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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公刘先生在赣州(3)

“不久,我们裁了结婚证,她怀孕了,但是我却发现我与她无法相处……我忍让着,痛苦着……更晴天霹雳的是:那年6月,我从青海回到北京,迎接我的是‘剥下公刘右派画皮’的批斗大会。正是这其间,她生下了我日后相依为命的女儿,作为母亲,她却拒绝给‘右派的女儿’哺乳……

“我背着我女儿到山西去劳改……我没有怨恨我的所谓的妻子,我只责备自己当了‘右派’,我写信给她,哀求她寄几块钱给我,好给女儿买件小袄,我得到的回信却是一张写着‘公刘,你这个大右派!’的明信片……

“我用茫然的目光盯着所有发生了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一直在反省,我的思维迟迟没有转到对现实的否定上来……一夜之间,人性便被政治砸得片甲不留……不认丈夫,不认女儿……

“我的第二次婚姻是摘掉我的‘右派’帽子被放在山西《火花》月刊当编辑时开始的,那时我38岁,对方比我小几岁,她对我不错,但她不尊敬我母亲,把我母亲当做雇来的老妈子。在我的心田里,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圣母,岂容他人凌辱。相处了两年,分手了……呵!人世几回伤往事……

“好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9年我与女儿在安徽合肥安了家。1982年我又一次与‘婚姻’两个字有了瓜葛,那年我56岁,对方在北京某电影制片厂做导演,每天给我打几次电话,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诚心要做我的另一半,我动心了,答应了她,约她定个时间去裁结婚证。你猜她怎么回答我:‘裁什么结婚证,亲爱的,现代社会,只有傻瓜才结什么婚,我们是自由的仙鹤……’

“我不同意,她强不过我,结果还是办了手续。可她的工作单位在北京,我们一直两地分居,加上她开放无度的言行我无法适应,我的保守她也不能迁就……1984年我们终于分手了。一个好女人,但我们无法相处做夫妻……”

虽然只有我一个听众,但诗人的倾诉欲望让他激昂的演说好像刚刚才开始。

“这就是我三次失败的婚姻,请你转告那位有意跟我回安徽去的女士,我谢谢她,但是我不想再去品尝婚姻这枚苦果……

“我没有品尝过爱情的蜜汁,我受够了婚姻的折腾……但是我收获过许许多多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友谊,假如说我这一生有过什么温暖的话,那就是友谊。我少年时期落难,有缘遇到了蒋经国先生、徐君虎先生、张明大哥、罗琳大姐、十三中的陈颖珊老师、《新赣南报》的洛汀、浙江的圣野、香港的秦似……他们给予我的亲情与我父母给予我的血肉亲情毫无区别。‘文革’之后在我落难的岁月里,又有幸遇到了拯救了我生命的陈根九老人、陈双科老人,还有文化界的长辈夏衍、陈荒煤、冯牧、刻骨铭心的郭小川、两肋插刀的邵燕祥、冰夫、塞风、白榕、柳萌、林希、丛维熙、李耕、柯原、刘章、腾长桥、宫玺、立传玺、陈发仁、冯亦同、李云鹏……还有像李一痕和你这样从未相见却心有灵犀相通的诤友……

“你知道萎靡不振的‘右派’分子公刘当年敲开郭小川的家门时,这位大哥是怎么接待我的吗?他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们俩谁也说不出话,半响,他才说:‘我现在能为你做什么?’

“我说我想回江西,他立即提笔给当时江西省委的宣传部部长李定坤写信……

“五十年代末,我带着女儿在山西劳动改造时,那里和全国一样,饿殍遍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包砂糖,原来一位老同学得知我在山西劳改,他在包裹里夹的纸条上说:‘我没有其他能力帮助你,给你寄来一点砂糖……’

“……没有这些刻骨铭心的友谊,我与我女儿早不在人间啦。”

我做笔录的圆珠笔,油墨用完了,好在八境台三楼有个小卖部,等我买了笔回到柳林时,公刘却不知去向,好不容易才在八境台的炮城里找到他,这里杂草丛生,我们坐在草地上继续交谈。

“抗战时期,李耕也在赣州待过好几年,李耕说他来赣州访旧时,也是你作陪同,我与他都是诗人,也同样是‘右派’,我们与你是两代人,你对我们这些人有些什么感触、感慨、感想?”

