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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公刘先生在赣州(1)

阳春

从一位物理老师说起

1957年夏季快来临时,教我们物理的熊老师,忽然兴趣盎然地给我们上了一堂“诗歌欣赏课”。他是南昌人,普通话说不好,他用南昌话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王勃与滕王阁的故事,然后说:“如今,人杰地灵的南昌也出了一个可以与王勃相提并论的诗人,他叫公刘,是我的邻居,青云眼镜钟表店的穷小儿。这个真名叫刘仁勇的小男孩,小学尚未毕业,他家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之后,便和我们一道流浪到了赣州,不久我去了西南联大读书,据说这个刘仁勇,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捡了去,做了抗日宣传队的演员……沧海桑田,如今他竟成了洛阳纸贵的大诗人,口说无凭,我来给大家朗诵几首他的短诗……”

熊老师当时朗读的是《致中南海》《运杨柳的骆驼》《夜半,车过黄河》《五月一日的夜晚》《故乡的灯火》。当他朗诵《故乡的灯火》时,这位身高一米八的老师,竟在同学们面前呜呜哭泣起来……

这件事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教政治的老师拿了一大叠报纸到我们班里来“消毒”,他说公刘是蒋经国的干儿子,是大“反革命”,大“右派”……

晴天霹雳,熊老师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找了一个机会,将一册剪贴本交给我,要我代为保管,我翻开一看,里面剪贴的全是公刘的诗歌,那时我是学校幼芽文学社的社长,却不知道它的严重后果。熊老师突然失踪了,一年之后,他不知从哪里被五花大绑抓了回来,宣布他从今以后是受管制的,清扫厕所和猪圏的“右派”分子,是勤杂工。不到两年,熊老师郁郁而逝。

1960年,我也因“不适合在社会上生活”而被送进了“劳动教养大营”。临行时,我把那本《公刘诗歌剪贴本》交给我父亲,告诉他这是一位老师的遗物,等有机会时转交给他的家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从“劳动教养大营”回到家,父亲将《公刘诗歌剪贴本》完好无损地交还给我。这册剪贴本的主人是熊老师,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回南昌去了。我没有能够找到他的夫人,我想,这册《公刘诗歌剪贴本》能转交给公刘本人就好了,可是公刘当年是被宣布为大“反革命”的人,他现在的情况如何?我同样无法得知。

1991年,我去通天岩石窟寺游览,那里正在恢复蒋经国的旧居,一位老方丈在指挥人们摆设一张行军床时说:“这张小行军床,当时是蒋经国先生最喜欢的刘仁勇小朋友睡的……”

刘仁勇不就是公刘吗?在老方丈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历史事实之后,我写了一篇《魂系通天岩》的散文,文章最后,我用那位老方丈的口吻说:“刘仁勇小朋友,你现在在哪里?”该文在《中国市容报》发表后,我收到几位读者的来信,他们告诉我,诗人公刘(刘仁勇)现在是安徽文学院的院长……

我和公刘开始通信了,1993年初,他告诉我,他将在5月下旬到南昌开“建筑与文学”的研讨会,希望我能从赣州到南昌去认识他,“你不是编著过一部《古城赣州》吗?我想请你这个赣州通陪同我到赣州去捡拾我‘旧日的脚印’。路线该怎么走(便捷,安全,经济),想请你指授……”

客居在赣州郊区的老诗人李一痕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找到我说:“公刘到了赣州,就请他住在我这里,吃,住,交通,我全管。”(诗人李一痕,笔名丁东、石羽、青藜,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诗刊《火之源》的主编。他与公刘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的名字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常常在报刊上“互相见面”的诗友,新中国成立后他同样被打成“右派”,发落在赣南的矿山上改造,“文革”结束,他平反后因为有个“美籍华人”的好爸爸,他在赣州市郊区建了一座“惠园”别墅。)

