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江门心学”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第三辑·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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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湛若水的教育活动(3)

从消极意义上讲,事上磨炼是消除不良人格因素的有效方法,此即“煎销习心”。他认为,“人心本来天理完完全全”,但因习染的外铄内化,纯洁之心受到了玷污,如同金子掺入了杂质一样。所以,需要像煎销炼金那样来剥落习心。他说:“夫治心者如调马矣,习心之狂犹夫马也,故调之而后熟今夫求心者偏于静,不求于动,不习之于事,譬诸系马于肆而求其良,不可得也。”与王守仁的“正念头”

不同,湛若水认为,既然不良之心来自习,也只有在事为之中才能加以克服。不然,就只能是以心求心,憧憧往来,使不良之心更加乱无头绪。只有不断地在事上调理、磨炼,才能形成驾驭人心的习惯和能力,从而达到纯化其心的目的。

综上所述。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教育思想,是以“天理”为核心、以“警觉”为依据、以“事上磨炼”为手段的理论体系。他企图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取程朱理学之长以补陆九渊、陈献章之阙。其思想的某些方面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由于他始终站在唯心主义的圈子里,时而以朱批陆、时而又以陆批朱,使他不可能站在两家之上别开生面,而只能在两家中间摇摆不定,其理论也因此呈现出折衷调和的色彩。连他自己对此也供认不讳:“随处体认天理,此吾之中和汤也。”

湛、王虽同属心学,但因湛以一个“参前倚衡”之士的面目出现,这使他吸收朱学有余、发展心学不足。所以黄宗义在评价其“随处体认天理”的思想时说:“先生以为心体万物而不遗,阳明但指腔子里以为心,故有是内非外之诮。然天地万物之理,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若以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万物以为广大,则先生仍为旧说所拘也今曰随处体认天理,无乃体认于感?

其言终觉有病也。”虽然黄宗义的立场并不可取,但他指出随处体认实质上是体认于感,并认为湛若水仍为旧说(指程朱理学)所拘,却是符合实际的。湛若水比王守仁早生晚死,但其影响力远不及姚江学派。其原因,既非其事功不如阳明显赫,也不是其学派内部宗旨多变,而在于他在凸出主体之心方面用力不足。这一内在缺陷限制了其讲学的深度。从明代学术发展的大势来看,湛若水从心学立场出发援朱补陆,是东林学派从朱子学立场出发力矫王学末流之弊的一个过渡形态。这就是《明儒学案》将《甘泉学案》置于王学学派和东林学派之间的根本原因。

(三)湛若水书院讲学特征

1.教学方法

湛若水在长期的书院讲学中,形成了一整套教学方法。

首先,重视礼仪、礼节的训练。“卜西樵为讲舍,先令习礼,然后听讲。”并要求初学者在言语动静上下功夫,“步趋要从容,言语要和缓,步步言言,要与心相应,一一使由中出。”这与其事上磨炼的教育主张是一致的。而与陈献章“凡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的教学方法有所不同。

其次,讲授与自修相结合而以自修为主。自修以日为单元,按五个步骤循序进行:“每日鸡鸣而起,以寅卯辰三时诵书,以巳午时看书,以未时作文,申酉二时默坐思索,戌亥二时温书。”每月先生讲授一次,在朔望之日,“朔望登堂,先生讲书一章或二章。”先生讲完之后,学生再轮流讲书一章,以考察每个人理解发明的情况,并锻炼其口头表达能力。

第三,重视考业,严格督导。以大科书院为例,每月考察一次,时在二十六日。考试采取命题作文的形式,对试卷只批点可否,要求学生自己去分析先生的批点,并自行改正。每次会讲的时候,湛若水都要仔细询问学生们自己学习的情况。一旦有“因循、逐行及失期不至者”,他都严加督责,并告诫说:“自古岂有自在无事圣人”。

