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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残简:1958(5)

每当毛泽东打开口袋,民粹主义总以为能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骤密地滚过大地,可常常未等呼啸成势,毛泽东就把它收了回来,巨掌里摩娑起另两只鸟儿,并不时将它们放在中国的阳台上,喂上一碟清水、几把小米,让它们扑腾羽翼,敞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片欣喜、并为之倾倒的目光……

罗德里克和费正清,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两难境地--

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它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主义的弊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年-1965年》)

有句话说得很精彩

诗情、豪情与满山遍野的土高炉燃烧的火焰一起澎湃在中国风景线上,毛泽东看到了自己即将要通过现实共产主义的窗口,去和理想共产主义窗口里那个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马克思,热烈地握手--

离开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各取所值”虽然是法律规定的,但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要考虑取消薪金制的问题。

柯庆施将他的这个讲话,告诉了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的张春桥,后者立马据此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解放》半月刊上。从此,“张春桥”这个名字,牢牢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将提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他并且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9月29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那种以为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1月6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河南省范县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告,里面如是描绘了那即将唾手可得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他欣然命笔,在该规划上批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逐月逐日地记载了党的重大活动和领袖们的重要言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整个1958年里,堂堂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缄默无言,像是销声匿迹了,直至次年1月24日,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这天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显然,对于举国风生水起的“大跃进”,周恩来的额头上,多半长了冷峭的第三只眼睛……

从该书还可以看到,多数领导人,则应和着毛泽东敲出的高亢鼓点,在火里风里不辞辛苦地踩着“大跃进”的高跷,比如--

1958年7月,刘少奇在视察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后,同工人们举行了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7月,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视察了北京的几所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在北京农业大学,他交代,一所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十几块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10月,康生到了河南,视察该省“教育革命”的情况。他指示: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钢铁洪流中,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早在1919年,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的毛泽东,便在《学生之工作》一文里,论及了他对于一种“新村”的憧憬:“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里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劳作。

对于一个莘莘学子来说,怀有一种“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这个年纪朦胧怀春一样是自然的。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总是想寻一块宁静如诗的桃花源;在充满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人们总想寻一片自由、平等之风和煦吹拂的绿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如“新村”一类的乌托邦憧憬,其实正是人类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童话情结”,不但孩子们需要发育心灵的童话,成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严峻抗衡中,作为心理补偿,也常常需要这一类“童话”。

然而,童话终究是童话。当毛泽东将其青年时代的旧梦,和着他回眸火焰与硝烟中的巴黎公社时的激情,一起搅拌到20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时,就很难有美好与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农经济似茫茫云海的农民大国,强制性地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变为大一统的公有制,并期待以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组织--人民公社,来架设一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宏伟金桥,这就不但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于脑后,也置基本的社会分工与基本的人性于不顾了。

“大跃进”犹如一头疾似旋风的野牛,冲进了中国这家古色古香的瓷器店,让农村不像农村,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后者还不仅体现在砸锅炼铁、箱柜归公上--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向全国妇联党组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本人也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却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泽东则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

“大跃进”的发动,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这已被日后一场异常严酷的大饥馑所证实。

在卫星放得密如飞蝗的日子里,社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在卫星放得堪称全国第一的河南省,有一个县的城关公社,上级来人检查粮食收成情况,公社干部领着他们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粮食满囤满圈,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又是粮食堆得欲胀欲裂。粮食还是原来那些粮食,而且下面都垫了一层高高的禾草。难说这上级是真浑然不觉,还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欺骗有理。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在郑州看到了刚刚开过的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其中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发言里公然说: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干部、群众脸上无光……”

如此等等七八个铺排,结论便是要搞大跃进,就必须虚报!

在这一全国性的大骗局里,农民们的哄骗只是换来了日后空瘪的肚子,而不少官员们的哄骗,则填饱了政治上的私囊,诚如在河南省所展现的那样: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狂热的吴芝圃所取代,省长职务也由后者一肩挑,成了1958年河南同样狂热的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历史必然会这样论断,与其说是农民在哄骗毛泽东,不如说是毛泽东在折腾农民。

不过这一折腾,对他来说不具有恶意。《东方红》是农民唱出来的,“大救星”是农民喊出来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农民,当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也许是爱之弥深,恨之愈切,他总像警惕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警惕着农民身上每日每时都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好似剽悍的匈奴人,不惧战尘,一次次地奔袭别人的城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文革”……毛在意识形态领域忙得不亦乐乎,在农民问题上也一直忙得一塌糊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前十条,二十三条……

终其一生,他总想剪掉农民身后那条小私有观念和小生产方式的尾巴,将他们打扮成漂漂亮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

可终其一生,征服了一个旧社会的他,却始终未能征服这支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军!

