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然而，由于这种生活离现实的社会脱离太远，空想的成分太多，工读互助团像昙花一现一样很快就结束了。此时正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重要转变时期，又一次告诉了我们陈独秀对他思想转变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回忆说：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
1、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受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接着，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文章，驳斥胡适的观点，指出研究问题离不开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都是适应的。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问题研究会”章程。邓中夏收到后，将其全文刊登在10月23日《北京大学月刊》上，并附上启事，“我的朋友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月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在北京逗留期间，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
《章程》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构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第二条，从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伦理道德等方面，列出一百多个问题，作为研究的项目。第三条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第四条规定，问题不论大小，只要带有“普遍性”意义，即可提出研究。第五条规定：“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第六条指出：“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系现代人生者。然在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重之问题。”从这个简章看，当时的毛泽东既有胡适的影响，更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他不同意胡适不要主义指导的一个个问题孤立的研究，而赞同李大钊提出的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的观点，要研究问题，必须先研究主义，必须以主义为指导，必须与实地调查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