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茫然而悲凉的心绪，映入余秋雨眼帘的满是霭霭的暮云，看不到边啊，他真想穿云破雾，到一个没有人烟，没有烦恼的地方，然后静静地、静静地遥想、企盼：盼望有一天，他所处的这个世界人们和睦相处，相敬如宾。他的心灵时常渴望着歇息，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罪恶，而罪恶在这里只能是一个词汇，很难赤裸裸地被人看见，人们眼里传递最多的就是惊恐、疑问。这种惊恐、疑问是无意识的自我保护，他们担心稍有不慎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也就是这些有着惊恐、疑问眼神的人们，他们在客观上有意和无意地参与或者附和着邪恶，他们在这种怪圈里旋转着，很难有人能够摆脱。每每想到这里，寒意便会从余秋雨心底升起，然后是无法排遣的痛苦。
这就是文革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心态，他们也苦恼，但只能苦恼而已，否则不仅是苦恼，说不定还有灾难降临。余秋雨也很难摆脱特定时期人的这种怪诞思维，但值得庆幸的是，余秋雨始终坚守着做人的道德底线，他总在告诫自己不要伤害别人，而面对别人对他的伤害，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
恰在此时，余秋雨的老师盛钟健先生为躲避“反击右倾翻案风”，悄悄来到上海。他见余秋雨躲在一个只有三平方米的自搭小窝棚里，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许诺回浙江后设法为他找一处山间洞穴栖身。后来，他把余秋雨安置在了奉化大桥的半山老楼，俗称“山间洞穴”。老楼很旧，很破，余秋雨住在楼梯半道上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里。余秋雨每每站在亭子间口，看着曲径通幽的山路，遮天蔽日的丛林，徐徐的清风不时从面颊拂过，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终于离开了纷繁的尘世，那些勾心斗角、明火执仗的丑恶也终于从他的视野里消失。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不是怀着超脱的心，也是很难在这里住下的。这里没有东西卖，山下只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离余秋雨住的地方很远。为了节省时间，余秋雨每天只吃一顿饭。就连上厕所也不方便，要在山间走不少路，如果遇到下雨，那就更麻烦了。然而，这些生活上的困难并没有吓跑余秋雨，他也没有抱怨，因为这里有一样东西深深吸引了他，那就是书。原来这老楼本是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里面有很多藏书。这里幽静简单的生活正适合余秋雨读书，他将这一切视为上帝给他的恩赐，也想借此作为命运转折的契机，他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在书的海洋里遨游。
据余秋雨介绍，这里的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书》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已达到一万多册。作为一个图书馆的藏书，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多，甚至都远远比不上余秋雨一九八六年时个人藏书的数量。但在当时，这里却已经算得是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
好在文革时期没人读这些书，所以也就将这个图书馆遗忘了，否则红卫兵一定要来这里除四旧，说不定连这座楼都要烧掉呢，因为这是蒋介石创办的图书馆。
不过对于余秋雨而言，能住在这样一个被书包围着的地方，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他蓄足了力量，不，只要见到书，他浑身就充满了力量。这个图书馆里只有一个看管图书的老头儿。这天他跟老头儿打了招呼，便跟随他上了楼，老头儿将余秋雨带到一间屋里。余秋雨当时惊呆了，满满一屋子的旧书，余秋雨的心跳立刻加速。很快他就和老头儿混熟了。闲聊中，老头儿知道了余秋雨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是个有文化的人，同时也了解到他对这里的古籍图书很感兴趣。老头儿十分欣喜，他对余秋雨说，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你就住在这里看吧。余秋雨马上提出借阅的要求，老头儿立刻答应了，但告诉他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读。就这样，余秋雨每天白天就呆在这间屋子里看书，他那狂热的劲头，真比在课堂上还认真。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余秋雨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代文化功底。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探讨了如何学习古代典籍的方法：确实，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只要入得其内，便能发现诸多门径。即使是称作“备要”的书籍，也要懂得区分其中的基元典籍和衍伸学说，然后明白何处专攻，何处精研，何处泛读，何处浏览。以我的经验，寻找区分的界限，便是充满兴趣的一件事，因为基元和衍伸常常混杂，即便区分清楚了，又会发现基元之中还有基元，衍伸之外还有衍伸。这样阅读，一路探询结构，步步都有发现，自身的思维与古代的典籍相与斡旋，事半功倍。
如何读书是有学问和名堂的，虽然别人可以告诉你自己的经验，但是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只能靠自己摸索，方法对了，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余秋雨就是一个聪明的读书人，他在读书问题上绝不死记硬背，而是先弄通“筋脉”，打通“关节”，然后再穿针引线步步逼进，这样读出来的书，是可以活学活用的，是吃在了骨子里的，是难以忘记的。
奉化县图书馆，也就是“中正图书馆”，带给余秋雨难以忘怀的读书经历和难得的文化精髓，如果不是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化，如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去世，他恐怕还要在这半山老楼里继续攻读下去，因为他已经将这里当成了能成就他关键“学历”的“学堂”，但大的政治动荡已不允许他安下心来继续读书，他要回去寻找他今后的座标。于是他回到了久违的上海。
七、自学，迈向成功的坚实阶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推翻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出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坚持老路还是开辟新路的分水岭。这次会议的精神，使余秋雨看到了前途和希望，他感觉脚下的路越来越宽了。半年后，余秋雨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会议精神如他所愿，狠批极左思潮，声讨整人歪风。他是这次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
