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大失败”，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不战而胜”，于是美国人宣布“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了”。冷战结束不仅使“威胁”了美国40多年的“共产主义不断扩张的时代”终结，而且还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使“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杰里尔·罗赛蒂对冷战后的反共主义形势做过如下分析：“首先，美国人可以肯定共产主义在美国很可能不会再有吸引力了。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人没有理由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了。第二，尽管很多极端组织仍然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在游荡，但国际共产主义的衰落意味着反对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保守派的首要任务了。换言之，保守派和右翼势力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政策，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已不再具有象征意义，抵制它们已难以像过去那样成为团结保守派和吸引美国公众支持的口号了。第三，共产主义的威胁已不再是需要存在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及其下属组织的依据。”罗赛蒂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理查德·鲍厄斯认为，在反共主义者看来，尽管共产主义仍然存在于古巴、北朝鲜、越南和中国，但前途并不美好，“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支力量，共产主义已经死亡”。与之相应，反共主义的历史也应该结束。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许多以反共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都不再运作，声称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据此，反对共产主义不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理查德·哈斯将冷战后美国所要对付的“困难角色”分为三种类型：“第一，那些能对美国及其公民构成威胁的角色，它们可能是能够攻击美国领土的武器（飞机或导弹）或恐怖主义活动。第二，那些对亚洲、海湾地区和欧洲等关键地区的权力平衡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角色。第三，无赖国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北朝鲜、可能也包括叙利亚）、与美国没有盟国关系的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组织。”在这里，共产主义国家只是“困难角色”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主要并不因为它们是“共产主义国家”。
然而，认为共产主义已不再是威胁并不等于美国会完全放弃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从反共主义产生根源和冷战前美国反共的历史可以看出，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只能决定反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而不能决定反共主义是否存在。冷战前，共产主义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美国仍贯彻反共主义。从近10年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来看，美国当权者和战略家们并没有从冷战思维中完全解脱出来，他们要实现在地球上彻底“铲除”共产主义的目的。一方面对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采取敌视的态度，并奉行“遏制”加“西化”的战略；另一方面对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力量进行打压，以图阻止其发展壮大。比如在俄罗斯，1996年美国就极力阻止俄罗斯共产党的候选人久加诺夫当选为总统，以防共产主义“死灰复燃”；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政要的一个潜台词就是，要搞垮“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不过，“反共主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已较少地直接表现出来，而是更多地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渗透在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
§§§第一节反共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要表现
虽然冷战后“反共主义”一词在美国外交政策文件和美国政要的言论中已不多见，而且反共已经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目标，但是这一思想却贯穿、渗透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两方面，即强调推进西方民主和进行人权外交。近年出现的“新干涉主义”中也渗透着反共主义因素。
一、推进西方民主
在冷战期间，推进西方式或美式的民主是美国推行反共反苏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美国人看来，反共与推进民主是一致的，因为“共产主义已成了民主的反义词”。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共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捍卫”民主。就如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所说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就是通过联盟，来支持一切新、老民主国家”，“美国外交的根本目的毕竟是要在一个双方敌对的世界上保卫民主的社会秩序”。在美国战略家的心目中，冷战结束，不仅东欧国家走向民主，而且“苏联开始走向民主”，共产主义世界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吞没”，“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个说法，这些战略家们的意思就是，“美国战胜共产主义将开创现有的民主国家与渴望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展开和平竞争的时代。”不过，美国并不想让这种“时代”顺其自然地发展，而是要极力推进其进程。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首要的目标。”美国的战略家们迎合这种形势和“民意”，为政府出谋划策，提出应该乘胜前进，将民主化向全球推进，并大声疾呼“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这些在美国及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战略家们，虽然战略思想各异，但都提出了要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主张。
美国政府完全接受了这种建议。1990年，布什政府就将“促进一种有利于我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其他自由国家能够兴旺发达的和平、自由和进步的国际环境”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之一。在1990年1月31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说得更加明确：“40多年来，美国和它的盟国一直在遏制共产主义，以确保民主继续存在。今天，由于共产主义开始崩溃，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确保民主向前发展，在缔造和平与自由的最大希望——一个伟大的并且不断扩大的自由国家联邦——方面走在前面。”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得更透彻：“在遏制之后等待着的是民主制”，“我们的新任务是促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在1992年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美国副总统奎尔宣称：“我们庆幸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故……美国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1993年1月5日，布什总统退职前夕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并将“民主”做为新秩序的重要内容。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冷战结束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努力为这个新世界建立一种新秩序，各国政府要对内实行民主、宽容和经济自由的政策，对外则承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可避免的争端，不威胁或使用武力。”布什还进一步将“促进民主”与“美国领导世界”联系起来：“冷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道德与物质资源，以促进民主与和平。我们有责任、也有机会进行领导。没有其他国家能担当这一职责。”这里，促进民主、建立世界新秩序、美国领导世界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美国领导是目标，促进民主和建立新秩序则是手段。在布什看来，世界新秩序要由美国来领导，促进民主也应该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
