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租性通胀是中国通胀的首因
除了需求拉升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的输入性通胀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地租性”通胀。确切地说，中国的地租级差化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进入加速阶段则是从1997年住房制度改革开始的。地租级差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过程。在中国地租级差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重大转变，其一是从无地租到有地租，其次是平等地租向级差地租转变，这两个因素都大大加剧了通胀程度。
中国本身就面临着地租级差化的问题，中国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化就是放大了这一因素。中国GDP七八年才翻1番，而近年的中国房价从1997年改革以来，已经翻了10翻左右，这对通货膨胀将是很大的冲击力。当然房价的上涨与地租（含商业地租和房租）的上涨并非同步，中国也一直存在着房价上涨与房租上涨的偏离，主要表现为房价上涨快，房租上涨慢，但正是这种偏离为日后房租的报复性上涨预留了空间。要么降房价，要么涨租金，如果房价在短期内降不下来，那么租金必然会涨上去，这将是继续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在经典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并没有地租性通胀的概念，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慢，并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一般情况下，地租性通胀不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胀膨胀的主要根源。其实现在的经济学教材中也都没有了地租这一章。中国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地租级差是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没有学者再从地租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这是中国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必须重新提出“地租性通胀”这个概念，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
二、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所致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以中国而论，所谓传统经济部门就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系统，所谓现代经济部门就是现代工商业经济系统。只要传统经济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经济部门就能够以“生计工资”即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劳动成本雇佣工人，而且“生计工资”将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时点上。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当前，中国就处于这样的拐点上。中国的农民工已经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仅仅生计工资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近期弥漫全国的工资上涨也是这个大背景所致。这将是一个推动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
三、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人工成本提高
中国人工成本提高，除了上面的刘易斯拐点的因素，还有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劳动成本归根结底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因为一个工人的工资最终取决于他所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创造的价值越高，工资越高，创造的价值越低，工资越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发展中国家高，因此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也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的非常快，特别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因此中国的工人工资将实现非常大的飞跃式升高。这必然推动产品价格的上升。
通过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深刻的时代大背景，如资产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阶段。可以预见，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存在长期性的高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可以说是不可治理的。就像火山、地震一样，看似来得很突然，实际上都是自然能量多年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的规律性结果。
对于中国这种由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导致的通货膨胀，不能单单从货币政策上做文章，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劳动者收入，让劳动者收入跑赢通货膨胀才是正道。当前政府无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西方国家在处理20世纪的滞胀时也是通过采用“供给学派”的方法，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得以成功的，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中国。
被高估的输入性因素
输入性因素并不能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主因，实证检验表明很多情况下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下游制成品价格却保持相对稳定。如过去几年，石油价格从20美元/桶上涨到100多美元/桶，可下游塑料制品价格却没有同步上涨；再如铁矿石价格上涨了几倍，可汽车价格还在下跌……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传导到CPI之前要过四道关：原材料成本价格传导系数、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企业利润弹性、流通环节利润弹性。原材料成本可以分摊到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企业共同消化。假定原油价格上涨30%，该化工产业链上纵向有10个生产企业，每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或者每个企业利润被挤压3%，就可以消化掉全部30%的原材料上涨压力，这也是上游大宗商品涨价，下游产品价格相对稳定的原因所在。
被误读的货币性因素
我认为货币对物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高估。我打个比喻，一个人身体比较强壮，常识会告诉这我们是长期锻炼的结果，而不是饮食量的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当前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过高，很多人都说是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但没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活跃的良好表现。M2的主要构成是存款，但这些存款中并非真正的居民和企业的原始存款，更多的是贷款转为存款的“派生存款”。中国M2高说明中国贷款活跃，贷款活跃则是经济向好的直接表现，这与货币发行的关系不大。一个经济体如果其投资不活跃，货币乘数过小，即使发行再多的货币，其M2都上不去，当前的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现在并没有将这种良好的经济现象进行正面看待，反而做了负面处理，其实质就像给一个身体强壮的人不断地减小饮食量一样可笑。
当然，中国M2过大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如不同国家对M2的定义不同，统计口径不同，这也是主要原因。中国很多学者经常引用不同国家M2与GDP比例数据也是极不靠谱的数据。M2还与一个国家的融资方式有很大关系。如果是直接融资为主则M2数据较小，但若是间接融资，则M2数据较大。这些都要具体考虑，纯粹炒作一个M2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将货币超发当成问题的根源，于是出现了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这样做很可能让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中国经济硬着陆就会出现很多烂尾工程，其危害比现在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要严重得多。这个后果我们一定要预想到。中国面临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因需求大于供给造成的“价格膨胀”，这背后很可能就是货币少发所致。
