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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毕竟东流去……(7)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惨遭暗杀,噩耗传来,我和中正大学的不少同学,对国民党便彻底绝望了。年底,又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暴运动”;这场斗争明面上是针对美国,骨子里却是直指南京政府。蒋介石将军陷于被动挨打,无法招架的地位,狼狈万状。

正大千余名学生,跋涉20余华里,由望城岗进入南昌市区游行示威。那份满城散发的罢课宣言,正是出自于我的手笔。从此,我的名字也就列入了“黑名单”,并且赫然位居榜首。毋须饶舌,这是国民党方面的某种势力干的。可恼的是,中正大学的白鹭学社(即青年军联谊会)也参与谋划其事。白鹭学社名曰学社,实质上与“学”无干,它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带枪的人;不但带枪上课,听说还有带枪参加舞会的。每当对立面聚会时,他们便屡屡鸣枪示警。虽说未必“合法”,但信仰不同嘛,可以理解;最使我感到惊骇的莫过于,这些带枪者居然扬言:我们是全国青年军退伍军人联合会的下属组织,我们的大老板是蒋经国!当我听到打他们嘴里报出了蒋经国这个名字,我不禁怒不可遏了!我有一种被欺骗、被污辱的感觉,一种被灼伤的疼痛。何以我会在写给徐君虎先生的信中,严辞斥责蒋经国先生,说他“背叛了一贯标榜的忠于老百姓的立场”呢?青年军同学的夸耀,正是一个最令人冲动的直接原因。

1947年末,我在中正大学再也待不下去了。春节期间,前脚刚逃离南昌,后脚便有青年军出身的同学廖子健等,带上一大群人,来到我家搜捕。

我过了一段逃犯般的流亡生活。1948年4月下旬,辗转抵达香港;在香港出版的左翼报纸上,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指名道姓,抨击蒋经国先生的文章。万万没有料到,眨眼到1955年,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荣膺了“蒋经国亲手培养的反革命”这一高级称号,死去活来地被折腾了整整一年。事后猜想,我的几篇文章,大概以它的过激观点和过苛腔调,于无意中适应了某种“革命”的尺度,从而证明了我实在是个革命的好同志,因而在最后否定“特务”和“托派”罪名的过程中,多少起了一点点缓解作用。凭良心说,在我着手写那些文章时,倒的确认为言过其实,疾言厉色才是真正的革命哩。现在来看事后效果,恕我不恭,却只能算是歪打正着了。

然而,有那么少数几位非置我于死地不可的有权力者和有影响者,硬是下定决心,用泥捏也得给我捏一个“尾巴”,栽进档案里,教你人走到哪儿,“尾巴”也甩到哪儿。他们挖空心思,从我的“自传”当中,找到了“干儿子”三个字,马上掐头去尾,大做文章,不管怎样拐弯抹角,也得绕到蒋经国先生身上去。于是,所谓“干儿子”问题,就成了我命运的绞索,可放可收,可松可紧,可以追本来就“莫须有”的徐君虎收我为义子,也可以将徐君虎略而不计,运用植物栽培学中的“嫁接”手法,直接扯到蒋经国先生乃至蒋介石将军那根黑藤上去。

关于“肃反”审查,不论是客观方面的严酷、鲁莽和邪恶,还是主观方面的愚昧、狂狷和怯懦,以及由于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个案上升到某种“档次”等过程,只要条件允许,我将单独撰文,予以披露,兹不赘述。

1948年,我虽在香港撰文批评蒋氏,但我也注意阅读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报刊,它们都报道了有关蒋经国先生离开大陆以前,在上海主演的“压轴戏”--显然是一出悲剧,一出“武松打虎”打不下去,险被虎噬的悲剧。那时,固然仍旧有人像当年在赣州的我一样,对“青天”寄予厚望;指望他能力挽狂澜,给南京政府注入一丝生机。我却比较清醒,我知道,“老虎”已经结了群,占了天下,早就不是三只两只了。而大凡不能打、不敢打、为了骗人又不得不假装打,其本身则早已是超级“老虎”的政权,如若不垮,天理难容!至今我依然坚信,这是一条铁的法则,古今中外,谁也逃不脱。

这,可以说是我对蒋经国先生的最后一次注目礼。

如此直到1989年,蒋经国先生辞世,“内部”放映的台湾新闻记录片,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当我看见台湾人民沿街悬帐路祭,双膝脆倒,泣不成声的场面,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陆百万群众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对周恩来总理的自发吊唁。二者固然意识形态迥异,但毕竟表现了人所共有的朴素感情,那就是:对逝者发自肺腑的爱戴。推此及彼,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对蒋先生的评价太不公道,应加修正。无数的感人事迹,证实了蒋经国先生造福于台湾两千万民众的恩惠。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他,唯有他,曾布履策杖,走遍了全台每一个县市;尽管这里边包含着某种对失败的反思,但你不能不钦佩他恢复和发扬了“新赣南”精神。我还知道了,是他在发展经济、追求均富的同时,于中断家天下、开放党禁、推进民主等一系列运作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凡此,都促使我下决心放弃原先的偏颇,重新评估蒋氏的一生。当然。我不过是一个庶民百姓,褒,不足以增其瑜;贬,不足以添其疵,原本无足轻重。然则,就个人的良知而言,这却是一个原则问题;它考验我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做到不计个人好恶利害,唯真理是从。

