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延安文艺界整风
1、座谈会前的延安文艺界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运动，涉及党的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也包含其中，但是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泽东分管。
毛泽东在延安。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党中央没有做过详细统计。1944年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中间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投奔光明而来。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创作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极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便利条件。
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每当毛泽东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
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文艺家们的巨大鼓舞。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泽东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有摆大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泽东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一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泽东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正如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主要是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在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这样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这种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列举的观点，有的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的，有的是作家们在同毛泽东交谈时说出来的，有的则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尤为明显：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尚。《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泽东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这一问题的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党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上述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毛泽东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并且与他们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泽东、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100余人。大会由凯丰主持。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1942年5月，毛泽东等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人员合影。在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有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
毛泽东做完“引言”后，就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推着萧军，笑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地走上讲堂，作了《对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的发言。接着，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
1942年5月，毛泽东等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人员合影。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40余人集会，讨论戏剧发展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问题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泽东“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泽东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