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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指模(3)

上午,章世杰和顾正洪把十几个村民带到一间堂屋里。天井里的光从木窗里劈进来,穿透了阴暗,溅落地上。仲山坐在四条扒腿的长条凳上,双手扶住胸前撑在地上的军刀,镜片后的凶光直直逼视那些不知所措的面孔,要他们说出被打死的日军尸体埋在哪里,胡春台游击队的去向。

村民一无所知,提供不出任何线索。

窗外椒子树上栗色的麻雀,似乎感受到了凝滞的气息,停止了聒噪,飞走了。屋梁上牵扯的蛛网,中间蛰伏的黑蜘蛛像一个通灵的巫者,一动不动,窥视着。

几个小时在僵持的空气中过去了。

盯着墙角懵懂、卑怯、惶惑、惊慌的脸孔,仲山嘴唇翻卷,露出了上下紧咬的牙齿。他猛地站起来,发出一声撕裂般的吼叫。屋里屋外的日本兵和伪军狼狗一般敏捷地扑上去……

1970年代,岳阳城里很多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去“洪山惨案”发生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也是其中一个。去的时候,穿统一的服装,蓝裤子白衬衣,一路上唱斗志昂扬的歌曲。在地坪里,我们围着一个瘦骨嶙峋当年幸存的老人。他坐在一把靠背木椅上,秋天的阳光流失了浓烈,影子显得单薄。老人叙说的声音有时颤抖得厉害,要停顿一会儿再接上来,激愤的话语,有火的颜色。不断重复,才愈合的伤口,又被撕裂,我不知道当时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沿着屋场后面山上的一条小路,每棵树上都绑着一个男人,日伪军用刺刀一个个来捅,像东乡过年节时杀猪,号称“放血”,直至流尽而亡。这个老人当时被刺了7刀,有一刀甚至穿过肋骨的间隙,在背脊露出了尖锋。他被丢入死人堆,随后上面又被压上了几具尸体。日伪军走后,家人回来收殓尸体,发现他的鼻孔还有微微气息,赶紧用水帮他清洗伤口,请来郎中敷上草药,才救下一命。老人撩起蓝色的衣衫,那衰老身躯上的刀疤,有的凹陷,有的像一条条蜷缩的蜈蚣。一个大屠杀的受害者,他身体的疤痕无法复原,他灵肉的记忆也无法掏空。

这是一个切口,从现实进入历史的切口。我更真实地嗅到了话语里空气中弥漫的浓稠的血腥味。

仲山、日军甲乙丙丁,章世杰、保安团甲乙丙丁,关在堂屋里的十几个村民被他们—

冷水加辣椒粉、胡椒粉灌入口腔,身躯在五花大绑的绳索中鼓胀扭曲。

倒绑在梯子上,下面烧起火来烘烤,头皮散发出刺鼻的焦糊味。

龇牙咧嘴的狼狗撕咬,一块块皮肉耷拉下来。

挖掉眼睛、割下鼻子、切下耳朵,脸上淌出血水的瀑布。

用尖刀掏出心肝,逼着村妇拿到厨房爆炒,黏稠的腥味从空气中跌落下来。

第二天,日伪军搜遍了洪山、昆山、三旗港大大小小几十个屋场,没有寻到胡春台武装一丁点儿蛛丝马迹。他们彻底恼怒,疯狂,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面开始了。

屋场里的房屋燃起红火焰,冲上去,舔舐天光,飘出无数灰烬的黑蝶。

一批批被麻绳缚住的乡民,拉到塘边、山上、地头,或用刺刀捅,或用东洋刀砍,或用机枪扫射。

粉嘟嘟的婴儿,从母亲怀里抢夺过去后,或被抛向高处摔下,或被丢入火中,或被挑在枪刺上。

被强奸过的妇女,裸露的乳房,划出了刀痕,甚至阴部被插入了竹片和木棒……

《吴民安审讯笔录》:“顾正洪带着我们踩山,我把机枪架在山包上,眼睛老(一直)瞄着,赶出八、九十人,这些人都往空边卡子上跑。我拿着机枪架在卡子上进行扫射,打死了五、六十人,活捉了二、三十人。”

“后由大队部押出两百多人,集中在罗坳的两块田里,一、二中队各围一块,我们一中队围住的有一百二三十人,顾正洪指挥我将机枪架在田墈上,他首先用东洋刀砍了一个,就喊开始,我用机枪将这一百多人全部扫杀而死。

“我们保安团放火烧屋,是董玉贵划的火柴,我参加了搬木柴和点火。

“问:你用步枪在洪山清乡中打死过人吗?

“答:步枪冇打过,都是用刺刀戳,机枪扫。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当官的杀人,喊切东(冬)瓜,当兵人的杀人喊戳豆腐。我们中队杀人积极的,就是我们四个人,刘全得、赵清吉、贺龙根。我是积极的人,他们三个人,比较我还要积极。

“把老百姓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所有家具、瓷器,大挂屏、图画都搬走了,由日本仲山带回了岳阳茶巷子。”

亲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用这样一种眼光看羊:“羊是胆怯和笨拙的,它们尝过傲慢的责打和投掷石子的滋味。它们有殉道者长长的脸和小小的脑袋,它们的白色皮毛上的黑色短袜和风帽让人想起死亡兄弟……”

中国的乡民像羊吗?

