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在什么时代？
任何时代都有其特征，了解其特征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了这个时代，才可能做出符合时代的决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是如此。
目前，世界早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又一新阶段。因此，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就必须“以金融经济时代”的视角来审视出现的问题。这个时代不同于自由主义时代，也不同于垄断主义时代，如果继续用前两个时代的经济学来指导经济政策，必然会犯大错误。中国需要马上将思维更新到这个金融经济的新时代。中国政府一直主张“与时俱进”，而现在的“时”就是金融经济时代，中国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已经讲得很清楚；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也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关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像他们一样伟大的人物对其进行研究。
先锋学者的思想启蒙
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虽有郎咸平、刘军洛等学者不断对其他学者和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郎咸平甚至放弃了自己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一直在公开媒体上给大家普及金融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刘军洛也一直利用网络新媒体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形势进行极为细致的分析；但不幸的是，中国绝大部分学者的思维并没有彻底转换过来，还是喜欢用一些过时的、没用的思维来分析现实问题，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长期处于失控状态、中国铁矿石长期没有定价权等都是明显的失败案例。
中国的房价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不少专家还在用“供求关系”进行解释，还在高唱“加大供给来平抑房价”的陈词老调。殊不知，房价问题是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房子已经成为与股票、债券、基金等具有相同性质的金融产品，并且现在的购房者根本不用太多的自有资金，而是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杠杆融资。如果不把房价问题当成金融问题来解决，那么房价就不可能被控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破裂。
在中国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的问题上，中国喜欢批判三大矿商的“垄断”。现在，铁矿石的定价问题早已经不仅仅是垄断的问题，而是呈现出了以三大矿商为首的产业资本和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资本共同操作价格的局面。因为铁矿石的长期价格要参考现货价格，现货价格又以期货价格为参考，而期货价格是受金融资本控制，根本不受现实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铁矿石的定价问题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本质性问题，那铁矿石没有定价权的局面将很难被打破。
金融经济的时代特征
自由资本主义是由唯利是图者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贪婪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垄断资本主义是由野心家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操纵、阴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金融经济则完全是由赌徒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豪赌、对赌、席卷、大鳄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这是因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其成本决定，商品的价格围绕着成本进行上下波动，不可能大幅度偏离成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价格已经偏离成本，完全由垄断者控制。这种垄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垄断，另一种是技术垄断。因此商品的价格完全由他们决定，但是垄断资本也不是漫天要价，它还受到供求关系的束缚。但在金融经济时代，价格完全由金融衍生品决定，金融衍生品定价完全脱离成本价值。由于投机分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巨大的虚拟需求，因此就摆脱了现实供求关系的束缚，完全由投机炒作决定。
垄断经济时代的代表为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金融经济时代的代表则是华尔街投行，这从人们对时代英雄的追捧中就可以窥见一斑。10年前人们还非常崇拜那些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但现在人们崇拜的是华尔街投行。10年前无论走到哪里，世界500强企业都会被奉为座上宾，而现在整个世界都要看华尔街的眼色行事。
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首先，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型特征更加明显。全球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不断下降，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这时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全球性。金融经济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又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
全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是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最主要原因，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人们能够为其定价。我们之所以将现在的经济称为金融经济，也就是因为定价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定价体系是市场经济核心的东西。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另外，信息革命也为普遍地参与金融活动提供了便利，如今的金融行业实际上就是信息革命的产物。
不仅是这次科技革命，每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都与科技革命相伴随。第一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郎咸平研究的是阴谋论吗？
对于一个国家，观念的落后比技术的落后更可怕。当前，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刘军洛等学者们研究的不是战略学，更不是阴谋论，而是“经济国防学”。这是一门新兴学科，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我们要支持他们。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国防现实的需要。
对于一个时代，总是少数人站立于时代的潮头，他们最先感知到时代的变化。对于金融经济时代，只有那些金融学教授或相关从业者才可能了解清楚。看看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刘军洛等人的出身就可明晰这一点。郎咸平是研究公司金融的专家，公司金融其实就是华尔街的主要业务，郎咸平的学生大部分也都进入了华尔街投行。宋鸿兵供职于美国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家公司虽然都与房有关，但他们既不盖房也不卖房，只是专门做房地产贷款的资产证券化。如宋鸿兵的工作就是房地产贷款自动审核系统设计，金融衍生工具的税务计算分析，MBS（资产抵押债券）的风险评估等，这些都是资产证券化最核心的业务。
迄今为止，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军事掠夺、对外贸易、跨国投资和金融交易。目前，跨国投资是国家间财富转移的主要形式，金融交易则是实现国家间财富转移的最危险形式。现在是金融经济时代，中国当前最严重的内忧与外患仍然在金融领域。金融市场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输钱清清楚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在金融市场上，输了只能怨自己倒霉。因为金融时代，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华尔街的金融精英通过操作石油价格就可以赚全世界车主的钱，通过操纵铁矿石价格，就可以增加世界上所有钢铁企业的成本。当货车司机因高油价无法生存时，谁又会将这笔账算到华尔街头上呢？这个时代只要轻点几下鼠标或是签上几个合约就可以实现财富的巨大转移。