2.注意处理书院与官学、学业与举业的关系湛若水在《大科训规》中明确规定,书院乃学问之地,非问学道义之士不接。这就跟以科举为业,以猎取功名利禄为主要目的的官学划清了界限。但是,差异就会产生矛盾。尤其是对那些独立特行、才高志远的人来说,书院的吸引力往往超过了官立学校,这很容易招致来自官方的嫉恨和反对。对此,湛若水是有先见之明的。因此,对如何处理学业与举业、书院与官学之间的微妙关系,他颇费思索。为了处理好学业与举业的关系,他提出应在以学业为本的基础上,“二业合一”,把举业当作学业成就的自然结果,他专门为此作了《二业合一训》。为了处理好书院与官学的关系,他也作了一些说明与规定:“朝廷立有太学及府州县学,所以教养人材甚密。本山院不过初为退居求志之地,四方之士因而相从,间有生员向慕而来,亦所不却,但亦所以请假养病行之,盖提学学师,乃朝廷所立之师也,辞师以从师,于义理恐有碍。”尽管湛若水欲敛其锋芒,免于与人口实,但书院与官学的矛盾始终是客观存在的。更何况,在那个权力等于真理的时代,当权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着湛若水等讲学活动的空前活跃,统治者日益觉得书院讲学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于是,在嘉靖十六年(1537),以复兴天理为己任的甘泉心学竟被游居敬疏斥为异端邪说,其门生弟子则被目为流氓地痞。嘉靖皇帝采纳了游居敬之疏请,于是年四月下令罢除天下书院。这件事对湛若水触动很大,是他不久疏请致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甘泉学派的发展与书院讲学活动

明代社会现实和教育实际是各种教育思潮得以滋生的温床,而书院则是各派教育思想得以传播和碰撞的实验场,它把各种思想集中呈现出来,供人们分析、比较、咀嚼、筛选。由此看来,书院讲学是明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书院的作用视之过高。决定一个学派发展状况与命运的,根本还在于其思想内容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而不是其传播方式。如果说“天泉证道”中王门四句教集中体现了阳明学内的内在矛盾、并由此开启了王学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的话,那么,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这一折衷调和的矛盾体系,本身也已蕴含着甘泉学派发展中两种主要的可能趋向。一是回到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基本论题上,面对心学的充分发展重新加以发挥;二是顺应明代学术大势,接近王学、与王学合流,发明“致良知”之旨。甘泉学派实际上也是如此发展的。

走第一条发展路线的,为数不多,以吕怀为代表。吕怀(生卒年不详)字汝德,号巾石,广信永丰人。对于湛、王之争,他并没有简单地倾向于任何一方,而是“就中指点出一通融枢要”,认为教育之根本在“变化气质。”很显然,“变化气质”并非心学派的主旨,而是由张载开其端、程朱曾加以改造和利用的教育命题。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吕怀所谓“变化气质”,与横渠之论颇异,而与程朱之论大抵相同。不过,以吕怀为代表的这一派人物在书院讲学中无实际影响,姑略而不论。

在湛门弟子中,积极从事书院讲学且能代表其第二种发展方向的,首推唐枢。唐枢字惟中,号一庵,浙江归安人。他是在湛若水主教南雍时,入学称弟子的。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任刑部主事。

不久,因疏论李福达一案被革职,于是绝意仕途,回到家乡从事讲学着书达40年之久,他“于甘泉之随处体认天理,阳明之致良知,两存而精究之,卒标‘讨真心’三字为的。”他一生讲学,就是以“讨真心”三字自立立教的。所着《景行馆论》中曰:

阳明先生教致良知,学者昧于致之之义,妄诋良知不足倚靠,错认工夫为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实有的心,虽被外面见闻牵引,实有的心常在这里,这便是良知;即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