噩梦,青原山

我是5月31日到达南昌的,在诗人李耕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在南昌宾馆接到公刘后,立即坐昌赣公路的班车到吉安去。公刘说:“我之所以要在吉安待一两天,那是因为我的整个少年光阴是在赣州和吉安的青原山度过的,正是这两个地方,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宿命……”

车到吉安,已是华灯初上的傍晚,青原山离吉安十几公里,既没有去青原山的班车,也没有去那儿的出租车。望着大雨倾盆的夜空,公刘说:“我有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在吉安技工学校当校长,他叮嘱我,到了吉安就给他打电话,剩下的一切事情都由他来办。阳春君,你觉得我们能试试看吗?”

“师生之间联系一下,应该不算越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规矩’吧?”

吴校长很快就开着车来了车站,由于大雨滂沱,激动的吴校长背起公刘便往小车跑……

我们在吉州旅社住下之后,公刘对吴校长说:“我是私人返乡,请你不要与任何人说我来了吉安。”

天蒙蒙亮公刘就起来了,正准备在床前做气功时,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人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文化局和文联的,我是文化局的刘欧生。”

文化局局长刘欧生是著名作家,公刘立即认出了他。文联的张主席、刘秘书长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们当然知道曾经是解放军文化部专业创作员的公刘。一屋子“自己人”,公刘高兴得满脸的胡子都在笑。

“我叮嘱吴校长不要把我私人返乡的事告诉任何人,看,骚扰你们啦!”

“吴校长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呢,让工业部门来接待你,那是我们的失职……”

吃过早点,前两天扭歪了腰的文化局长刘欧生无法陪同我们去青原山,他将自己的拐杖递给公刘说,青原山古刹年久失修,带根拐杖,有备无患。

车到青原山净居寺前,一路兴奋的公刘,立时脸色灰青:“这儿是青原山吗?我们当年集体背诵总理遗嘱的大礼堂呢?刘天浪(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江西省文联副主席、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老师指挥我们合唱过抗战歌曲的音乐厅呢?当年是满目青山呀!如今怎么会这样呢?荒草萋萋……满目苍凉……”

他孤零零地在荒草丛中来回彳于,一滴滴眼泪落在荒草上……

万籁俱寂。

“这里曾经是国立十三中学的校址呀!这个学校专门招收抗日战争中失去了家园的流亡学生。1939年我从赣州考区考入这所学校,从初中一年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正是在这里,我接受了地下党的领导,与同学们一道和国民党的军事教官作斗争,做了反蒋、反内战、反饥饿的冲锋陷阵者……后来地下党又举荐我去香港做文化工作,直到参加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我是从这里走向社会的……”

他用拐杖拨开一人高的荒草,步履蹒跚地觅路前进,终于找到了大雄宝殿。

“不错,这就是当年的大雄宝殿,可如今疮痍满目……嵌在墙壁上的诗碑呢?黄山谷精妙绝伦的书法呢?四大天王、弥勒、韦驼、观世音、释迦牟尼、阿难、迦叶诸神的雕像呢?它们不仅是一千多年前的文物,更是中国佛教屈指可数的顶级艺术品呀……唐开元盛世,这儿是有一千多僧人的江南一大佛场呀,也是宋代青原书院,清代阳明书院的所在地呀,文天祥、杨万里、刘振翁、解缙等人都曾在这里求学、讲学……我就曾在这里临摹过黄山谷的书法……可是这一切,如今却荡然无存……”

他昂昂然,不是在说话,而是在放声呼号,手上的拐棍“笃、笃、笃”地狠击着地面……

“沧海桑田?不!五十年前我还和它们朝夕相处的呀……”

他气冲牛斗地举起拐杖,指着天空,张开嘴,却说不出话,厚厚的嘴唇只是战栗着……

静寂,静寂……让人难堪的静寂……

“公刘老师,你有什么话,放声说吧,我们这些后辈聆听着呢。”文化局的一位同志说。

“这儿原来有文天祥留下的真迹—遒劲、雍正、沉着的‘青云山’三个大字,哪儿去了?”