余秋雨绝不是一个被光环一照就晕眩的人，他的思路清晰，眼睛明亮。他知道，国家从极左思潮向右转舵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一些不够成熟的极端做法，因此，不论他在转折时期遇到怎样的待遇，他都会远离热闹，做自己该做的事，走自己该走的路。他要走一条寂寞而深幽的学术道路，他要以自学的方式，将上半辈子还未来得及学到的知识都补回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当时的余秋雨在戏剧学、美学和现代文学领域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并产生不小的影响，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余秋雨却毅然地选择了放弃，开始从事一件大家都不能理解的事情——自学。余秋雨做出这个决定没有经过酝酿，只是偶然在从庐山回来的轮船甲板上作出的，这样说来，余秋雨也算得上是一个性情中人。
余秋雨骄傲而自信地称这次自学为“自学大行动”，或许他尝到了在奉化半山的那次苦读中国古典著作的甜头。那是一次成功的决策，那些知识是无法在课堂上获得的。这次自学余秋雨将重点放在了攻读欧洲经典上，兼及其他古典文明。只要是他认为重要的著作，他全部都要做一番浏览。余秋雨当时读书的地点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舒适，只是一间斜顶朝北的十三平方米小屋。按他的说法，陋室才有大静。这是何等的境界，至此，有谁敢怀疑他的自学不能成功呢？
下决心开始自学的那天正好是余秋雨三十三岁的生日，他站在江轮上，望着浩淼的江水，身心变得特别开阔。他要在这一天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不论结果如何，他都要朝着这个目标勇往直前，他相信，有理想就有希望，而这个希望其实并不遥远，就在咫尺，就在脚下。
在他的计划中，一切看来都是这样顺理成章。一些重要的世界文史经典可以陆续从书店买到，虽然大多是“文革”前的译本，不过这难不倒余秋雨，他可以到学院图书馆借英文版。余秋雨的英文具有基本的阅读能力，笔译学术论文就有些费力，需要请人订正。但这也难不倒余秋雨，当时上海里弄里有一些劫后余生的博学老者，他常常拿着书去请教他们。老学者们一拿起余秋雨递过去的外文书都很激动，非常乐意地给予他帮助，他的好学精神给了他们莫大的宽慰。
余秋雨的读书方法很特别，他每次读一段就写一段笔记，做一段评论。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能将书读透，并提高了自己对该书的理解和鉴别能力，避免了读死书，成为书呆子。在自学中，余秋雨对自己要求很严，如果遇到艰深的概念，他就咬住不放，非要弄懂才放心。
在那间小屋里，夏天时，暴烈的阳光如火一般照射到他的身上，屋子很小，没有空调、电扇，灼热难耐；冬天屋里又不避风，阴湿寒冷，穿上棉衣仍然像在露天一样，冻得人牙齿打颤，双脚冰冷。当时余秋雨的生活很清苦，为了节约时间，他每天只到离小屋不远处的食堂就餐，而且一天只吃两顿。就是吃饭时，他也是边吃边看书。
自学对于余秋雨来说真是其乐无穷。他终于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重要思想文化的十四个国家的相关资料读完了。在这一系列读书活动中，他有的放矢，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由于他早就想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上做出一点成绩，因此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戏剧方面的书和文章。在自学中，他摘录和收集了八十万字有关戏剧方面的文章。最后经过认真地删减整理，他以自己的读书笔记为基础，编撰出了《戏剧理论史稿》。该书于一九八三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为他出版此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丁景堂先生，也为这个三十多岁没有出版过任何著作的年轻人能突然出版一部六十八万字的著作而感到惊讶。这部书出版后反响不小，得到很多学者的好评。余秋雨由此受到很大的鼓舞，他知道，没有自学就不会有这本《戏剧理论史稿》，他将自学当作走向成功之门的敲门砖，这条路他走对了，他会一直地走下去。
还有一件让余秋雨十分高兴的事，在《戏剧理论史稿》出版前的一个月，他父亲十多年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要知道，为了帮父亲申冤，他给父亲写的申诉材料，其字数远远超过《戏剧理论史稿》。经过努力付出，余秋雨终于可以为父亲的平反宽慰地笑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作为余秋雨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戏剧理论史稿》获得了当时的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在该书被当作教材使用十年后，一九九三年又被评为国家文化部系统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个奖项也十分难得，全国只有两部著作获奖。这些荣誉再一次证明了余秋雨当初选择自学道路的正确性，如果没有他当年的刻苦自学，也就不会有《戏剧理论史稿》一书的问世，也就没有余秋雨的今天。
余秋雨在自学道路上将脚步越走越紧，他深怕错过前辈大师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他的双眼在书本上贪婪地捕捉着，他废寝忘食地阅读历代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他觉得惟有不断学习，才能不断地充实自己的人生；一旦停滞不前，他很快就会成为沧海一粟，重新回到起点。
余秋雨的《戏剧理论史稿》出版后不久，还发生了一个故事。一天学院领导要余秋雨陪同校领导去接见一位加拿大的戏剧学家。这位戏剧学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陪他来访的是复旦大学著名的英语专家陆谷孙教授。当这位加拿大戏剧学家在临走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余秋雨时，惊讶万分，连连说道：“什么，你就是余秋雨？你的那部著作，贯通古今中外，为了找你，我走了大半个地球！”然后他转身用英语对陆谷孙教授说：“他居然还那么年轻，太让我吃惊了！”
余秋雨在自学的过程中，从书本上认识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诸位大师。这些大师以各自的理论哺育了余秋雨，促使他思索中外文明的各自特征。也使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深一层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