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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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离离“原上草”(4)

赶制“文革”的标语牌?何必这么匆匆忙忙;修理囚徒们用的劳动工具?更没必要这般急切。想来想去,一种不测的凶兆,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此地是实行土葬的,会不会是张沪她清醒之后,病兆又继续恶化了?抑或是张沪根本就没有清醒,赵光弟为了安慰我的心,有意传递给我虚假的讯息?……我的心又跌进了万丈深渊。

门锁响了,符XX走了进来。我的目光急切地迎了上去,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一点消息。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那张吹火嘴一开,便对我说:“不亏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心电感应倒挺灵敏的。瞒你也没用,刚才我去了木匠张汉文家,他家属告诉我,张汉文为张沪去钉棺木了。说是,张沪曾醒过来会儿,那不过是回光返照。从维熙,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些,但我符XX也是个人,先给你捎个话儿,省得你精神上准备不足,增加严管号的麻烦。”

我只觉得血涌心扉,一下躺倒在土炕上。

生死轮回无常--死者生,生者死

截止到1970年“一打三反”之前,我虽然身陷大墙之内,对命运这个字眼,始终认为那是一种巫术的代称。张沪事件使我第一次深思了这个带有禅机含义的名词。在严管班,我把进劳改前夜看过的《六月雪斩窦娥》,与劳改中四月雪夜的张沪自杀,本能地联想在一起,对“命运”二字,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知。之后发生在张沪自身、与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之间的生死关系上,似也使我加深了对“命运”二字的理解。

钉棺木那个夜晚,给予我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煎熬,等于我也经历了一场无疾的死亡。特别是先闻喜讯后知悲耗的反差,像是一把剪刀,把我的灵肉一剪为二。我不想在这方面多浪费笔墨,我想详细叙说的是,发生在这天夜里之后,生与死,令人难以置信的--并十分富有戏剧性的生死轮回变幻。

第二天早上,我如同戴铐的一具活尸,躺在炕上绝食。我的理性全部死亡,除了昨夜钉棺木之事外,还因为早晨严管班接到了通知:上午九时在广场开批斗大会。在我看来,把僵死的张沪,再拉到广场上来“轰炸”一下,不仅过于残忍,而且灭绝人性。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死来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如仍苟且偷安以求生存,则是对自己良知的严重亵渎。

可是当我排队在严管班之首,被勒令坐在空场上,经历的却不是与张沪的死别--一个刑满释放留在砖厂就业的“二劳改”被五花大绑推到了被斗席上。因为这一刻的感情转换对我来说反差太大,他的名字虽然随着逝水东流,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但那替死鬼的相貌衣着,至今仍如刀刻般的深刻:他身材不高,方型脸庞,是山西本土人(因为他交代“罪行”时,说的满口山西话)。他上身穿一件人造革的黑夹克,下身穿一条铁灰色的裤子。因而从头到脚,给我留下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印象。

于连长却依然精神勃发,讲话时他习惯于双手插腰:“球!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出现了一个往枪口上撞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家住山西XX,在运动中不老实交代罪行不说,他还想逃跑!球的,你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也好,你不愿意在班组里交代,就在这儿向全体劳改犯交代吧!几天前,钻出个右派反革命,今天又揪出个刑事犯反革命,这真应了毛主席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告诉你们,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手软,XXX,现在你开始交代你的罪行。”

“……其实……其实……俺没犯其他的罪错。俺家人口多,口粮喂不饱肚子,俺曾倒卖过粮票,不是为了赚钱,只是用买来的粮票弄点粮食。‘一打三反’,俺害怕了。俺是老实人,不说半句瞎话。就这!”

“那你为甚要逃跑?”

“逃跑就是对抗‘一打三反’!”

