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重建中文之美书系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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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领衔:戈舟(6)

在他的小说里,那些年轻、苦闷的男人,经历不够丰富却也够多了的男人,着实是有弋舟的影子的。有些人的小说,不大容易看到作者自己。弋舟的小说,却常常引起人的这种猜想。那种虚构的,略略荒诞的,镜片磨损开裂而有些变形之后才能看到的,有些灰的苦涩的影像,我细心阅读的时候,常常会觉出里面折射了弋舟隐藏着不肯轻易交出的那一面。那里面似乎没有温暖,只有阳光,亮度不够的阳光,无非给人白天的感觉罢了。这白天的生活,却是暧昧不明的。叫人看见,细究之下,觉得不真实,却如骨在喉地鲠着人。也并不太痛苦,弋舟不是那种写绝对痛苦的人,弋舟只是写那些不够痛,却不容易痛过去的痛。那是旧了一样的痛,还没有新,就已经旧了的痛。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痛,无法解脱,弋舟才写了一篇又一篇小说,写了那些人物,让他们自己行走,自行痛苦,或并不痛苦。那些琐碎的生活,有时候甚至是卑琐的生活,没有理由痛苦的生活,构成了弋舟的小说世界。

也许就是这样的痛苦,晦暗的,它本身就不是陷阱,也就无从拔脚出来。

很多年前,弋舟的职业应该是一个美术老师,或者说是一个画家,是一个通过线条、体积、色彩甚至是温度反映世界的人。弋舟自己说,他以为绘画是平面的,而写作是立体的。也就是说,如果人生有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能借助文化的方式解决的话,绘画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弋舟的写作,究其内里,是要解决一些问题的。一些什么问题,难道真的能够说清楚吗?能够说清楚的,已经不需要解决了。

高更多年前画过一幅画《我们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这是以绘画方式试图解决些什么。其实高更自己也清楚,绘画并不能解决什么。他也只是把问题拿出来,甚至只是喃喃自语。弋舟的转向文字,也有这样的意味吗?

这个科班学习绘画的人,竟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完全放下绘画,沉迷于文字,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二十多年前,在北方某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每当有新一期的《收获》和《花城》,管理员阿姨总是会“概不外借”。因为她要留给一个渴望的少年。这个少年就是弋舟。那个时候,他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在阅读中度过的。大量的阅读,会低度酒精一样地慢慢渗透这个少年。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文学的麻醉剂其实已早就暗自得手,只等待这个人的走动,就会在走动中慢慢显现麻醉的意味。

这个从少年时期就大量看小说的人,一个几乎是小说滋养起来的少年,在枯燥的人世,那些小说里的人和事给了他多少欢愉和寂寞,多少快乐和忧伤。以至于这个人,也许从少年时代就觉出人生意义的匮乏,必须不断从小说的虚构里才能丰富,也必须有小说那样的人生,才自认是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人生。

可是,人生的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面对生活,文学依旧是惶惑的。小说家只能在惶惑里写作惶惑,在看见太阳却感受不到阳光的城市的街道上独自徘徊。温暖,只是瞬间。

弋舟的博客上,有几个字相当显眼:光与盐。

光和盐的意味,不需要我来解释。

但是,我知道的是,凡是需要去寻找的东西,总是找不到的。找,只是完成一个过程。而在那个过程中,一生就那样过去了。找,是一种幸福,不断地找,才能有不断的幸福。

屏幕空白,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弋舟也并不清楚他将写下一篇什么样的小说。人生如此,写作也是如此,即便是那些有着打腹稿习惯的作家也是一样,他根本不能有效控制全程。

至于弋舟要写的那些他自己定位的“有教养的小说”,我是一直疑心的。小说,也只能是小说,从来不是别的什么。也许,对于教养,弋舟有另一解,那就是“在轻浮中写出悲怆,在猥琐中写出庄严”。

弋舟的大部分小说,是滞涩的,有些苦楚和荒诞疑问的。读他的小说,让我骨鲠在喉。在这些小说里,他也许是在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可什么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也许,我们不过是追问罢了。追问本身就是意义,此外,别无任何可说的意义。

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字里写道:毫不怜惜,也许这才是世界的本相。

毫不怜惜,心肠硬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也就接近了这个世界的本相。小说到了那种程度,才是真正的好吗?我不知道。

