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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领衔:陈然(2)

关于我的朋友M,应该多说几句。他是一家酒厂宣传科的干事。我们在一起时,经常取笑“干事”这个称呼。可以说,他是我在这段时间唯一精神上的知己。为了一些很抽象的问题,我和他经常书来信往,或在一个什么地方见面。在内心里,我把他称为战友。我需要战友。在这里,也只有他,能当我精神上的战友。有时候,我会像幽灵一样忽然出现在他家门前。M条件比我好,从小在城里长大,父母都是银行的职工。他手指修长,皮肤白皙,看上去养尊处优,尤其是县城方言那种好听的卷舌音,让我有些自惭形秽,好像我们是来自两个不同阶级的人。而我一直觉得,即使在革命队伍中,来自有钱阶级和来自无钱阶级的战士,在心理上的确是很不一样的。但他,绝对是他们那个阶级中杰出的叛逆者。他有卓越的口才,是天生的演说家,并且具有突出的领袖气质。我曾旁听过他和他朋友们的一次聚会。因为我一直对集体或某种组织抱有顽固的戒心,不想参加任何团体。只听他口若悬河,妙语如珠,听得人一个个热血沸腾。对,我发现他特别爱用四字句,我也不知不觉受了感染。如果有人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他会说,四字句是汉语的骨头,从诗经到汉魏风骨,再到当下,没有四字句,汉语就是个瘫子,站不起来。如果把语言比作武器,那四字句就是利刃,握在手里,长短合适,进退自如。现在想来,他的话仍然很有道理。不久前,一些讲坛性质的节目大受欢迎,我发现,其中的诀窍就是,主讲人大量地使用四字句。在渴望文化的人群中,四字句就是灵丹妙药,就是文化水平的象征。我带着女学生奔逃南方的时候,M也开始打算离开县城。他准备报考北京一所名校的一个名教授的研究生。他说,他已经给对方写了信,并附上自己的论文,对方对他十分赏识。考研究生跟考大学不一样,它可以直奔导师而去,比较符合一位学者说的,所谓大学,应该是先有教授,再有大学,而不是相反。想到我即将流落天涯,而他却可以风度翩翩地去北京求学,我再次感到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

现在想来,在南方的两年(足够了,不能再多,不然我大概要发疯了),除了给我日后写自传提供一些素材,再也不会有其他的积极作用。我发现在这里,我除了做骗子,比如给那些弱智或文盲的老板搞搞策划什么的,或向全国各地的什么人发个函邀请他们来开会或出书,其他不会有更好的出路。自然,我不屑于干这个勾当,虽然我可以想出许多种骗人的招数。实际上,在我离开南方后,我设想过的那些骗子方案很快成为流行的骗术,就是现在都可以屡试不爽。我拜访了一下各路豪杰,发现他们除了想赚钱还是想赚钱,这与我南下的初衷相去甚远。我还拜访了当地的公安局局长,这个家伙倒是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末了请我吃了一顿海鲜,恭恭敬敬把我送回住处。当然,我没让他看到我寒碜的租房,让他在街边把车停住我和他握手再见。无论天怎么热,对这里的气候多么不适应(我被焐出了一身的痱子),我一直穿着白衬衫,打蓝领带。只有我自己知道衣领是多么脏。租房低矮而潮湿,小D还没有回来,她在附近的一家酒店打工。这时我已妥善地处理了她的肚子。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姐姐在医院做护士,她原是内地一家卫校的老师。老师和学生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足以说明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可以从头开始。小D现在一身轻快。但她下班越来越没有规律了,最后干脆不回来。我不做声,等她开口。没多久,她果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说一个什么老板看上了她,经常带她去他的别墅。她说:老师,我真是一个没出息的人,我见利忘义,我的爱情已经被钱杀死了。她这时居然还用文艺腔跟我说话,让我稍感意外。她说老师你回去吧,我已经看出来,这里一点也不适合你。她一直是叫我老师的,她在床上叫我老师时我感到了某种践踏的快感,可这时我只感到她的郑重。我意识到她大概在为我作某种牺牲,但我并未点破。她说的是真话。离开的那天,她送我上船。我和她互相挥了挥手,就此作别。