蒋经国先生既不是“神”,也不是“鬼”,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普通的人,一个为全局所制约、又施加影响于全局的特殊的人。他的成就,是人的成就;他的谬误,是人的谬误。说他普通,在于他和你我一样平常;说他特殊,在于他的名字叫做蒋经国。他命中注定要听肉麻的阿谀和无理的詈骂。所幸,他后来似乎更自觉也更自律,不曾因了这点血缘优势而骄横堕落;焉知此非台湾之福、中国之福耶?

上述数语,我想,既可以当做那段人生邂逅的纪念;也可以当作我对自己错误成见的一次“否定之否定”。无疑,后一个“否定”,绝非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螺旋形的“反复”与上升,即看到他的正面,也看到他的负面,一言以蔽之,还历史以公平。

(尾声)

章贡二水汇流,派生出一个“赣”字。

激活江西全境的主动脉是赣江,因而江西自古简称为:赣。

在章水之滨,有一座耸立了一千二百余年的郁孤台。

郁孤台,一个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

我有幸在赣州时断时续地生活了七年,七个三百六十五天,几度到此登临!

我也有幸血脉缘自一位颇具诗人气质的父亲,知情者都说他“怪”,因为,只要儿子在家,他必定携我攀上城墙,环行一周:从南门登城,经过东门至北端的八境台,再打西门下来,取道西津门,折往郁孤台;路经一处断墙残垣,他又必定领我踅入其中,指点苔碑--如今这碑竟不知何处去了--一字一顿地高声吟诵碑上镌刻着的辛稼轩词,着名的《菩萨蛮·清江水》: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这首词,写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至三年(1175-1176),作者官居江西提点刑狱任上。

父亲一面吟诵,一面讲解。就这样,我的那颗天真未凿、纯洁无瑕的赤子之心,一次又一次地承受过多少情感暴风雨的摇撼!

我乃牢牢地背熟了这些悲情幽邃、愁绪无垠的千古名句。

此番重返赣州,先有阳春先生不辞长途奔波,亲往南昌迎接,一路陪伴,殷勤照拂;到达赣州后,复承四十年代老诗人李一痕先生慷慨接待,安顿我住在他位于南郊的小楼书房里。环境可谓绝佳,推开窗牖,不但可以极目纵览浩浩章水,抑且能忘情谛听久违了数十载的声声鹧鸪!

人生如斯,能不感极而泣么?

潸然涕下,对我而言,绝非一种软骨症,一种老年病。

问我行程计划如何?我首先提出的,便是重上郁孤台。

李、阳二位,何尝了解内情?在我的所谓“蒋经国亲自培养的反革命”一案中,我被逼供“招认”“参加特务组织”的“地点”,正是郁孤台。

为什么偏偏会说起郁孤台呢?

今天,我这个当事人已经从痛苦中抽身出来,可以用旁观者的超脱眼光去冷静审视、分析,就不难准确地找到它的完全符合心理学原理的内在逻辑了。

唯一的答案是,这个“郁”字和这个“孤”字。

那时,我正受困于昼夜不停的“车轮大战”中,在高强度的逼迫态势之下,我,一个仅仅指望凭良心和笔生存与生活的知识分子,怎么承受得起如此骇人的精神重荷、如此揪心的自我丧失、如此窒息的抑郁、如此彻骨的孤寒啊!

今天,我终于又读到了掷地有声的那副对联:

郁结古今气

孤悬天地心

(公刘按,目前的上联有误,“气”错成“事”了,一字之差,相去万里!)

四十多年了,雷暴遁去,我方迟迟领悟这副对联所昭示的至深至广至痛至悲的真理!有愧!

难道,那曾经恶毒地搅扰辛弃疾寂寞灵魂的,不也正是这一“郁”一“孤”么?

于是,作为大诗人的他,只得狠心揶揄作为大将军的他了。

我不才,不敢妄自比附,然而,我对这副对联,却真正有字字带血的体验!

登上郁孤台,俯瞰章江水。章江里流淌着江水,已远非昔日的“清江水”了。我不禁思忖,莫非今日的“行人泪”,较之往古也更为溷浊了么?

噫哦!清也罢,浊也罢,毕竟东流去,毕竟东流去,毕竟东流去啊!

毕竟东流去!

低眉写罢,掷笔长叹!总算了却心头大愿:由我本人亲自动手,将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公之于众,以供时光老人验证。但也不免又产生了新的杞忧:方今海峡两岸,“蒋经国热”仍在升温,回想当年我参与过的这区区“四两”,有幸曾被人为地拔作“千钧”,焉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千钧”不会幻作“千金”?我实在不能再遭受另一种歪曲与凌辱了,愿为此馨香祝祷之!

作者附识

(原载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