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话》之后不久，也就是在1942年6月和1943年4月，周立波先后发表《思想、生活和形式》和发表的《后悔与前瞻》，在这两篇文章中，周立波按照《讲话》的要求，对自己的思想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在《后悔与前瞻》中，周立波以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话语，剖析了自己的思想根源上的落中性，并声明要与过去进行彻底的告别，“为了彻底的改造自己，为了写出真正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好文章”，同时也为了在创作中真正达到《讲话》的精神高度，周立波强烈要求“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周立波：《后悔与前瞻》，《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而在《谈思想感情的变化》中一文中，周立波又对自己在《讲话》之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清算式的自我批判。“在整风以前，延安的一些学校机关的政治学习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有着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而为了教学，我又阅读了许多西洋古典的作品，不知不觉之间对这些东西有些迷惑。”“在鲁艺教课期间，我也曾经到过延安的乡下，但没有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语言、生活和劳动，不懂和不熟，象客人似的呆了五十天，就匆匆地回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周立波：见《周立波选集》（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仔细分析周立波的自我反思，笔者以为，这正是对毛泽东《讲话》中以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最佳注脚。而周立波作为这一批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其后来创作的革命转向也就不难理解了。陈涌在研究中曾经写道：“决定立波同志以后整个发展道路的，显然是毛泽东同志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显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使立波同志本来的革命本能，本来的单纯、真挚的性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他的可贵的品质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和力量。”[陈涌：《我的悼念》，见《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在陈涌看来，经过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周立波从理性上认识了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倾向。也正是如此，周立波才要求到王震所率领的南下部队，去经历第一线革命生活的生死考验。这也正如周立波自己所言：“在这种紧张的生死斗争里，我对于战斗员和指挥员们，都感到特别的亲近、挚爱和钦佩。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了，心也连在一起了。”[周立波：《周立波选集》（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周立波相信，自己只有认真贯彻毛泽东所指示的新的文艺运动的方针，真正融入到工农兵大众中去，才能彻底改造自己，才能真正解决自己文学创作中“为人民服务”的最终目的。而周立波后来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其实也是他受《讲话》影响后的革命创作情结的反映。
二
作为延安《讲话》的亲历者，周立波遵照“讲话”的精神，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自觉地融入了革命情绪，并有意识地用一种政治的视域来解释生活矛盾，用一种革命理念来经营文学的内在意识，从而突显文学创作的政治效果和教育功能。而《暴风骤雨》就是受“讲话”精神影响下而产生的革命叙事话语。
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以来，对革命和政治的阐述成为革命文学的主要姿态，而周立波以革命者的身份积极响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讲话》里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始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从生活体验里，也从创作实践里，我领会到，这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石名言。”[周立波：《周立波选集》（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也正如如此，周立波主动到农村去，并且亲身参与了土改运动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虽然前者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者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次不同性质的革命，但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周立波却始终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姿态，响应时代的号召，并发出了时代的主流声音。
在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前夕，党中央曾发布了一个关于土改的文件《五四指示》，以此来指导东北农村的土改工作。当时周立波被派到东北农村担任黑龙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区委会委员（后任区委副书记、书记）。可以说，周立波并不是以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深入农村的，而是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进入的。这种政治化的革命身份立场，也就决定了周立波的文学创作不可能实现乡村话语的民间化表达。而且，周立波当时到东北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民间调研或乡村文学写作，而是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而这种任务也直接决定了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并不能完全立足于纯文学立场，当时，他走在革命队伍中，感受着革命的要求与时代的气息，而事实上，革命的立场也就决定周立波是自觉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来进行创作的。而《暴风骤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革命话语的宣传，是周立波自觉于革命文学与政治话语的一种努力。
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的革命姿态体现得相当明显。在文本中，作者的革命立场是“土改”运动，这是以革命运动为前提和出发点的。土改运动上是一场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关系着千百万农民的翻身解放和中国革命是否可以取得成功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显然是立足于《讲话》的立场，即要求文学艺术服务于人民，强调文艺的政治标准高于文艺的思想标准。因此，在作品中，周立波突出了运动中党的作用，努力彰显作品的政治题旨，强调文学创作的实际组织作用，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土改，他尤其重视注意用党的精神去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培养农村的革命知识分子，并且认为革命的最终胜利也有待于革命话语在农村的扩展与宣传。可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以一个革命干部的身份所创作的一个政治文本，是周立波以革命精神紧跟时代政治，主动响应《讲话》精神，自愿到农村进行思想改造而形成了一个文本。《暴风骤雨》就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产物，它凸现土改工作队如何组织群众到农村对地主阶级进行革命的运动。也正是如此，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采用政治化的叙述方式，宣传和论证了土改运动的政治合理性他和阶级正义性，农村中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矛盾被简化为敌与友的阶级关系。这是《讲话》所强调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反映，也是革命话语逻辑表达的必然。基于此，可以认为，《暴风骤雨》是周立波立足于《讲话》精神，根据《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人民”方向和“工农兵”方向的一次成功的演练和实践，是力图通过文学反映现实斗争，并力图通过文艺来服务于政治。
这种自觉的革命立场即便是到了解放后也仍然保留于周立波身上，甚至成为了周立波在创作中的一种自觉的革命话语叙述模式。只不过，由于革命背景的变化，解放前的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了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革命性质的变化，周立波创作中的革命姿态也进行了相当调整，解放后所创作的《山乡巨变》，其中的革命姿态就变得相当温和，完全不同于早期创作《暴风骤雨》时的激进。即便如此，周立波的创作仍然是立足于《讲话》的精神和影响，将文艺视为阐释革命话语的空间和方式，并且仍然坚守着革命的叙述立场。如《山乡巨变》虽然创作背景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合作化运动，但在这部小说中，革命仍然是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小说仍然是以革命话语来响应主流政治话语。基于此，笔者以为，不论是早期的《暴风骤雨》，还是解放后的《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姿态始终是革命姿态，叙述话语也始终是革命话语，而这种革命姿态和话语，在某种意义上与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强调的对待政治与文艺的思想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在“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历史背景下，周立波的文学创作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主流意识形态性，而这也成为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后来受到不少学者非议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的话，我们发现，周立波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一方面表征了当时延安文人在《讲话》革命情绪的引导下所普遍出现的思想认同现象，另一方面也表征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和文艺家队伍的规训。从建党之初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与，再到后来的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群的形成以及“革命文学论”的提出与实践，无不体现出意识形态对文艺话语的渗透和控制。而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鲁艺文学阵营的成立使得延安文人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而《讲话》的发表更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这个群体的创作奠定了基调。可以说，从延安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再到新时期文学，中国的文艺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的运用、引申与发挥。而事实上，在这些文艺方针政策的影响下，文学一步一步地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肩负着阐释和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由于在特定时期对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的误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艺批评界不少争论和悲剧的发生。而这，正是我们在探讨《讲话》与周立波文学创作的关系时不得不思考与反思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