弋舟,但愿你真的能找到自己的光与盐。

我们都是寓言的主角

弋舟王小王

弋舟:作家

王小王:作家、编辑

王小王:评书先生把醒堂木一拍,说我要开始了——以这种方式开始谈小说,我就会有点儿失语,拍完木头自己也变成木头。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恐怕是自己天生地上不了台面,另一个便是对“说”本身怀有疑虑。“说”出来的总是“正确”的,尤其是当知道它可能还要被发表,说得就更正确了,会自觉不自觉地努力显得高瞻远瞩,动用储备以示渊博。

弋舟:不错,这是普遍人性上的事儿。既然是普遍人性,咱们也就不需要格外苛求自己了吧?文学之事能不能说?我想是应该能的。问题是怎么说,用什么态度来说。当我们对他人、对自己那种大而无当的述说感到厌倦甚至憎恶之时,其实应该清醒,并不是那个被说之物很糟糕,而是我们这些说的人很糟糕。同时,我们不应当惧怕空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我看来,空泛,乃至空虚,亦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我们避免不了的,就像我们避免不了人生一样。而且我们还得做好准备,当我们说文学时,同样也避免不了陈词滥调,因为,离开了陈词滥调,我们已经几乎无法把一件事说得稍微明白点儿了。

王小王:不久前参加研讨会,面对一个有正反观点的议题,很多作家评论家都谈得很好,各有角度,各有反思,各有结论,但正是这种“好”,让我突然对这种讨论的意义产生了不信任。因为虽然表面上似有争议,但你会发现只是角度和说法不同,根底都是一样的,都是极为“正确”的文学观。研讨会如果开得足够长,最后就会沦为辩论的模式——没有对错,只有争执技巧上的输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学圈有些喧嚣,各种文学事件层出不穷,各种文学讨论五花八门。评论家们说作家说得太少,总是评论家在发言,可我认为我们的作家还是说得多,外在的东西多,遵从内心的东西少。这导致很多作家的作品跟从所谓的文学形式,缺少内在的恒力。

弋舟:评论家说作家说得太少,这是陷阱和圈套。如果不把这个“说”字局限在“评论腔”的范畴内,显然,对于文学的表达,作家们远远“说”超了搞评论的。但似乎,评论者并不把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当做是他们眼中的那种“说”。什么意思呢?这种漠视具体作品、言不及物的评论,也许是我们当下文学生态的必然景致。这种生态,需要并且滋生这种喧哗,几乎就是内在逻辑规定好了的。由此,一个别样意义上的枝繁叶茂的图景就成为了可能——挺繁荣的。你的感觉不错,在这种生态下创作的作家们,的确是说得太多了,并且是在用那种非作品的方式在说。但也许我们应当宽宥和体谅,因为我们同处于这样的生态之中,不拔高一个音节,实在就会给吞没掉。当然,这一定不能成为作家们声嘶力竭的正当理由。我相信,一个有尊严感,有自制力,有雄心和壮志的作家,自然会秉持着自己内心的操守。这就是你所说的“恒力”吧。

王小王:很多作家都怀着可爱的天真,面对某些不负责任的肯定,他们常常信以为真。有多少作品刚出来时被冠以瑰丽名头,被评论界毫不吝啬地授予至高无上的夸奖,甚至被誉为某类巅峰,但是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被遗忘了,下一个,下下一个“巅峰”又在不断产生着。当然,这里面有出版界过度宣传的因素,但问题是,会有一些作家真信,他们从此会以“大师”自居,起码会觉得自己离大师仅仅咫尺之遥了,不再学习,不再训练自己,开始随随便便地写了。我见过一些取得一点儿成绩就觉得中国文坛已经装不下他了,张口闭口斯德哥尔摩在等着他的作家,可是再没有见到他的好作品。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眼下的作品研讨会。作家评论家请来一群,围着你夸,偶尔委婉地提些无关痛痒的小毛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样的氛围,这不好说,分析起来可能是个大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的特点等等吧。这不是短时间也不是几个人可以改变的。但是至少,我想,作家们应该清醒,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多向自己的内心发问,有怀疑才能有进步吧。

弋舟:我其实一直比较怀疑评论的意义。对一个成熟作家最妥帖的评判,也许只应当来自另一个对等的作家,并且这里评论的意思都不太多,完美的话,应当是一种切磋与探讨。因为,同样是在干一个工种,并且级别相当,这样才能形成那种比较有效,同时也令当事者相对买账的气氛。就好比两个钳工,在技术职称上大家都是三级或者四级,一个对另一个加工出的零件提些意见,彼此促进一下,提高一下,重要的还有温暖一下,岂不是种最舒服的局面?我也开过不少的研讨会,有个发现,如果会场上真的有比较恳切的声音响起,那大多都是出自一个严肃作家的口中。虽然如今连这样的声音都日渐稀缺了,但我想,我们不应当低估作家们的操守,向内自省的目光,必定恒久地存在于那些真正的偏执者身上。

王小王:2008年我在北京参加帕慕克的作品研讨会,帕慕克简短发言之后,研讨会即将正式开始,他却起身离座,然后竟一路走了出去。后来主持人解释了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他觉得面对这么多人,听大家谈他的作品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我当时觉得非常尴尬。我觉得他说得很委婉,而实际上心里是对这种研讨怀着不屑的。在座的学者、作家于是面对一把中国的椅子,展开准备好的发言稿,一个接一个地读下去。这种研讨,对于帕慕克有什么意义?