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属于需求，如中国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也就是创造了4万亿的需求，中国“扩大内需”的提法也就是这样来的，但实际需求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估计早已突破10万亿，这些都是在正常需求之外“扩大”出来的新增需求。
看完需求，再分析供给。中国供给的扩大主要靠产能的扩张，而产能扩张又主要靠银行的贷款，因此广义货币M2指标则可以作为最主要的参考指标，因为M2的增长速度关系到中国企业产能扩张的速度。因此，可以通过对这两个数据的比较来分别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中国价格上涨的根源。
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而当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比上年年末增长27.7%；
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同比增长23.8%，而当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比上年年末增长19.7%；
2011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5.6%，2011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5.9%。
通过对比以上三组数据，我们看到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一直小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这可以间接说明中国很多基础生产资料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这很可能就是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我们习惯上将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进行比较，因此得出了货币超发的结论；若换一种思路，与投资进行比较，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那就是货币少发。这种货币少发导致了中国生产资料供应不足，从而带动了价格上涨。中国主流的观点是中国面临通货膨胀，但笔者的观点是中国没有通货膨胀，只有价格膨胀。从理论上，中国投资增长率与货币投放增长率的缺口就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不仅要看宏观数据，更要研究结构问题，研究微观经济的变动，从微观层面来讲，中国在生产领域确实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中国当前的价格上涨主要就是这种供给不足造成的。
现实中货币紧缩造成供给紧张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每个破产的企业都代表着产能的下降。即使企业勉强不破产，也可能因货币紧缩造成供给紧张。如在钢铁行业，由于银行贷不到钱，使用“承兑汇票”结算的企业越来越多，不仅贸易商开始向钢铁产业支付“承兑汇票”，就连一些钢铁企业也开始向上游的煤炭和矿石企业使用这种支付工具。钢厂在制订钢材出厂价格的时候，就将承兑汇票的贴现利息计算到出厂价当中，目前在全国的钢材销售额中，有30%左右是通过承兑汇票结算的，导致一吨钢成本上升20元左右。行业内大部分投资项目都已经停了下来。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整个市场供给不足将会导致经济停滞，到时候“滞胀”就真的出现了。
靠提高供给来治理“通货膨胀”并非没有先例。中国价格改革初期的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引起的，后来通过加大对企业的贷款提高供给来解决。20世纪的美国，里根治理“滞胀”的时候，最开始也是采用货币学派的紧缩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的严重衰退，后来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下实行措施后才力挽狂澜。这些都是从供给的角度来治理所谓“通货膨胀”的成功案例，足可以给我们当前经济以借鉴。
如何用供给学派治理“凯恩斯通胀”？
我更愿意将当前中国的通胀称为“凯恩斯通胀”，这种通胀最根本的成因在于需求过大，而非因为货币超发。当前，中国的学者们并没有看透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凯恩斯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现实，论证需求不足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要采取措施刺激需求，才能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和稳定，从而推翻了“新古典学派”的供给能够产生其自身的需求、市场自行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的论点。
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定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取得了一定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但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生产呆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供给）的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1977年，肯普与参议员W.V.罗斯联名提出3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30％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未经国会通过，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的“需求会自行创造供给”的观点是错误的，凯恩斯所主张“需求管理政策”是造成“滞胀”的根源。这是因为，需求增大不一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很可能只是单纯增加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储蓄率下降，这又必然引起利息率上升，影响投资的增长和设备更新，技术变革的延缓。只要需求的扩大超过实际生产的增长，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必然会出现停滞或下降，从而造成滞胀的局面。
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把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归结为刺激需求，这是根本错误的。相反，促进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应是刺激国民收入核算方程式中的生产（供给）方面，强调“供给第一”，于是他们提出要回到“萨伊定律”那里去。在他们看来，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是真理。
萨伊定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供给是需求的唯一可靠源泉，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供给学派论述道：由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所以只要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活动，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至于通货膨胀，那是由于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利息率的升降会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抑制对资本品的过度需求。现在由于政府采取了人为地刺激需求措施，干预利息率的变化，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导致储蓄与投资不能相适应。
所以，只要依据萨伊定律去做，制定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投资增加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生产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样，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就会出现。这个学派之所以称为供给学派，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和凯恩斯相对立的，着眼于供给的观点。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也都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拉弗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因此，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供给学派看来，刺激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征税、规章条例、政府支出、货币措施等，其中征税是最重要因素。因此，税率特别是边际税率，也就是对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增加部分所征税率的高低，更是个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是因为经济主体考虑是否增加活动，主要是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入是否合算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