金融战，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转移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又不被察觉。金融战已经取代了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还会引起主人的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主人的整个住房，主人却不觉心疼。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由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人控制。金融交易员轻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将一家百年银行弄个精光，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最直接的案例。在这些金融精英眼里，企业和老百姓都是为他们拼命挣钱的奴隶。
经济国防学是以国防的视角来研究经济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国防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避免国家的财富损失。现代社会，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发生传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经济战争则成为跨国财富转移的核心形式。因此，经济国防学比传统的军事国防学更现实更重要。
目前，世界经济战呈现出贸易战、产业投资和金融交易混合出现的局面，如果国家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队伍”以及足够的“弹药”储备，那么在这些战争面前就只能被动挨打。
在国内，中国人一直期望经济学家充当社会的“良心”，这种想法太天真。在美国等国家，经济学家对内充当“打手”，对外充当“杀手”早已司空见惯。其充当“打手”就是专门为利益集团说话，如发布各种倾向性非常强的报告，或是炮制不真实、不全面的数据为利益集团张目。对外充当“杀手”则是以经济援助的名义，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各种不利于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等。
这些战争很多都是由民间完成的，政府并不直接出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实际历史上很多殖民地也是由东印度公司这些商人完成的。如中国的台湾曾经被荷兰殖民者占领过，但是在荷兰的正史上从不承认他们的国家殖民过中国台湾，他们只承认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过中国台湾，这就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典型的“商战亡国”案例。
金融战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如索罗斯1992年狙击英镑，1997年狙击东南亚各国货币，近年高盛狙击“金砖四国”和“钻石十一国”，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经济战早已打响，在这类战争中，中国已经输了好几阵。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战主要来自美国的商业界，一个小小的高盛就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整个美国，也就是“国防部+美联储+华尔街”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话，那后果将会怎样，大家可以去想象。这并非危言耸听，如2009年4月美国国防部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战沙盘推演。与战争推演不同，参与人员均为对冲基金经理、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这次是公开的推演，至于那些不公开的推演谁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美国是一个善于用战争摆脱危机的国家，在本次金融危机时，兰德公司也曾发表报告怂恿美国政府通过战争救市。
如果中国要在以后经济战中取得胜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笔者查阅了中国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国目前还没有经济国防学这个学科，中国应该尽快建立学科，组织师资，编写教材，培训人员，可以说中国已经具备这个条件。首先，世界经济战给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其次，有像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这些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的学者，可以说经济国防学这个学科，不能也不应该再空白下去。
经济国防学与传统学科国防经济学是截然不同的。传统的国防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工具对传统国防进行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核扩散、资源争夺、环境外部性、种族冲突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经济国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跨国金融交易、世界汇率及利率政策的平衡等问题。因此，两者完全不同。经济国防学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全球一体化以来的现实需要。阿根廷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注重经济国防酿成的恶果。
经济国防学的概念虽然比较新颖，但这一命题自古有之。春秋时期“种桑亡国”的例子就是对经济国防学最好的案例。近代由郑观应最早提出，并由康有为进行完善的“商战”理论则是中国近代对经济国防学的研究记载。在当代，郎咸平、白益民、张宏良、宋鸿兵、刘军洛、时寒冰等学者的研究中也都带有经济国防学的成分。
为什么会被误解为阴谋论？
妒忌是最不健康的心态，妖魔化是最卑劣的攻击手段。郎咸平等学者的研究本来属于经济国防学的范畴，但是总被误解甚至被被妖魔化为“阴谋论”，特别是不少挂着经济学家头衔的人也这样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郎咸平是金融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并以此来否定郎咸平。但是我们要反问这些人一句，如果当代经济学家不懂金融，那他能算经济学家吗？可惜中国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都不懂金融，很多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在金融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储备接近零。实际上，他们妖魔化郎咸平更多的是因为妒忌，因为郎咸平抢了他们的风头。但是，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跟不上时代的人必然被赶下历史的舞台，这是正常现象。
要想说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经济学的发展来谈起。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阶段，进入了金融经济学的第三个阶段。当代的经济问题，只有从金融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才可以得出满意的解释。那些早期批评郎咸平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是微观经济学家以及宏观经济学家。他们只能用他们那点可怜的微观经济学或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问题，因此，错漏百出也就不奇怪了。
具体到金融，可以分为两部分。谈到金融，大家首先会想到我们传统观念中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可以算做金融；但是研究银行的学科更准确的说是“货币银行学”，真正的金融是公司金融和探讨公司融资问题的。货币银行学在美国对应的机构是美联储，在中国对应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司金融在美国对应的是华尔街，中国对应的沪深股市等机构。华尔街就是一个为公司融资的主要场所，郎咸平是研究公司金融的专家，其学生绝大部分都在华尔街就职，这也就是为什么郎咸平说起华尔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的原因。当前，世界经济很大部分受到华尔街的影响，因此华尔街一个投行的倒闭就可以导致一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是翻遍传统经济学课本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也是传统经济学家所不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