“‘青云山’!偌,‘青云山’被那块匾牌遮着呢。”文联的同志回答说。

公刘走过去,用拐杖拨开那块悬挂在壁上的匾额,“青云山”三个石刻正书果然被这块巨匾遮蔽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吉安人,这是吉安的骄傲。他有墨宝留在吉安,是吉安的福气……你们却用一个宗教头目的涂鸦遮盖着文天祥……”

他的呐喊声和手杖击地的“笃、笃、笃”声在青原山的峡谷里撞来撞去……

“公刘老师,是这样,这里是卫生部门的地盘,不归我们文化部门管……”

说话的人伸手拦住公刘:“请老师别再往前走了,这里做了精神病院已经数十年了,前面就是关管病人的病房,他们养了恶狗……”

公刘仰天长叹:“兴衰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宋朝、明朝、清朝在这座寺庙里做书院,我们在这里做精神病院……这就是历史……”

静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评判历史为人们留下的一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战争,幸存的人们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然而最终要看我们能否建立一种新的文明……我们一直生活在荒诞之中,可我们却没有丝毫荒诞的意识感……呵!长的是磨难……长的是磨难……”

文化局的同志给公刘递了一瓶矿泉水。

“人是需要道德、需要宗教、需要信仰的高级动物,而我们恰恰没有这些,这就是我们经历了那样漫长的黑夜的主要原因……”

他时而沉郁,时而愤懑,时而仰天无奈,时而又气势飞扬……

披肝沥胆,凄怆悲壮……

从他的秃顶到他脚上的那双老布鞋,都充满了苍凉之美。

他突然回过头来指着我说:“阳春君,你一直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记我的这些疯话?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为陈毅辩护时怎么说的吗?他说,陈毅是诗人,诗人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公刘也是诗人,你以后把我今天说的疯话写在什么文章上,我会不认账的……好在今天没有人带了照相机、录音机,否则,有照片,有录音佐证,我要赖账也赖不掉!”

大家一阵大笑,原来肃穆的空气被笑声驱散得干干净净。

“我想要清醒,而我的秉性却偏偏让我糊涂……我们回去吧,再待在这里,我恐怕也要进精神病院啦!”

公刘后来在他的《四百里水路捡脚印》一文中写道:“青云山之行,完全是一场噩梦!这一天,无论是扫兴还是高兴,自赣州到南昌来接我的阳春先生和吉安文化界的几位名流,都亲眼目睹了我毫无遮掩的情感波澜,我并不为自己缺少城府而害臊……”

蒋经国情愫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们就到了赣州,惠园的园主、诗人李一痕已在门前等候,两位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紧紧地拥抱着,老泪纵横,语不成言。

“……半个世纪了,我们这些相见过或未曾谋面但却相知的昔年老友,唯有在梦中相见,自然都是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模样,没有想到的是,今天的你,竟是个美髯公……”

“……日本投降,抗战结束,我们又投入了解放自己的战争,终于建立了共和国,不料接踵而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自己人整自己人的运动……当我被投入地狱时,我总希望别的朋友能安全无恙,谁知道你也是被改造了几十年的‘右派’……”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然而,终于‘天若有情天亦老’……”

“……不错!‘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我们这些人,从本质上说,是不愿与那种消灭文化的文化生态认同的人,结果遭受到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压迫流放,更重要的是人格上的侮辱,多少文化人自尽了,与其说他们死于政治,不如说他们死于一种文化。‘文化已死,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据说,这是老舍投湖之前说的话,而我们这些所谓的幸存者,实际上是残喘地苟活到了今天……”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进屋,为你洗尘,喝酒……”

“不!不!我想现在就去赣州公园捡我儿时的脚印……也好!我们先喝酒,洗尘……”