“逃跑就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

“给他加温--”

在一片呼喊的口号声中,跳上几个牢头,给这个五花大绑的黑脸汉子背在后边的双手捆紧,然后拼命往上提拉,只听得“啊”的一声尖叫,黑脸汉子脸变得煞白。接着,他的身子像根木桩一般,咕咚一声躺在了地上。

“他在耍死狗--”

“别被他装死所蒙骗--”

“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同窗”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这个山西的“二劳改”再没有被拉扯起来。事后,我才知道他犯有心脏病,背后“吊鸡爪”的绳子一勒,他顿时一命呜呼。

批斗会草草收场。

我重新回到了严管号房之中。

张沪正在阎王殿前徘徊,我不知其生死,却先目睹了身穿黑夹克的“同窗”,奔往了鬼城丰都。尔后回忆起来,似乎是一场恶梦,而在当时鬼魂排队奔往丰都的“文革”年代,并没感到有多么新奇。我当然为这个冤枉鬼而感伤,但我更关注张沪的生死--她太冤枉了,只是向沈队长谈谈她的1957年结论,就被铐起双手,天下的公理何在?!

到了第三天下午,身材矮小的郭干事,走进严管号房中来。他没有理睬符XX的询问,直接走近我的身边,用他手中那把钥匙,捅开我腕上的铁铐。他让我先甩动几下被铐得麻木的双臂,然后帮我把披着的那件棉衣穿在了身上,用头示意了一下窗外,我就跟着郭干事离开了那间严管号。

“她被抢救过来了。”他走在前面,对跟在身后的我说。

我“嗯”了一声。

“这件事不怨劳改干部。”他在对我表白。

我听得出来,他弦外之音是指于连长。

“为这事,吴排长跟于……还发生了一次冲突。当然这是我们干部内部之间的事,不该对你说,你能知道在运动中,我们许多干部的为难之处也就行了。”

我相信郭干事这些话都发自于肺腑,并且绝对真实可信。我没说什么感谢政府抢救张沪之类的话,铐起她来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那双手铐,就没有她的自戕;如果我要感谢的话,是那个矮矮瘦瘦的何医生。

“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没有?”郭干事见我一路缄默,停下脚步询问我说。

我点点头,太多太多的悲怆,已然哽噎住我答话的喉咙,但我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质询了郭干事一句:

“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希望不会。”郭干事本分地说,“但也很难预料,她是从死亡状态中生还过来的。所以,又派个姓李的家属,和张丽华一块去护理她,暂时她还不能回你这间窑洞。”

到了我和她住的四号窑洞前,郭干事递给我一把开门钥匙。原来自从我被铐上双手送往严管班之后,赵光弟也被勒令搬离了这间号房,门上换了一把新锁。我进了这间窑洞,颓然地坐在炕上,仔细回味着近日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无论怎么伤感,张沪毕竟是活了下来,这多多少少带给我几分酸楚的惬意,一场“文革”有多少冤枉鬼奔往丰都,能闯过鬼门关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狱医何医生询问一下情况,最初没能如愿。他正在处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劳改队死了人要填表上报。有一次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正好与他相遇,这外表矮矮瘦瘦,细脖大脑壳的大夫,没容我向他表示谢意,就忙不迭地对我说:“真是张沪命硬,那口棺材本来是给她打的;阴阳错位,没想到咱那山西本土的‘二劳改’当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提着暖壶匆匆而去。走了约十几米,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咱想,还有一周的光景,张沪或许能下地走路了。至于让不让她回你们那间号房,那是于连长拍板的事。”

何医生的话没能兑现。我独居那间号房两个星期,张沪也没能回来。一天深夜,吴排长一人独自进了窑洞,他告诉我张沪暂时不会回来,由于各种情况,双料货(指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可能要转移改造地点。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土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上了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人因见景生情而失去安宁。

“那些书,我的意思你就别带走了。”吴排长关切地说,“虽然都是些文学名着什么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两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理和杰克·伦敦的着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50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它们。”

“该怎么说呢,百分之八十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境。”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到了五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外几辆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车舱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处理不当,他多少有点良知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经历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因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五月,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巍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那儿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

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唯一的话。我觉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蕴藏着的是永不屈服。如果她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下一个劳改驿站。