刚回县里,我就被投入了大牢。那个乡干部早已罗织好了罪名,只等我来自投罗网。不过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我甚至还露出欣然领受的神情。其实我一直想去一个地方看看,那就是监狱,我发现,大多有成就的人都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个我极敬重的学者,一辈子几乎都是在牢里度过的。他有个著名的“三不主义”:不点头哈腰,不难得糊涂,不风吹两面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读书人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公安局的人在车站出口处等我。这种滴水不漏的场景大概也只有小说里才有。于是我也用自己略显陌生的口吻说,请放开,我自己会走。在公安局作了笔录,我说,我想回家去拿一些东西。他们露出为难的神情。我说,到处都是你们的人,你们放心,我跑不掉的,我还等着你们还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呢。他们呵呵笑了起来。我回家去拿了几本书,一本“鲁迅”和一本《新旧约全书》,想了想,我又拿了一本《毛泽东选集》。我曾认真地把它读了两遍。我对爹说,我要去坐牢了。爹娘又急又气,好像我一下子把他们的衣服脱了个精光,没脸见人。我说,有时候坐牢是羞耻,但有时候也是荣耀。爹说,荣耀个屁,你道德败坏,把人家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还荣耀。我说,你们真的以为事情这么简单吗?错了,这不过是借口。

我顺利地把书带进了监狱。县里的人,都知道鲁迅受过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是伟大的这个家那个家,是骨头最硬的人。至于圣经,我应该感谢他们的无知,居然认为是关于经济合同的,也被我幸运地带进去了。我设想着自己在监狱里布道,甚至还有人匍匐着过来吻了吻我的衣角,像个圣徒。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湿漉漉的,像煤骨一样黝黑发亮。夜深了,我仍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因为我在逆境中读书效率特别高,比如吵闹的教室,拥挤的会场,行进的车厢。

M来监狱里看望过我。因为我的原因,他也被警方传讯过,但很快就被放出来了。他给我送来了一幅字,上面写的是:“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庄子的话。我一看,热泪就涌出眼眶。知我者,M也。他不知道,我曾在乡下中学的墙壁上反复写着这句话。虽然我也喜欢孔子的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引用的人太多,已经烂俗了,我就一直在刻意回避着它。李白毕竟是个轻狂之徒,动辄“仰天大笑出门去”,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他的脑后没有反骨,有的只是任性和撒娇。这时,M已接到北京那所大学的硕士生录取通知书,只是今年不比往年,各方面审查都很严。为了顺利入学,他在配合相关部门做一些工作。他说,你出来后,也考研吧,我在北京等你。

进监狱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我们村子里有个人,做小偷被抓住了,活蹦乱跳的一个人进去,出来时就呆了傻了,看到爹娘,半天才哇的一声哭出来,智商大概滑落到了小孩子的水平。他娘逢人就讲儿子坐牢的经历,时间长了像祥林嫂。她说儿子进去时首先挨了一顿恶打,不是警察而是其他囚犯打,等打得半死了,狱警才装模作样过来管一管。每个号子里有个头儿。而这个人,往往是犯的罪最重、打人最狠的家伙,其他人都听他的,他要打谁就打谁,要谁喝尿谁就得喝尿,要谁吃屎谁就得吃屎。他让她儿子晚上睡在尿桶边,不准乱翻身,不准捂鼻子。她儿子不肯,又招来一顿毒打。现在,她儿子动不动就蹲在那里,缩着身子,抱着头,好像随时准备挨打。难怪我被关进牢里的时候,教育局的那帮头头高兴得像稻谷笑弯了腰。所以,说我不害怕是假话,其实我是个很脆弱的人。有时候不小心弄破了手,也会顾影自怜许久。我也怕痛,每当爹举起放牛的鞭子,我就及时地逃之夭夭。如果逃不掉,我就大声地叫喊起来,企图用恐惧而空洞的喊声把他吓退。我从不讳疾忌医,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我会马上去看医生。晚上睡不着觉,我赶快去买补脑汁。我想,如果一个人的脑袋出了问题,那还有什么戏可唱呢?盲目地跟疾病作斗争,是对自己身体的漠视。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我不知道,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还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当然,这珍惜,不是苟活,不是毫无原则。如果要我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杀人,我也会像鲁迅一样选择退却。小时候看革命电影,我不理解那些人面对酷刑毫不害怕,烙铁在身上烫得冒烟,他们还在哈哈大笑。我总觉得这样的镜头不真实。不过也许是真实的。我有个同学,读完小学后没有再读,以捕蛇为业,如果被蛇咬了,他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飞快地把被蛇咬的那块肉剜下来而面不改色。如果参加了革命,他肯定也是好样的,但我明显不是这样的人。看来人与人差别很大。我最坚硬的部位是脑子。要我改变脑子里的想法,显然比我那位同学难。那个家伙,总是很轻易地让别人把他的脑子改变了。他一会儿认为这样是对的,一会儿又认为那样是对的,他不习惯于听人辩论。有一次,我跟人辩论,他也在旁边,他说他听得头痛。别看他那么蛮,可每次碰到村干部,胆子马上变小了,会绕着走,像是干了什么坏事。如果他犯了罪被抓去杀头,大概也会像阿Q那样很关心最后的那个圈是不是画得很圆。有一次,我无意中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一名苏联红军在德国人的枪口下显得那么可怜和无助,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因为这样的图片我以前从未看过。一时间,我以为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我想,如果是我,我大概也会那样,甚至我还会把排泄物拉到裤裆里。人性的弱点总是和排泄器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我知道我的想法很天真。如果我真的这么干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地。我就会成为家族乃至国家的耻辱,而被斥之为叛徒或内奸。

