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及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泽东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
写过《还是杂文时代》的罗烽，把他来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交毛泽东审阅。6月12日毛泽东亲笔回信，对他既鼓励，又批评，希望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这对推动作家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6月中下旬，文抗和文协先后召开四五十人参加的座谈会，许多作家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的作家们还不可能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地、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因为整风运动还在进行中。座谈会刚结束不久，艾青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回答他：目前还是“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再到前方，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因此，一段时间内，作家们还只能是在整风学习中一面反省、一面探索，创作和演出大众化的作品，挖掘和运用民间已有的文艺形式，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文娱活动，这成为文艺家们的第一步追求。
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分别由张仃、艾青、鲁黎等负责编辑。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诗歌到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这些活动和主张都表明了文艺家们对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积极态度。到1943年春节期间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
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为群众演出《兄妹开荒》。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毛泽东称赞他们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之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由鲁艺到各剧团、各机关学校；又由延安到陕甘宁边区，由陕甘宁边区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扭秧歌和演秧歌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喜爱而且积极参加的艺术形式。
毛泽东对大众化的秧歌运动极为重视。在1944年3月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特别称赞了秧歌剧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广大的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群众，真正的反映经济、政治，这就能够有指导作用。”他要求多组织秧歌队，一个区至少搞一个。恰在这时，艾青根据他在中央党校领导秧歌队的体会写了《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对如何创作秧歌剧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论述。他认为：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与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5月，他专门写了一封信，赞扬文章“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建议除在报上发表外，还可印成小册子，以起“教本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艾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一些改动，不久就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又出版了小册子。
1943年3月，延安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就掀起下乡运动。此前，一些作家已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群众，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1943年2月，文化界200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古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他的木刻拿到大后方展出，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轰动。
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尤以陈云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作党员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指出：绝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而应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
这次动员会后，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号召，并很快见诸行动。他们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延安各剧团也几乎全部下乡巡回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阔的新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根据地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毛泽东以欣喜的心情关注着作家们在新的创作道路上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
毛泽东观看了京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提出有关戏剧改革的问题。1944年初，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观看后很快写信向他们“致谢”，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同年6月，丁玲、欧阳山在参加边区合作会议后，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两文。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泽东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毛泽东不止一次表扬丁玲，说她下乡，到群众中去，写出了好的文章和小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消息。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4月，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何其芳、刘白羽奉命随同前往，作大后方文艺调查工作，并负责向那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介绍座谈会和整风情况。他们遵照周恩来的安排，到重庆后首先找到郭沫若，向他作了详细介绍，然后由郭出面召集座谈会，介绍和学习《讲话》内容。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发表文章或谈话，畅叙体会，表示共鸣。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夏衍对延安的秧歌剧十分赞赏，他认为30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
《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有了《讲话》的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国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