第二天,我们去到赣州公园门口时,公刘兴奋地指着一棵老樟树说:“当年抗日宣传队招收演员的海报就贴在这树干上……我走进公园,找到这个宣传队的排练间,正准备闯进去,一个身穿夹克衫,头戴鸭舌帽,腿上打着灰色绑腿的汉子走过来拦着我说:‘小孩,你是来乞讨铜钱的吧……我给你开张票,你到西门的难童学校去,那里有饭吃,有书读……’当年赣州到处都能看到向人讨钱的乞丐。他以为我是讨钱的小乞丐。我说:‘我不是来讨铜钱的,我是来报考宣传队的。’

“‘你是来报考宣传队的?’这个穿夹克衫的人睁大了眼睛,他双手叉着腰,围着一身脏兮兮的我转了一圈,‘真不可思议,我们的海报没有说会招收小孩呀!’

“我想了想回答说:‘可你们的海报也没有说不招收小孩呀!’

“‘唔!好厉害的小嘴!’他听出了我的南昌口音,并且认定我是个孤儿。

“‘你是从南昌流浪到赣州的?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哦!叫刘仁勇,仁义道德的仁,勇敢的勇,好,刘仁勇,你给我立正站着,让我仔细看看你……告诉我,你会什么文艺宣传?’

“‘我会唱歌。’

“‘那好,你就唱个歌给我们听吧。’

“我当时唱的是《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人们早就屏住了呼吸,可是我却抱着头泣不成声了,我满脑子都是日本飞机炸毁我家时我父母捶胸顿足的恐怖画面。我蹲在地上,号啕大哭。

“那位穿夹克衫的汉子紧紧地将我搂在怀里,然后抱起我,在我脸上亲了又亲。他满脸的泪水全都粘贴到我的小脸上了,又咸又甘……

“‘莫哭,莫哭,你考取了!考取了!从现在起,这儿就是你的家……张明老师(宣传队的队长),从今天起你就是他爸爸,只要他愿意,我们大家都是他的爸爸、妈妈……走,我们先上街去,买几尺布,先给你做两套衣服……’”

当年做了抗日宣传队的励志社招待所,现在是赣州市老年宫。

公刘说:“当年这位身穿夹克衫的汉子牵着我走出赣州公园往左拐,经过一家小馆子时,我便赖着不走了,那馆子店里飘出来的米粉肉香味,让饥肠辘辘的我岂止是垂涎三尺……牵着我的这位汉子立刻明白了我赖着不走的缘由:‘对了!对你来说,填饱肚子比穿新衣服更为紧迫。’他牵着我走进这家馆子店,店伙计们都认识他,全都点头哈腰地问他,公子要吃点什么?

“今天不是我吃,是我请这位小朋友吃,问他想吃什么。

“‘米粉肉!’我说完之后,牵着我进店的人又补了一句:‘来两钵。’

“我们俩面对面坐着,他的一双大手放在桌子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耳朵,他嵌着一粒肉珠的耳垂又大又厚,脖子、脸、手臂、皮肤都很粗粝,让我不胜惊讶的是,他的鼻翼至双颊,竟散布着若干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白麻癍点……他一直微笑着,那是一种永远不会凋谢的笑容,他的宽厚的下颏,他的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他那双又短又粗、只有劳苦工农才有的手……两钵米粉肉端上来了,赣州的米粉肉是粘了淮山粉之后用文火慢慢蒸烂的,那是神仙吃的佳肴。我狼吞虎咽吃了一钵半,剩下半钵吃不下了。

“‘你真的吃不下了?’他问我,‘那好,这半钵我来替你吃掉它。’

“他的吃相恰似一头猫,吃完那半钵米粉肉之后,他竟伸出长长的舌头,猫一样地用舌头去舔粘在钵子壁上的油水……他发现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这才放下钵子说,刘仁勇,你小学没读完,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