可见,唐枢所谓“真心”,即阳明所谓“良知”;所谓“讨真心”,即“致良知”。名目虽异,其指一也。他一生在浙江许多地方讲学,主要的讲学之所有天心书院、景行馆、木钟台、金波园、飞英寺等。他讲学所至,好为咨言,此咨言与训规不类,是唐枢对自己的讲学主旨与内容加以简括提要的论文兼讲义。今有其文集《咨言》存世,该书根据讲学之地的不同,分成数篇,“一作于金波园,一作于木钟台,一作于飞英寺,一作于天心书院。大抵衍述良知之说,末有《小学咨言》,专明‘孝廉’二字之义,则训蒙之文也。”其讨真心之教,也是在讲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嘉靖十七年(1538),浙人设为讲学之所景行馆,延请唐枢前去讲学,他因此作论文30篇,后被集为《景行馆论》,论中首及“讨真心”之旨。总起来看,唐枢的讲学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惜文献阙如,不得详窥其情。

唐枢之学传至许孚远,学术宗旨又为之一变。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浙江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初年,他曾任陕西提学副使,《关学编》曰:“德清许敬庵先生督学关中,开正学书院,拔志趣向上之士讲明正学。”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甘泉学派的传统,重视书院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万历二十年前后,许孚远曾参与组织了一次隆重的学术集会,地点在南京。这次讲学,是甘泉后学与阳明后学在公开场合的一次正面交锋。更确切地说,是接近阳明学右派的甘泉后学与王门左派的交锋。这次讲学之结果,一是发表了周汝登的《天泉证道》,使破裂了的阳明学沿着左派的方向发展至极至;同时产生了《九谛》、《九解》之作,推动了明末学术的发展;其二,许孚远因争论而解官,足见当时争论之激烈且深受专制政治之干预。

南京之会,在教育思想上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点:

第一,是关于人的天性、即教育对象的先天素质是怎样的。周汝登以“无善无恶心之体”为宗,主张“尽性知天,必先善无恶为究竟。

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而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此天泉证道之大较也。”他认为,人之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而人为善去恶的实际生活,正是通过无善无恶之资来实现的。许孚远则不以为然,他说:“文成宗旨,元与圣门不异,故云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其立论至为明析。”他认为,性善乃是儒家的一贯宗旨,也是王阳明的一贯思想。正是“善”,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也为人在现实中为善去恶提供了基本条件。

第二,是关于教育方法论的争论。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相一致,周汝登提出了一套不着善、恶,不落言筌的教育理论。认为“授受不在言语”,“亦不离言语”,从学的方面来讲,要通过“自信自疑”、“神明默成”而“存乎其人”,概言之,通过直觉体验来完成保赤子之心的人格修养;从教的方面来讲,要“应病设方,痛尽方消”,不泥成法,不拘有、无,要之,就是以老庄的“行不言之教”这一不教之教的态度实施教育。许孚远则认为,周氏之教已陷入佛老之泥潭而不能自拔,他说:“学者既有志于孔子之学,则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学,自虞廷精一执中而来,其大旨在为仁,其告颜子以克己复礼,最为深切着明者也。”他把“克己”作为为学修道的根本方略,用仁义礼智等善德来克除气质之私。虽然他也讲“学不贵谈说”,“不尚知解”,但根本还落实在“贵躬行”、“尚体验上”,即行善、体验善,善乃是其根本依归,所以他说:“学不贵谈说而贵躬行,不尚知解,而尚体验。”

可以看出,到了许孚远这里,湛、王之争已变质为王学两大派之争。等到了许孚远的弟子冯从吾和刘宗周那里,湛甘泉的学术宗旨已荡然无存于世了。冯从吾已俨然以关学中兴的面目出现,而刘宗周则将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王学的主旨上,充当了明代王学的继承人和学术总结人的角色。以至于黄宗义不得不说:“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这其实是褒中有贬,说明甘泉学至明末清初已只具师友渊源而宗旨已变。湛若水与王守仁从共倡圣学开始,其讲学活动之广泛、活跃,并不比王守仁逊色,而卒至此一学术命运,确实是值得人们研究的一个有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