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经济危机光靠货币政策肯定是不够的，也许需要财政政策，甚至是行政政策。美国两次量化宽松的拯救措施，实际上都被弱势美元政策抵消。量化宽松本身是正确的，如中国从某种程度上也实行量化宽松，其中不同的是美国购买国债，中国则是直接新增货币。同样的方法取得不同的结果，其根本的差异在于中国宽松的货币可以通过投资进入实体经济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美国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量化宽松能够取得成功，这里面有以下几大原因。首先是中国国有企业可以在国家一声令下进行逆势投资，从而将整个经济激活，美国的私有企业则很难做到这一点。退一步说，即使是能做到这一点，美国还有多少可以投资的行业呢？其次是美国银行是私有制，美联储宽松货币最终要通过金融机构进入经济，而美国的金融机构经过金融危机后已经不敢再大胆地将钱借给民众或是企业，因此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只能是滞留在金融机构中，而不能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第三，美国经济是消费经济，是服务型经济，这种经济的恢复首先是信心的恢复，美国如果没有信心的恢复，撒多少钱都没用，还很有可能因通胀预期更打击民众的信心，事实上美国的经济状况也正是这样发展的。
美国的货币学派一直抱怨20世纪的大萧条时没有采取扩张货币的政策。在他们眼里，罗斯福新政是没必要的，凯恩斯主义也是不对的。只要按照他们的“直升机撒钱”方法就能走出危机。笔者并不质疑货币学派的方法有一定效果。因为经济危机期间，货币流动性变差，适当的扩大货币投放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会有助于经济摆脱危机，这在学理上也是站得住脚的。如果20世纪美国采取了这样的方法也许可以让美国早点摆脱大萧条；但是对于当前的美国经济，当下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来救经济都是想当然。因为此一时彼一时。首先美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从产业上已经不再是以制造业为主，而是以服务业为主。从宏观上不再是以投资为主，而是以消费为主。对于制造业和投资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扩大货币投放可以促进经济恢复，如中国就是这种情况。对于服务业和消费来说，在扩大货币投放的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美国经济现在需要的是信心。笔者应该认为，美国当务之急就是在国内实行低息政策的同时，实行强势美元政策，让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然后提振股市，股市财富效应出来后，民众才有意愿消费，这样才可以提振经济。当前，美国的政客们正在执行与经济常识相反的政策。
经济学家的智慧被政治绑架
在美国，民主党代表的是劳工阶层的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了振兴制造业的政策。然而美国的制造业占GDP不过13%，而里面还有近半是军工制造。奥巴马放着占美国经济80%以上的服务业不管，而去振兴制造业，于是出现了美元贬值以及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情况，这纯粹是政治的需要。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不会赞同这样的做法。然而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商品价格提升，反而更不利于美国提升消费。美国现在的经济政策是既不利己，又不利人。
美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复苏，平衡预算，而不是平衡贸易。平衡贸易问题既缓解不了当时，并且与提高美国消费是对立的。因为平衡贸易需要的弱势美元政策，而提升股市、提升消费需要强势美元政策。美国现在在不重要的问题上紧紧纠缠，在重要的问题上却持续失分。
为什么美国会发生城市破产？
经济危机具体可以分为四种：首先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爆发原因主要是科技革命导致产能大幅提高，而民众的收入并没有相应提高从而产能过剩导致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指的经济危机主要就是这种经济危机；第二种经济危机是投机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如美国历史上的铁路泡沫、南海泡沫、互联网泡沫等都酿成过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三种是货币危机，如阿根廷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危机等，这种危机有的是由于汇率高估造成的，如阿根延经济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有的是因为货币币值低估后大幅升值造成的，如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第四种是债务危机，这些危机以前主要爆发于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债务危机、拉美债务危机等。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从分类上也属于债务危机。美国城市纷纷破产则是这一世界性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入的结果，其本质并没有变化。
美国城市破产不是新鲜事。1937年以来，美国有约600个市、镇、县等申请破产；过去30年中申请破产的地方政府不到250个。两年前，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有约15个城市申请破产。从规模上来讲，这一波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尤为严重。这两州的经济规模都超过希腊。由于面临结构性赤字，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经济几乎陷入瘫痪，美国出现城市破产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经济原因，格林斯潘时代的美国实现长期低利率政策，借债成本过低导致政府大量负债，从而为以后爆发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这是根本原因。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则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房产税，而房产税与房价挂钩。华尔街危机后美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政府的房产税收入大幅减少，入不敷出从而发生财务危机。
其次是政治原因。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公务员收入过高的问题。他们的公务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随政党进退，事务官则是常任文官。当代西方中产阶级大量破产，贫富分化严重，民众普遍缺乏政治热情，主要表现就是选举投票率过低，甚至很多选举选民总投票率都不到50%。在仅有的选民中，常任文官的投票热情最高。因此各个政党都将常任文官看做是自己的大票仓，争相向这些公务员允诺各种福利措施，长期以来导致公务员工资过高，机构臃肿的情况。如本次危机中英国的公务员裁减计划高达70万人，目前已经裁剪10万人。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各州及城市也将不可避免。