屋场上空的太阳,像一个血色窟窿,也像一个彤红疤痕。空气中弥漫着浑浊的血腥味和焦糊味。屋场、田地、山野到处横陈的残缺尸骸,酷似乡下道士做道场时悬挂的恐怖的阴间十八层地狱图。

那些痉挛的手指,有的深深抠进了泥土,有的在墙面和石板上抓出血痕。冒着血泡的尸体边上,瑟瑟地开着小小的黄菊花;湿润的泥土,浸染成了凝重的暗红色块。到处是枪弹啸叫,妇婴凄惨哭喊,日伪军恶魔般狞笑;到处是焚烧房屋的熊熊烈火滚滚浓烟。那些平日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憨厚淳朴的乡民,谁能料到,在自家的木门旁,在家族的宗祠前,在耕种的田地上,会看到自己的血迸溅出来,会看到自己身体内灼热的某些器脏,裸露在天光里。自己的眼睛会变成一面镜子,看到人怎样蜕变成魔鬼,看到死神笼罩巨大的阴影一步一步降临。

《岳阳县志》记载,自农历9月10日到16日的7天时间内,洪山一带被杀害的无辜民众达一千八百多人,其中全家被杀绝的有72户,被强奸妇女达六百多人,被烧毁房屋达两千一百八十多间,被抢走耕牛996头,被抢走生猪四千四百多头。

由于以前没有深入接触这段历史,我一直觉得新墙河水的流淌是温顺的细碎的沉寂的轻快的安宁的,恍如乡下老祖母絮絮叨叨的声音;而此刻,它变得锋利了,像一把雪亮的刀子在大地的皮肤上划过,充满了高亢、惊颤、苦难、血性。这是一个巨大的阴影,一个巨大的疼痛,太深了,太重了,一直在湘北大地的血脉和神经里痉挛,强迫人们去记忆。

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都曾是鲜活的生命,不是疾病的死亡,也不是自然灾害的死亡,而是人为的死亡,历史性的死亡。面对史料和记忆中涌现出的那些血腥场景,以及被时间湮灭了痕迹所归于的遗忘和沉寂,我想起了约翰·伯格定格的一幅画面—这里没有显眼的纪念碑,没有绝望的陵墓。当嫩草生长的时候,它长在所有的墓前。

日军投降后,战俘营里缺少食物。母亲亲眼见过,他们不少人到乡民家里打短工,换口饭吃;实在饿得不行了,跑到猪圈里偷猪食。有的乡民看见了,把他们赶走;有的上前狠狠地扇一巴掌;有的看他们可怜,舀上一碗红薯米饭。那些参与“洪山血案”屠戮平民的日军,在战俘营待上一段时间后,从粤汉铁路岳州车站乘车回去了。轰隆隆的蒸汽机车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就消失在远方,只留下被他们蹂躏得伤痕累累的人们和残破不堪的土地,留下一堆四处逃匿垃圾般的汉奸。

一千多万字的敌伪档案,眼睛在上面搜寻,捕捉每一个字所隐藏的信息;走访知情者和幸存者,最后锁定需要审查的汉奸331人—其中31人自然死亡,19人因其他罪行被处决。“洪山血案”发生近二十年后,来自湘、鄂、川、黔、鲁、皖、沪等地的汉奸,四散逃匿。有的混入了新政权,有的改名换姓,有的到处流窜。《顾正洪供词》,日军投降后,“我跑到武昌一个小庙边做香烟生意,生意亏本又搬往汉口刘家庙经营豆腐生意。民国三十五年4月间到汉阳轮船厂做木工,一直到9月间,我父亲从上海来汉,带我去上海,在上海做木匠到民国三十六年。因上海失业人多,无工做,又来汉阳轮船厂。民国三十八年解放时,该厂负责人宣称工厂迁往重庆,但到长沙以后即行解散。我又回到岳阳五里牌一个小屋里种田,到1950年9(月)麻塘乡把我抓去。随后我于夜间偷跑到路口铺开石头。到1951年5月份因该处解雇,我又去上海。住在闸北区通济路17号,一直做木匠”。由于新政权从战乱中走出,时局刚刚稳定,清浊难辨,抓捕工作进行了一年多,至1959年,最后一名凶犯顾正洪在上海被缉捕归案。

审讯进行得很艰难,汉奸们不会轻易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他们内心在一种强大的道义面前胆怯了,互相抵赖,避重就轻,装聋卖傻。为了还原事实真相,有的汉奸提审达三十多次,并根据敌伪档案和汉奸们相互指证的材料,反复走访证人,坐实证据。整个案件的审讯笔录和调查材料有一百多万字。那些熬红了的眼睛和心血,不仅仅是为了伸张凛然道义,也是为了慰藉那些消亡的魂灵。

