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整顿三风
1、1942年的全党整风
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思路是从号召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入手，联系历史和现实，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风首先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后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内容由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随着高级班普遍建立，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已有半年，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原则和历史问题基本取得共识，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因此毛泽东认为，在1942年开展全党的普遍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就必要性说，毛泽东认为，自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进一步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在1941年受到了很大损害；加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断绝八路军的粮饷和其他供应，加紧对边区封锁，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致使1942年、1943年两年成为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如何克服困难？除了实行生产自救、发展经济、精兵简政等政策外，就是开展整风，训练干部，一方面使他们振作精神，正确对待困难；另一方面整顿不好的作风，以迎接未来的光明。
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状况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成百上千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到1942年初，全国共有党员80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游击队)有57万，大部分是抗战以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全党新党员、新干部占90%。他们没有经过内战，没有参加过长征，不熟悉共产主义的许多道理，不懂得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有不少人读了几年书，但只记得一些教条，不懂得马列主义是什么。
因此在全党，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甚至还很严重，很多人自由主义思想也相当浓厚。这就需要加强内部教育，转变作风。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一两年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那么，“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这个意义非常之大，我们这些学习好了的干部可以反对黑暗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都是全国性的”。
从客观条件看，毛泽东认为，无论在延安还是全国其他根据地，让干部在一段时期集中学习、整风也是可能的。自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两党的军事磨擦有所减少，两党的政治关系有所松动。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不得不有所变化，总的趋势是有利于国内局势的缓和，新的反共高潮在短时间内发动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也相应地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上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烦急，以争取一个积蓄力量、巩固内部、训练干部、开展整风的外部环境。”
广大干部的群众性整风运动分两大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整顿作风，检查思想，按毛泽东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整顿三风就是要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完全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个阶段持续了一年多。在整风检查过程中出现了王实味的“托派”、“特务”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不纯的问题，引发出对干部队伍成份的怀疑，于是从1943年4月开始，整风运动转入全党性的审查干部、清理队伍阶段。这一阶段进行了半年左右，直到1943年9月以后党的高级干部重新讨论党史路线问题才基本结束。
在思想整风阶段，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和8日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整风动员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4月3日，中宣部做出在延安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整风和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最初为18个，后增至22个)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以后，思想整风阶段基本上按照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和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每个小阶段大致4个月左右时间。
在延安参加这一段整风学习的干部就有1万多人。为了加强对延安整风学习的领导，也为了领导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日常工作由康生具体负责。总学委下按各系统设分区学委会，领导延安各系统的整风学习。总学委还承担解答各方面提出问题的工作，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王若飞、陈伯达和胡乔木一起参加这项工作。
毛泽东对干部的思想整风抓得很紧。在整顿学风阶段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在5月2日至23日，他多次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二是从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错误思想的揭发转变为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延安城的一件大事，对后来整风运动发展为审干运动有直接影响。毛泽东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在整顿党风阶段，最重要的是长达88天(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的西北局高干会，它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
毛泽东除在开幕、闭幕之日到会讲话外，还用两天时间专门结合中国共产党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此外还为大会写了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由贺龙在会上传达)。这个会议对纠正党内闹独立性现象，反对地方工作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军队工作的军阀主义倾向，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确定党政军民各项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讨论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问题，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整顿文风阶段，主要是检查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党八股作风。
由于前两阶段解决问题较为深透，这一阶段进展颇为顺利。毛泽东在1943年6月致彭德怀电中对整风运动各阶段的内容及各环节的相互关系作了一个简明的概括。他说：“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写一次反省笔记。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最后则发动坦白运动，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在此阶段内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如能真正做好整风，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毛泽东的这个概括是比较客观的。尽管各地整风运动的实际进展状况参差不齐，但它表明了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和要求，进而便于了解整风运动的基本过程。
2、作《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
毛泽东于1942年11月21和23日两天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不仅是党风学习阶段的重要讲话，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文献。他对“十二条”讲得很详细，一条一条地联系我们党的实际状况进行阐述，思想很丰富，语言也很生动，大家很受教育。其主要内容有：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大会上讲话。(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个方面说，是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斗争的历史。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党的活动是没有理论的，只有他们才有理论。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当前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这就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斗争。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我们党就大大地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就能化得更好”。这个意见，毛泽东在党内讲过多次。以后，凡是强调学马列时，毛泽东几乎都要讲这个意见，并开列书单。
(二)党的决议、政策正确与否，只有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针对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轻视实践的“唯书、唯上”倾向，充分地阐述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个观点，后来在延安的不少讲话中都讲这个观点。比如1939年4月下旬，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讲我们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时，毛泽东批评国民党的宣传说：有些人散布“共产党信仰的三民主义是假的，只有他是真的”，然而到底谁信仰三民主义是真的呢？要分清就要有一个标准。布用尺量，只有在这个尺的度量下才能分清谁真谁假。马克思主义者量一切东西的尺，就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标出一切是非。他说：“我们一查，这些人嘴上挂了很多三民主义，其实是空论，根本不实行。只有共产党真正信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且是真正实行的。”一个颇为深奥的哲学道理，经毛泽东用如此生动的比喻一讲，连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干部都明白了。这也是他讲哲学问题惯用的方法，即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生动化。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次，当他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第四条，“必须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时，又发挥了该思想。他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证明的。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和宣言，而在他的行动。”这个观点可以说贯穿毛泽东思想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