第三是多党制必然导致政府负债过重，每个政党上台后都拼命借债、花钱，还钱则是下任官员的事情。现代金融市场日益发达，债务融资相当便利，以至于很多政府都过度负债。任何债务都不是免费的午餐，借债就要付出成本。国际上一般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出财政收入的3%，政府负债不能超出GDP的60%”，一旦超出这个比例，政府就失去了还本付息的能力。不少国家或其地方政府其实都失去了还本付息的能力，破产只是早晚的事情，美国百大城市陷入破产危机的原因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本次债务危机是因为高福利，笔者是反对这种说法的。本次世界性债务危机受冲击的基本上没有高福利国家，反而是那些低福利国家。因为政府不遵守财经纪律才是问题的根本，与福利高低并没有直接关系。
为了弥补债务，现在美国各州都在各想招数，只能是冻结工资、将房产税提高一倍，出手城市标志性建筑、文物和博物馆。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县，当地法官敦促市民携带枪支，因为当地治安办公室的一半员工停薪休假。许多地方政府被迫大幅削减预算。在底特律，包括警力、照明、道路维护和清洁等服务的预算，纷纷遭到削减，有多达20%的居民因此受到影响。不久前，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县2/3的图书馆分部可能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关闭。
另外在欧洲，佛罗伦萨、巴塞罗那和威尼斯等欧洲名城同样被债务危机困扰。首先，美国州政府是城市债务危机之火的防火墙。在美国，法律禁止允许州以下城市实行破产，并禁止各州申请破产。各州必须通过削减开支、增税来降低预算赤字。虽然很多州实际上已破产，但最终它们仍必须使收支相抵。因此，可以判定债务危机之火只能烧到市的规模而烧不到州的规模。
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会对市政债券市场提供的补贴和充裕的削减支出空间，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延期支付利息或进行重组债务，不至于陷入债务违约的境地。另外，也会通过提高房地产税收、出卖公共建筑，关闭部分公共设施等措施缩减开支和增加还债能力。
其次，即使是发生危机，对中国冲击也不会太大，我们不必过分的恐慌。华尔街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海外市场商家的“去库存化”，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销售与国内销售有很大的不同。国内销售库存周期短，而海外销售库存周期长，一般为三到六个月。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急速去库存化，导致中国企业在短期内订单数量大减，从而被牵连。2008年年底中国外贸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甚至出现破产情况，都是这个原因所致。金融危机即使发生第三波，其对欧美商家的心理冲击要远远小于第一波，因此像之前那种大规模的“去库存-补库存”经济周期现象不可能再次发生，因此中国不会因此受到太大冲击。
总之，这是一次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它不会很快过去；而且现在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面临着长期的“去债务化”的重任，这些风险只能由他们自己慢慢消化。从长期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中国现在要做的还是要是尽快开发国内需求以及新兴市场。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的政治行情？
财经行情事事都有根源，只有没有看透的行情，绝对没有毫无缘由的行情，贸易数据的变动，货币汇率的变动、股市的起伏都是如此。这种变动如果从经济基本面上不能找到原因的话，那基本上也可以从技术面或是心理面上找到原因，如果这些还不能解释的话，那必然是政治因素在作怪，我们上面所说的几个关联项目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面的政治行情就是美国政治家们对中国货币汇率的态度，如果继续深挖的话，我们还会发现这背后还有美国的执政党因素、选举因素等，如果将视野再拓宽一些，我们还可能发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因素，当然笔者无意在这里进行展开。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政治行情，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投机获利路径，那就是：投机者首先预期到人民币即将升值的时间点，然后将投机资金以贸易顺差的形式进入中国，于是有了贸易大幅顺差，而只投机于人民币升值，显然还不符合投机者的胃口，如果能顺带着在股市上快进快出地赚上一笔，岂不是更妙，这就需要做空中国股价，于是就出现了人民币升值之前的股价下跌。而人民币升值之后，投机者们就会获得人民币升值与股市投机的双重收益。这听起来像是阴谋论，但哪个投机不是一场商业阴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金融投机本身就是个高智商的活儿，其次是暗地里下注的，这都符合阴谋的定义。我们一直都在谈的热钱套利，其实就是这样操作的。
对于投机者来说，投机本身不是难事，关键是机遇难得，而且要确保是机遇而不是陷阱，也就是以上所说的投机链条如果能够形成闭环的话，关键的就是人民币会升值，并且在重要时点快速升值，再加上投机者能吃准这样的时间点，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那么就可以构成一次完美的投机，相反就可能是陷阱。如本来海外投机者是压人民币升值的，结果人民币贬值了，那投机就失败了。不幸的是，这样的投机机会总是存在，每年都有那么几次，而且都是朝对投机者有利的方向发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还是现实的无奈。中美在经济政治博弈中，几乎形成了这样的默契，只要美国施压，中国都会象征性地做出一些让步，甚至重大的外交活动时，中国也许会做出一些礼仪性的让步，人民币汇率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海外投机者定期就要割的羊毛。这些时间点也非常有规律，或是美国通过某对人民币汇率方案之前的几天，或是中美举行战略对话之前，或是美国财政部公布半年汇率报告之前等。总之，都非常明显，只要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都会猜得到，更何况是那些精明狡诈的国际投资大鳄呢！
不妨看下这一次次的情形，如近期的中美战略对话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5关口；如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6关口；如2010年9月，美国众议院计划对一项旨在对汇率低估国征收特别关税的法案进行表决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7关口；如2010年6月胡锦涛出席G20峰会前突破了6.8关口，如2008年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了6.9关口，如2008年4月，西方G7会议召开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7.0关口。进入“6”时代，即使我们继续往前追溯也会发现类似的行情，即人民币每突破一个重大关口之前，肯定有一个美国即将对人民币施压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