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1、运筹留法勤工俭学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同年，毛泽东的母亲去世，他也就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
1918年6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此时的中国正处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改造应该从何入手？新民学会应该如何发展？一直是毛泽东思索的问题。
在两个月前新民学会成立时，多数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像毛泽东一样面临着毕业，谋求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尽一份力，成为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为了探索光明的道路，毛泽东于1918年6月同蔡和森、张昆弟结队而行，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进行“新村生活”的尝试。
尝试失败后，新民学会的不少会员认为，湖南的政局混乱、军阀更迭、教育落后，而世界的发展变化又是如此迅猛，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察总比在相对闭塞的湖南要好得多。所以，他们一致赞同向外发展。
毛泽东是同意会友们的上述分析的。他曾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实际上，早在新民学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打算过出外留学。据1918年3月31日毛泽东的同学萧三的日记载：“二兄来坐已久……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计划是让罗章龙先去日本投石问路，然后再图谋发展。为什么要去日本呢？因为那时有种看法，认为日本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和武昌起义都受到日本的影响。其次日本是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地带，维新早，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早。为此，到了4月下旬，新民学会成立没多久，罗章龙就启程往上海准备为新民学会打前站。然而，罗章龙在上海却听到了日本发生的迫害中国侨民的事件，为安全起见，他们的计划中止了。
但没过多久，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给毛泽东寄来一封信，信中告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筹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希望毛泽东等人能利用此次机会把湖南的勤工俭学活动搞起来。毛泽东看后非常兴奋。他马上召集蔡和森、萧子升、萧三、何叔衡、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商讨“向外发展”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对学会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条积极的出路，学会应尽快准备，并责成蔡和森“专负进行之责”。
蔡和森很快就来到北京了解情况，他经杨昌济的介绍，拜访了蔡元培，然后写信及时地把有关情况通报给在湖南的毛泽东，信中还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张昆弟、萧子升、李维汉等25名青年由长沙出发，经过4天的长途奔波到达了北京。由于毛泽东等人在来京之前已在湖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准备，随后陆续到达的湖南同学就有四五十人之多。但由于北京的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不充分，大家到京后一时无法赴法，一部分人开始出现急躁情绪。毛泽东形容当时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所以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
毛泽东一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安慰大家，一面频繁奔波于有关方面寻求解决的办法。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还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为解决赴法的路费问题，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找到了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章、杨为同乡至交，又同在英国、日本留学，所以章士钊便亲自出面恳请湖南督军谭延闿给予这些立志建设国家和湖南的有为青年资助，谭延闿为表示自己的开明态度，拿出了3万元。毛泽东从章士钊处得到此资助后，便同蔡和森将这笔钱分成1600元一股，分予学会的会员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罗学瓒在一份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据毛泽东本人回忆：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着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而且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又给贼偷去了。哎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发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笔钱，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提供了一笔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当时留法已经成为很热烈的运动，长沙的报纸不断地鼓吹，教育界也大力推动，湖南的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高潮。1919年到1920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1700多人，湖南籍的学生就有430人之多，为全国之冠。在湖南不仅年轻人要去，连教了20多年书、已经43岁的徐特立和年已50多岁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也要过海去当“老学生”。毛泽东是完全有条件出去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后还来信恳邀毛泽东赴法，但毛泽东留了下来。
首先他通过对中国现实的考察，深思熟虑后决定暂留国内研究中国国情。1918年秋到1919年春的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开阔了视野，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对于种种学说、种种主义，还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的探讨。
毛泽东认为：新民学会向外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但长沙是学会的重要基地，学会的基础应立足于长沙。所以，学会有限的人员应做合理的分配，过多的人去法国留学，学会便没有了后方。
为此，他曾劝说罗学瓒、何叔衡、陈昌等人立足于本国的教育工作，培养更多的人才，不必一定出国。
至于如何求学？毛泽东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以下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捷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际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有可以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功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在出国的问题上，毛泽东通过冷静的思考和分析，还是决定留在国内，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社会。
这时，西方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纷至沓来，毛泽东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我正在寻找出路。”
2、结识李大钊
毛泽东不知疲劳地为勤工俭学活动忙碌着，起初他住在老师杨昌济家里，但随着勤工俭学活动的不断扩大，毛泽东与许多会员的联系频繁，住在杨家需要往来奔波，实在不方便。所以，毛泽东便同蔡和森、萧子升等8个人一同搬到了位于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小院内，虽然开会、联系方便了，但生活上却清苦了许多。“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了北京。出于某种原因，毛泽东没有如老师杨昌济希望的那样去报考北京大学，毛泽东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老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
当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广泛传播，北京大学日渐成为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战场，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而北京大学图书馆则不仅有各种思想的学术书籍，而且那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学界名流也经常光顾图书馆查阅资料。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自然不想放过接近他们的机会。但是“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着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语。”
李大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有识之上都拒绝毛泽东的，而最为接近也最为器重毛泽东的就是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在中国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自然给了毛泽东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天安门前发表了他着名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毛泽东专程赶到广场聆听。其后，他又认真地阅读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对毛泽东给予尽可能的支持，往往在工作之余，两人就现实问题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的思想和非凡的抱负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鼓励毛泽东努力接受新思想，并介绍他参加了北大进步学生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毛泽东曾说：“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那时，毛泽东特地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毛泽东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7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3、拒包办、倡自由
毛泽东曾在1936年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过他鲜为人知的婚姻，他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我们说当时毛泽东的心态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和与一般世俗之人有所区别的高傲，但也是对旧式婚姻及伦理道德的义愤与反叛。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讲到这位14岁娶的结发妻子惟有一次，而且也不过寥寥几十个字。因此，我们尚无从知道这位比毛泽东大6岁的罗姓女子的详细情况，但她在毛家生活了几年之后便去世了。对包办婚姻的切肤之痛，使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期间，对封建的纲常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大声疾呼：“以后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在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情厚深，尽可以自由配合。”
由此，毛泽东对自由的、以真正感情为基础的婚姻非常向往。
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和向警予率先将这种新式的婚姻观付诸实践，他们在法国发表了一篇“向蔡同盟”的宣言，宣布他们的结合是以革命理想为目的的爱情结合。这一消息对毛泽东震动很大，他对“向蔡同盟”钦佩不已。
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中说：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作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
也就在此后不久，当毛泽东在北京为勤工俭学奔波，过着“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的清苦生活时，他却以别样的情愫描述道：“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