在王铁匠家栖身

卡车车队在中条山整整穿行了一天,黄昏时分我们一行才到了位于晋东南的一座劳改矿山--它的对外名称叫“晋普山煤矿”。

中条山与太行山互为毗邻,卡车过了一岭又是一岭,爬过一峰又是一峰。卡车所过之处,林木葱茏;有些山连山的地方,看不到村落和炊烟。在我劳改十多年的光景里,还没有见到过如此美丽的山峦,呼吸过如此清新的空气。一直闭合双目的张沪,此时此刻大概也忘记了死亡的经历,本能地抬起头来,领略这大自然的赐予。但是当卡车绕过了中条山后,绿色渐渐凋零,股股浓烈的臭气扑面而来--那是当地乡民烧的一座座硫磺小窑,空气中飘散出来的黄色烟尘。

不久,车过一个县城,农民们举目观看几辆卡车上的“动物”,我们也向他们遥望--这时我发现了商店的木牌牌上,写有沁水县的字样。我突然想起来这儿是赵树理的老家,难怪他的小说土得掉渣呢,就凭那一座座硫磺小窑冒出的臭气熏天的黄烟,就足以代表了这方水土的原始色泽。车队再往前开,冒着浓烟的小窑不见了,群山像魔术师变的魔术那般,一律变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山峦与山腰上没有一棵树--我在煤矿下井几年之后,才懂得了凡是腹内藏有乌金的山,山上都是不长树木的。所以,我们看见“和尚头”的时候,就临近煤都晋普山了。

在矿山总部前广场上,例行过劳改队千篇一律的点名以后,不带家属的成员,扛着行李搬进了山脚下的一排排监舍;我们这几户特殊的双劳改,因监舍太满容纳不下,便被安排到离矿山有半里多路的小村去住。那个小村名叫南坪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当我们这些“劳改鸳鸯”,肩上背着行囊手里提着网袋等杂什,走进小村的时候,简直若同是过庙会一般。男人、女人,老人、娃儿都拥到村口,像看什么稀罕东西似的,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那一双双眸光中,无异于观赏一群奇怪的动物。在劳改队碰上这样的目光,对我们并不产生任何作用;但是在这山沟沟的小村,这目光却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的,因为这些乡民,并非专政人员。这让我们感到“文革”的神经脉络无处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神经末梢,竟然伸延到这大山沟里的小山村来了。

走过“列队欢迎”的夹道,我和她被安排到小村西口的一家落脚。户主姓王,是这个家庭中的唯一男性。他上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妻子给他生下了一堆女娃。老王四十出头,人长得个头高高;方颧骨,黑脸膛,是附近小镇上的铁匠;他下面的几枝花儿,分别名叫改枝、改兰、改秀……不言而喻,这是全家期盼生个“万斤”男儿之意。平心而论,这一家人中的多数,并没有歧视我们,唯一使我俩伤透脑筋的是那个长女改枝。在我们刚刚搬进他家西北角的一间约有六米大小的耳房时,在门框上就看见没擦净的粉笔痕,经过辨认还可以看出模模糊糊的字迹。左侧门框上写着“只许规规矩矩”,右侧门框上写着“不许乱说乱动”;横批为“接受劳改”。大概是出于改枝文化水平的限制,笑话出在那条横批上,她误将“接受”的“接”字,错成了“结”;“接受”的“受”字,又误写成了“束”--因而“接受劳改”,变成了“结束劳改”(详见我的纪实体中篇小说《伞》)。这女娃为何写上之后,又把它擦掉?直到我们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才知道是在我们进宅之前,铁匠老王强迫擦掉的。破旧门框上的木纹很深,无法擦去留在木纹中的残痕,就留下了我们初到矿山时,一个深邃而又难忘的记忆。

这是一个十分贫苦的农家。小院里虽然有正房和两边的耳房,正房还是两层土楼,但因年久失修,已经十分破落。它就像是一棵老树一样,枯枝枯杈虽在,但是没有了绿色,死了挺拔向上的生气,因而和我们的心绪倒挺近色。我们已经走了十多年的风雪驿路了,这儿又是一个新的驿站,我--特别是她更感到心力交瘁,在这老宅老屋里静一下心神,相濡以沫地舔一舔彼此的伤口,倒也很符合我们的心境。大墙、电网、岗楼、监舍……这么多年像是我们的影子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在这寒酸的老屋生活上一段日子,倒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