1960年5月9日,岳阳县人民法院(60)专刑字114号判决书,对97名汉奸进行宣判。14日在新墙河边的洪山、西塘、荣家湾,召开了宣判大会,处决了顾正洪、吴安民、董玉桂等14名汉奸凶犯。

唐爹复印的资料里,就有这些人在审讯笔录和判决书上摁下的指模。在苍茫大地上,每一缕尘埃,都会有一个归处。在时间长河里,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一个剧终。

一个“汉”字叠加一个“奸”字,消弭的是人的血性,增殖的是人的奴性。我听说过汉奸的几种情形。挨近老家黎冯湾的一个村庄,驻扎着日军。他们那里有一个人留学过日本,会日语,正好给日军当翻译,父亲说日军没有杀过那个村子的人。那次到新墙河南岸祖母娘家燕岩陈家收集湘北会战的资料,父亲的舅老表说北岸一些村子,有些人害怕日军杀害本地村民,为了讨好,夜晚主动给日军带路,从水浅的地方涉过新墙河,偷袭中国军队。而参与制造“洪山血案”的汉奸,唐爹认定:他们是恶人。照片上他们眼睛里露出的是阴险、狡诈、凶残。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辞海(语词分册)》954页“汉奸”的注释:“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投靠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充当其走狗,出卖祖国利益的中华民族的叛徒。”

汉奸,一个无法摆脱的名词,在一个民族历史深处纠结着,疼痛着。历史偶尔还会睁开眼,我们应该警觉自己的肌体,内部的溃烂,比外部的力量更容易打倒自己,但愿……

由于日本在国内历史教科书上,从来不言及侵占中国国土,滥杀中国平民,致使年轻人对这一段历史毫不知情。而在太平洋上树深林密风光旖旎的帕劳,日本青年经常去祭奠二战期间在此阵亡的日军,感受先人的英勇。唐爹讲起一件事,1980年代,他在刊物上发表一篇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文字后,曾接到过一个来自日本的国际长途电话。电话里的人用不连贯的汉语,指责他说谎,说日本人不会这样没有人性。

这就是铁证!唐爹挥挥手中的复印资料。复印纸的白色和车窗外透进来的光斑一起跳跃。唐爹声音有些颤抖:“洪山血案”已经查证有名有姓的死者九百多人,甚至一些死者当时穿的衣裳,戴的头巾,杀死在什么地方,都有文字记述。中国军队很多战死的士兵都没有留下名字,更何况无辜被屠戮的老百姓呢。

唐爹认识一个战争时期为军事服务的日本在华企业的女职员,她在被遣送回国之前,得了一场重病留下来了,后来嫁给了一个军工厂的工人。1980年代,她回去找到了日本亲人,并促成了中日两个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她两个儿子,一个留在中国,一个加入了日本国籍,这也许是她在内心世界求得一份情感的平衡。唐爹常去她家坐坐,对中日之间的国事,她都谦逊地表示:自己不懂。而她做中日贸易的儿子,比较关注时局,钓鱼岛是一个聚焦点,他怕影响自己的生意。

日本明治维新后,军方开始推行大陆政策,向外拓展生存空间。东条英机曾说过:我们需要满洲,要在那里开设工厂,开采资源。四面环水的日本,他们很清楚上苍赐予的处于时常震动的自然环境,也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遭遇任何灾难—原子弹、地震、海啸,他们爬起来,舔舔自己的血渍,又开始顽强前行。

1986年,我原来所在的工厂,引进了一套日本设备,来了三个日本技术员,指导设备安装和技术培训。上班前,三个日本技术员面对面指着对方大声喊叫:戴好你的安全帽,系好你的工作鞋。然后开始紧张工作。

我们厂工人站成队列,扯开嗓门高喊:振兴中华,振兴工厂。也许这样振奋的口号是喊给日本人听,他们一回国,我们上班前就不喊口号了。没过几年,1990年代,厂长被抓,我们的工厂破产了。

坐在疾驰的丰田车上,我暗自思量,与这样一个务实而韧性的民族依水相邻,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

历史,通俗说法,记录曾经历过的真实事情。它像神灵游荡心空,一个民族最应该牢记的也许是历史。良善不是懦弱,懦弱也不是良善。现实与历史仅仅一步之遥,很多历史性事物会不经意来到眼前。汉奸看似很过去,很厌恶,如若缺失民族的血性,气节的硬度,道义的担当,思考的清醒,还是有人会以同样面目滑进这个肮脏而罪恶的深潭。

丰田车从洞庭湖边南津港大堤驶入了城市耸立的楼群里。喧嚣的大街上,广告画五光十色;匆忙的行人,面部呈现各种神情。和唐爹道声再见后,那些用红印泥摁下,像一幅微型八卦图的指模,很长时间,亦真亦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是否也患上了历史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