三十多年后,名声显赫、曾被视为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家佼佼者的禹作敏,领着天津静海大邱庄在物质上漂亮了起来,可在精神上自己未能漂亮起来,终于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但他却以农民的有限理性,读懂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句话说得很精彩,可以让我们众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脸上纷纷失血:

毛泽东利用自己懂得农民,而去折腾农民;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折腾农民而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铁疙瘩也听话哩!

1958年的“大跃进”里,显然有着更多的民粹主义内容--

在经济层面上,它以所谓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与首创精神,来取代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

在政治层面上,它意味着:继1957年,中国已经摒弃了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方针,大概以为继续执行这一方针,将会冒着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利益的巨大风险,而代之以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及其蓬勃不衰的动力。

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曙光正照亮中国的窗口,“资产阶级法权”的油迹斑斑的台布,就要从社会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时,知识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权”的根本依据--知识,却难以剥夺、难以卷走,对知识的歧视,便日愈正大光明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也日愈变得迫切……在整个文化领域--

原来的专家领导逐步为外行领导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曾经说过“文化工作必须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外行领导”,如此一来,由外行充任领导工作,必然造成文学和艺术创作作品的质量下降。实行“百花齐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各种出版物,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着述已成为历史;那些因发表非正统观点和刺耳言论而受到官方讨厌的好几家杂志,也被迫退出了活动舞台……生存下来的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原因是许多读者被下放到了乡村地区,订阅成了问题,也由于有些读者认为报刊已经没有看头。

詹姆斯·唐森德曾对《中国青年》杂志作过专题研究,他在1967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杂志研究》一书中说,该杂志从1957年6月的1783991份,急剧降到1958年1月的1071405份。事实上,知识的匮乏已成为蔓延全国的严重问题。(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

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般的“热情”与“创造力”面前,知识往往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无能的别名,在相当多的群众和干部眼里,知识分子无异于侏儒、白痴,乃至称其为“吃屎分子”,并给以随心所欲的讥讽。

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农场政委只要一站到知识分子面前训话,便手舞足蹈,唾沫飞溅,情绪亢然,全然不似平日里总佝偻着背走路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次,农场的几万亩水稻收割完了,因捆运不及,多数还摊在田里,为此他亲自召集起全体犯人。熟稔地作了一遍捆扎稻子的表演后,又一次魔术般地在分秒钟间将自己变得神清气爽,容光焕发:

“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有用的知识,现在我教你们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够让你们吃上饭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啥狗屁知识?!”(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1958年,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着知识分子的价值,使之不在于奉献知识,而在于对非科学、非理性的认同。

如果你想发展自己,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已被眼下的“左而优则仕”所取代。“左”不能老停留在豪言壮语上,《红旗歌谣》里,你得用你的灿若莲花之舌、呼风唤雨之笔,“左”出精当的理论和宏伟的系统来。

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们,继“反右”之后,又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成长。其中长袖善舞者,如张春桥,忙着鼓噪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闸门,去关死中国凝滞的社会生活里最后几缕商品经济的活水;而陈伯达,连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影响广泛的长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将一个早就枯萎在人类历史后院里的乌托邦神话,涂抹成一个新鲜得像是刚从黎明的果园里采撷来的中国现实: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如果你不想发展自己,而又想偷安苟且的话,那你就必须循规蹈矩,夹起尾巴做人。

前面提及的那位农场政委,作起报告来,不像一般的领导一样,开口便是革命领袖的谆谆教导,闭口就是让知识分子们听了如大出血一样的阶级分析。他以农民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人的道理:

“不听话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不配当知识分子!你们看见那拖拉机没有?拖拉机是个铁疙瘩,铁疙瘩也听话呢!今天早上出工,一辆拖拉机爬在田头不动窝了,一股子工人在那里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们闪开,我上去朝它踢两脚,工人一发动,它就响起来了。人嘛,不能像铁疙瘩,叫别人踢着走;要听话,自己走;不能像懒驴一样,打着不走,拉着倒退……”(《烦恼就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