弋舟:我曾经说过,那种巨大的“羞怯”,对于一个小说家是何其重要,这几乎就是一种世界观和生命态度了,这种态度对于一个商人或者官员无关紧要,甚至会是妨碍,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小说这门艺术的人,却是堪称紧要的基本气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场针对小说家的会议,都是伤害,是压迫和取闹。好在帕慕克携诺奖之威,给我们捍卫了一下小说家的尊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不要低估作家们操守的一个证明。

王小王:对,你说了不应当低估。是的,不低估,不急躁,不杞人忧天。总是看到不如意,总是挑毛病,是不是也是人性的普遍劣根?其实想想,今天真是文学的好时代。80年代文学极盛是一种时代的意外,是“非常”现象。现在文学这样不温不火,我倒觉得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艺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有些人来说大一些,对有些来说小一些,没必要为它争取主角的地位,那是不现实的。

弋舟:文学的好时代?这个我得有所保留。这个时代对文学的干扰并不少多少,不过是面目不同而已。同时,在我看来,文学的好时代已经永不再来。这本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好比京剧的好时代已经永远消逝在我们背后,一两出大戏,根本无法挽回一个时代的远去。无论从创作者还是到阅读者,我们都已经无法复原托尔斯泰的时代,卡夫卡的时代,甚至曹雪芹的时代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文学日益像一个古董或者标本了,放在博物馆里供少数人瞻仰和凭吊,并且心生安慰——我们也阔过。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是一个特指,那种范式和模样,如果还要生发与延宕,以配合这个时代,必然是另一种价值之上的东西了。由此,也可见你我之荣幸,在这样的时候,耽情此事,并且自得其乐,实在是奢侈。我们感到了异常的幸福,就是被上帝眷顾的一个确据,在上帝眼里,将此事看为宝贵。

王小王:真正的文学就是奢侈品。我们既然承认喜欢贝多芬的是少数人,就没必要痛心人们不理解莎士比亚。艺术是整个人类的需要和灵魂表达,但通往其深层之美的路径却是难以窥破的神秘所在。我发现有很多“文化人”都是不屑于读小说的,他们认为是瞎编乱造,认为吃饱了撑得没事儿干的人才去读小说,更没事儿干的人便去写小说了。现在人人都或多或少读过些名著,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只看到里面的“故事”,看不到“故事”的里面。所以你问他名著怎样,他也不觉得怎样,就那么回事吧。没办法,你替人家惋惜,人家还觉得你傻。你体会不了他的欢乐,他也理解不了你的幸福,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弋舟:对啊,这还是各自按各自的路数出牌、没必要相互谴责的事。不过我发现了,我们今天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困难,根源就在于大家所持有的标准往往截然不同,但两种不同的标准,往往又借着同一个名目,比如文学啦,作家啦,小说啦,这些名堂的概念已经非常混乱。你所说的这些“文化人”,可能在我这里并没有这样一个身份上的认同,在我这里,毫无歧义,一个文化人是不会排斥小说艺术的,起码他不会藐视和不屑于。当然我这个标准你可以忽略其中的褒贬之意,我只是陈述一个自己的标准,并不说明,人家不读小说就天然地不高级。

王小王:所以出于寻找家园的内心需求,我们不得不需要辨识出和自己标准相同的人。我原以为起码搞文学的人都跟我是自己人吧,后来发现也不是,这个圈子里照样有令我恐惧的,令我鄙视的,令我烦恶的,同样,我肯定也被别人鄙薄着,厌嫌着。而你,是我气味相投的人,这不是人与人接触之后得来的结论,而是文字之间的私下结盟。我第一次读你的小说(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就觉察到了心底的感动,我想,这是一个自己人。小说就是有这种力量,它给人无限丰富的人生感受。有时候一部好作品真的是能把你填充得一瞬间好像要涨开来,这样的好东西读得多了,一次一次被涨开,整个人就真的被涨大了,真的更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