我这次到南昌接公刘,住在李耕老师家里,那天夜晚,他与我正好议论了公刘,而此刻我手上的笔记本,正是记录我们当时对话的那册笔记本。于是我照本宣科对他说,李耕老师是这样评价你的:“公刘是当代中国文坛中的天才,是诗歌界的李逵,是继鲁迅之后能担当得起‘知识分子的中国的智者’。公刘的真诚与痛苦在烈火中反复冶炼、升腾……锥心泣血,以全生命追问历史……清新睿智,大气耿介,坎坷蹇涩,艰辛备至,宁折不弯,黑白分明,大歌大哭,不畏权,不媚俗……是一头浑身长满了剑戟的恐龙……公刘走的是伊索、天问、草叶集的路。公刘不是狂,而是狷,是耿介、犀利与精到!”

公刘仰首大笑:“才自清明志自高……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六十多岁才有所醒悟,这使我很尴尬……我有幸被打入底层,让我看到了我们悲哀的人民的生存状态……”

我们周围已经围了几位听众,看他们的穿戴,好像是星期天出来逛城的大学生,我怕我们的对话会走火入魔……于是我说:

“公刘老师,我们只谈纯文学吧,你早期的作品理想主义色彩鲜明,轻柔,明亮,浪漫……感性多于理性。而你八零年代之后的诗却恰恰相反,凝重,沉郁,反思,追溯,批判……你好像梦醒了,却又隐入了迷惘,你寻求怒海,呼唤危崖、莽林,呼唤搏击……热血仍然在你的血管里奔突……高风亮节,一种屈原、司马迁的精神体现在你的身上……”

他手一挥,制止我说下去,点着我的鼻子说:“阳春,你读了些书吗?恭维人也学会了……”

我也不让他说下去,我继续说:“李耕老师与你都是当代诗坛的骄子,可他与你恰恰是另一种气度,另一种风貌,虽然他与你一样,文采风流,才名四播,但他经过炼狱之后,已不耐烦嚣,苦恼,他只冥求性灵与完好,他有一种过来人悟透了的豁达、澄明、自由、任性、坦然……看似一位无拘无束的悟禅者,一位精神休憩的道人,似乎没有‘思想被主义奸侮后的痛苦’,我与他交谈时,他总是盘腿而坐,一动不动,我甚至能听到他生命的内在音节……我有幸和你们两个都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呵!对了,我能问个问题吗?你解脱之后,为什么不留在北京?”

又有几个人围着我们坐了下来,看样子他们也是什么学院的大学生。

“我离开京都,主要是那里没有人收留我这头‘浑身长满了剑戟的恐龙’,我也早意识到那里不适宜我生存,无穷无尽的应酬和争论会把你已经形成的人格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会将你陷入种种方圆之中,消耗掉你的生命……

“我想保持我的自傲和自信,那种被豢养的‘幸福’就是取消你思考的权利。人的本质在于生命的冲动,高高在上,你会丢失生命的冲动。画了一幅惊世大作《父亲》的那位战士,不久就画了一幅《金秋》,不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吗……

“我在京都看到一大批曾经呐喊着打倒我们的左撇子们,他们在沦落为精神奴隶之后,如今这批人又沦落成了金钱的娼妓,这是悲剧……

“一千多年前,当杜甫看见民不聊生时写下了‘三吏’、‘三别’,那些年,我们的人民走投无路,饿殍遍野时,京都里的诗人谁曾出来呐喊过一声……

“整整一个时代否定了我们这些人,可我们这些被否定的人,一个个都是孤忠之相,不断地反省改造自己,竟没有一个人觉悟了,从而出来否定那个时代。应该说,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一个民族被外族的政治强盗逼进一条自毁文化的胡同之后,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四零年代我们出了赵丹这样的巨星,出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样全民同唱的壮歌……而这几十年,我们产生、创作出了什么?”

围坐在我们周围的陌生人突然鼓起了掌,公刘站起来,双手抱拳,颤颤地向他们致谢。

“人间的温暖……六十年……我的生活中有过多少温暖?温暖在哪儿……人与人之间怎么会这样?想当年,我在抗战宣传队时,大家都像兄弟姐妹,可今天大家都筑起一扇扇篱笆……”

正这时,李一痕老师陪着一位僧人寻到八境台来了,这位僧人是广东佛教协会的悟了法师,他是来接公刘到广州去参加“文学与宗教”研讨会的。

公刘要走了,我们三双手握在一起……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最后还是公刘说了话: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大家保重!保重……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