在推进民主方面，克林顿政府完全继承了布什政府的政策。1992年大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是他将要领导的政府的首要考虑，在一次重要竞选演说中谈到对外政策时，他用整个篇幅谈论民主化问题。1994年，克林顿政府更明确地将推进民主同维护安全和经济利益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三大目标之一。克林顿指出，“这个新时代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我国的安全。促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此后，克林顿政府基本坚持了这三项目标，只不过是在表述上有点差别罢了。比如1998年底公布的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这样表述美国的安全战略目标：“加强我们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推动海外的民主。”并称“促进民主”是美国国家战略的“第三个核心目标”。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安东尼·莱克在1996年的一次演讲中对民主外交的目标表达得更为明确：“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一直在捍卫我们的观点，它虽然拥有许多名称，诸如宽容、自由、文明与多元性，但其面孔是持续不变的，即民主社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的特殊任务就是捍卫、扩大和加强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反对所有的新威胁，抓住所有的新机遇。”
有的学者根据克林顿政府外交战略的特点，将其概括为“民主的扩展战略”。这个战略有4个要点：1）加强市场民主的共同体；2）在可能的地方培育并巩固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3）反击对民主国家的侵略，支持敌视民主的国家内的自由主义化；4）帮助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在人道主义存在严重问题的地区扎根。
克林顿政府不仅明确了民主外交的目标，而且还制定了实施民主外交的方案。在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为“扩大全球的民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扩大美国对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新独立国家的民主和市场改革的支持；发起一系列的主动行动来支持中欧和东欧新成立的民主国家；美国与美洲国家组织合作，帮助危地马拉扭转一次反民主的政变；美国政府在加强联合国对海地军方统治者的制裁的努力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朝着恢复民主和海地经过民主选举产生总统的目标迈进；美国总统邀请西半球的民主国家举行一次前所未有的首脑会议，讨论在支持本半球的民主以及相互繁荣的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美国加强对南非的支持，因为它举行选举，并且成为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国家；政府开始实行旨在防止危机的各种政策，比如，新的维持和平的政策和拟议中的修改对外援助法。
从实践上看，克林顿政府确实贯彻了推进民主的战略方针。一方面打击那些“不民主”的国家，比如制裁古巴、教训伊拉克、指责缅甸军人政权、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划脚，甚至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虽经民主选举，但长期一党执政的国家也不表示好感。特别是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更是强调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捍卫南欧国家的民主制度，并维护欧洲这个“美国的民主桥头堡”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支持那些正在走向民主的国家内的民主力量，比如对俄罗斯，在1996年总统选举时，为保证“民主斗士”叶利钦能继续当上总统，在选举前夕向俄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再比如对南联盟，1999年11月3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华盛顿会见南联盟反政府人士之后表示，如果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国内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美国将结束对南的经济制裁并且参与南战后重建计划。她还说，美国政府现在希望向塞尔维亚人表明，自由选举会大大提高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以此促进塞尔维亚发生民主变化。
美国对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爱憎，冷战后与冷战期间形成了鲜明对照。比如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政策，冷战时间，美国因为反对印度，一直支持巴基斯坦，即使是军事政权；而当1999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时，美国却没有对之表示好感，克林顿总统呼吁在巴恢复宪法民主。同时，美国进一步改善了与印度的关系。特别是2000年春克林顿访问印度时，大谈“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全然不顾印度是一个美国概念中的“无赖民主国家”，经常干一些不符合美国的人权标准的事，比如对待妇女和少数民族以及“不可接触者”的做法、占领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军队的虐待当地穆斯林的行为、支持在其邻国制造混乱。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总干事肯尼思·罗思批评美国的这种作法说：“美国之所以经常忽视这些纪录，是因为印度大多数政府是经自由选举产生的”，虽然“印度具有一个民主国家的许多特征。但是在边际人口以及明显的安全威胁方面，如果认识不到其政治制度天生的缺陷而把印度看作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显得太轻率了。”
克林顿对他在推进民主上的功绩还是感到相当满意的。1996年底，在大选获胜后不久在澳大利亚众议院发表讲话时，克林顿明确表示，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要“负起特别的责任”，“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他还颇感自豪地宣称：“今天，地球上2/3的国家和一半以上的人民处在由本国人民选出的政府的治理之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199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克林顿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多于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
从克林顿所提出的措施和实际行动中能够看出，冷战后美国不再将反对共产主义、对付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其外交的主要目标。但是，尽管这样，推进民主这一战略目标本身就已经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两类，即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都被划在了与民主国家对立的阵线，成为“民主战略”的进攻目标。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它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欧洲也是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欧洲的东扩将巩固九十年代民主的胜利。”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原来以对抗苏联为存在基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换言之就是美欧同盟）和美日安保体系（即美日同盟）在苏联威胁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都强调共同的价值观是维系同盟关系的纽带。在冷战期间，美国把世界各国分成三部分，即好的、坏的和其余的。共产主义国家是坏的、美国的反共盟友是好的、其余的是不重要的。冷战后，美国心目中的阵线更简单了，只有两部分，即民主的和不民主的。冷战思维的痕迹清晰可见。
二、人权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