不用说,面对监狱,我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但我安慰自己,这样不也很好么?我应该去了解一下监狱。虽然我的确害怕挨打。

可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挨打。我被带进牢房时,虽有几双饿眼骨碌碌地盯着我,但他们似乎不敢轻举妄动。另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悠悠地抽烟,晃着二郎腿,我猜想,这个家伙就是号子里的头儿,其他人的行动都受他制约。难道是他阻止了他们对我拳脚相加?

我的猜想很快得到了证实。等狱警走了,那个人朝我笑了笑(其他几个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也附和着笑起来,这使我意识到,什么地方都有奴颜,哪怕是以凶狠和犯罪著称的监狱),说,欢迎欢迎!我警惕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他挥了挥手,说,哎呀,真是读书人,跟我们大老粗有距离——跟你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被关进来了。接着他大声说道,你大概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最被人瞧不起的是两种人,一是小偷,二是强奸犯。这两种人最没出息,对他们,我手下从不留情。但我知道,你这个人不同一般。你不是强奸犯,虽然你把一个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但你是在给她启蒙,让她懂得生理卫生。他笑得更响了。我渐渐适应了号子里的光线,我猜想,如果他这时出拳,大概会揍我什么地方呢?我紧张地思索着。他有些奇怪地瞅了瞅我,又说,也难怪,毕竟是书生,还是怕痛,怕死,戴着眼镜,手也瘦得像芦柴。他盯着我,吐掉嘴边的烟蒂,又掏出烟来,自己叼一支,递一根给我,给他自己点上火,又给我点了火。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到了这一步,我也豁出去了,我说我是强奸犯,我把一个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我不是给她普及生理卫生,我就是想搞。她爸爸是乡干部,为了报复我,到县里找了人,我就进来了。他说,呵呵呵,其实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借口,不过,我敬佩你这种人,跟这些人相比,你是人,他们是猪狗。是不是?他朝那几个人一瞪眼,恶狠狠地问道。那几个人忙点头,有一个人还条件反射似的打起自己的耳光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打自己耳光的家伙正是个强奸犯。他结了婚,老婆也长得不差,但他就是忍不住要去强奸。这次把一个干农活的妇女摁在地里掐了个半死,被过路的人逮住了。他进来的第一天晚上,号子里的这帮家伙就给他的鸡巴开了个公审大会,把它放在尿桶里浸了半个小时,第二天发了炎都肿得他挪不了脚。

接着,他又谦虚地跟我说,你来了,按道理,这号子里的头把交椅就是你的,但我考虑到你毕竟是个书生,很多事情还没有经验,所以我决定,我还是继续当头儿,你是这里的贵客,谁也不许欺负你,不然我饶不了他。其实我的决定也没错,像你这样的,即使在外面扯旗子,也只能当个军师,对吧?难道刘备有诸葛亮厉害?宋江有吴用文化高?当然没有,但领导还是刘备和宋江当,对吧?我忙点头。他说,你只管看书,有空给我们讲讲故事,消一下愁解一下闷。你一来,我们号子里的平均文化水平就提高了,说不定还会弄个流动红旗什么的。我说,这里也有流动红旗吗?他说,怎么没有,还有知识竞赛呢,到时候帮我们多弄几面红旗,说不定能让大家早几天出去呢。

看样子,他对我很满意。

我很快就知道他叫老K,是县城黑道上的一个小头头。他说他这次进来,完全是代人受过。一个哥们犯了事,但眼看着要结婚了,他就顶替对方进来了。反正他已经尝过结婚的滋味,甚至对老婆还有点腻了,正好到号子里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我一脸愕然的样子,他说,你大概不知道,在我们那个圈子里混的人,跟那些当干部的一样,他们经常要到什么地方去考察或进修,我们也一样,不同的是,我们是到号子里来进修考察的,出去了,文凭又高了一个档次。我笑着问他,那你现在大概是什么文凭呢?他说,起码是大专了。其他人都笑了起来,号子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我问他,你那个哥们犯了什么事?他说,还不是动了刀子,不过对方没死,我们的人已经把两方面都摆平了,一方面定性为过失,另一方面派人去吓了那个家伙一下,如果他们还纠缠不休,有他们的好看。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傻,会把故意杀人的罪名揽到身上来吗?跟你说,不是名利双收的事情我不干。他哈哈大笑起来。从他身上似乎看不出坐牢与不坐牢的区别。他说他马上要出去了。他又说,等他出去了,我就是这里的头,他会经常来看我,带红烧肉来慰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