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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离离“原上草”(15)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和张沪确认了陈大琪是一个尊重知识的人--有这样的干部在这儿当一把手,老魏提及的离场方案,也许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张沪原来就有心脏病史,加上曲沃的折腾,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笔,我俩几经研究,决定将她所有的病历,由老魏呈给中队过目;同时,张沪向上呈递了一份请求回京治病、保外就医的报告。说实话,当时我们只是立足于争取,并没怀有多大的希望--无产阶级专政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这是我们牢记于心的,姑且当做为投石问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张沪保外就医的申请就批了下来--她从伍姓湖,提前告别了劳改生活,直到她的问题在1979年彻底平反。

一间约有十二平方米的窑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的着作。这里确实像同类们所说,很少其他劳改农场令人心烦的政治学习,只有老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出上一期黑板报,摘录一些报纸上的过期消息。他使用过的《山西日报》,我拿来炒冷饭般地过目一下,然后堆在桌子上,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从劳改开始,近二十年光景中,我还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屋子。因而,当白天人们都去田野劳动,我手拿着一只蘸水钢笔,填写着各式各样表格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十分恬静的感觉--就好像一只远航的帆,在历经了凄风苦雨的航行之后,终于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只有到了月底,我这间窑洞才常常满员。全队几十口子,都要到我这儿来买饭票--这里最高的工资不足四十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大肚汉有二十元也就够了;我收完了钱,把它转交到伙房,这是我的任务之一。我的唯一劳动项目,就是手拿一个由木工做好了的米尺,去丈量中队的土地面积;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边有一个转动的木把儿,我一边走着就把面积丈量出来了。此外,我有时还要下到劳动工地,去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生产进度,然后造表上交给主管生产的袁队长和中队技术员。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干这点事情是填不满我的时间的。因而在收工以后,同类中的王臻和朱效梅,是我窑洞中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周末,我去中队开设的小卖部负责买酒,王臻负责掌勺,当酒菜都准备齐全之后,朱效梅便会不请自到。他来自尚小云剧团,不仅反串青衣,还一专多能地会自拉自唱。我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京剧,什么《玉堂春》、《白门楼》、《罗成叫关》、《吕布戏貂婵》……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们偶尔也唱《沙家浜》和《红灯记》中的片段,这不是我们想唱的,纯属掩人耳目。开始时,我们是小声演唱,因为这些旧戏都是“文革”破“四旧”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一次,陈指导员走进窑洞时,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笑,没有任何表态,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小生。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若同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自从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的时光。是有意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1976年的暮春,中国政坛正在晴转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开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起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他打翻在地,它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易经》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去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我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我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的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尊重知识分子,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把我着实地吓了一跳。他回头眺望四周,以及在此之后说出来的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心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蛮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词地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我其实早应该找你谈谈--”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也没甚的问题。”陈大琪坦诚地说,“咱不认为那就是为四旧招魂,旧京剧是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我是想对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起来,很显然中队是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话,陈大琪怎么会说出“个人问题”来呢?!我的心狂跳了起来,等待着他对我的批评。

“你知道我为甚让你当脱产的统计员吗?”

我思考了一阵,没能回答出来。

“你不同于别的右派,你是有写作才能的人。说穿了吧,我爱看书,便更看重能写书的人。让你当统计员,是想多给你一点个人的时间,改造这么多年了,啥业务都得有个恢复过程。可是我看你没有爱惜时间,娱乐归娱乐,你总不能舍正事而干闲事,你说我的话对不?”

我的脸顿时烧红了一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陈大琪让我当统计员,是这么一番用意--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千字小文,是他爱护我的机缘;但是我当真没有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竟然考虑到了我的将来。我十分激动,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毫无遮拦地把我与山西作协的联系情况,一股脑儿地都告诉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确信陈大琪,是一个能交真心的劳改干部--他与我昔日劳改生活中相遇于营门铁矿的指导员曹茂林(见《走向混沌》),相知于团河农场的董维森(见《折梦“桃花源”》)--同属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力,并真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在严肃的外表下,都深藏着一颗社会良心。陈大琪所不同于前两个人的是,他形象上并不存在公安人员的外表(很少见他有穿警服的时候。我们初来时,还是残冬时节,我发现他常常把手揣进棉袄袖口;但是那两只棉袄袖子不够长,因而总是半截手腕裸露在外边),可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陈大琪胸腔揣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便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所准备。”他说,“以后少唱甚的京剧啥的,无论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了陈大琪。他看完信后,咧开那厚厚的嘴唇,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省局松松口,你还是有希望走的--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知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伍姓湖里,心里就不是滋味。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个样,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戈理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三本着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从表层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群体,流露出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内心却深谙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尽管在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1957年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他在“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他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在于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在劳改农场待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生门”。

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我是用薄薄的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十七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的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我,它不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在劳改干部的调教下,在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和别的劳改成员,偶然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动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美神何以会变成了一条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鹅。非也!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对这个外来的天鹅并不友好,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食,直到绝食而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人收养,黄只好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我的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最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示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通过。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到《收获》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混乱的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队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