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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对调(1)

—焦哥的幸福生活梦及其他

赵和平

“对调”这个词,人们比较生疏了。

有人不解地问,不就是调工作吗,什么?你调出来,我才能调进去,还得条件对等,还得层层审批,哪那么多×事。

当然,多年前行话讲的“单调”现今还是有的,但多指国家编制的教师、医生、公务员等事业单位、机关间的调动。

如甲城市某教师想调往乙城市教书解决夫妻两地—这种因工作造成的长期分居问题,依人事部文件“调动干部时,应先由调出、调入单位进行商洽,然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批”之规定,要先商洽—实则找关系也。每个单位掌实权的领导手里都攥着数量不等的编制指标,就看上边有谁发话、值不值得给你了,只要关系硬,一张纸条、一个电话,你就办手续吧。什么“对调”、“没指标”那都是扯淡的托词。一位中学老师说:我孤单一人在外地工作,工作了十四年,分居了九年,孩子都六岁了,连续向教育局申请了三年,领导只认关系和钱。

对于占社会谋职群体大多数的企业人来说,早不存在“对调”工作那档子事了。

企业的哥们说:我想去哪个单位、哪个城市,双向选择嘛。辞职、应聘,录用了再跟原单位说拜拜。不错,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你想去好的企业,垄断性国企电力、民航、电信什么的,一看有没有关系,如果你关系硬,舍得花大把的钱,一准搞定;二看是否有点真本事,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是一知名印业公司—权且叫甲公司—的设计工,她的工作是给客户的杂志、书籍的彩色封面、封底、插页等进行图像处理、版面设计和排版。这孩子有灵气,特别理解作者、出版人意图,设计出的版面大气不俗,别具一格,颇有创意,客户都说好。有一天她却辞职了,说在单位不开心,“使我不得开心颜”,觊觎已久的几家同类企业迅即出击,乙公司终以优厚条件将其聘用。可见在真本事面前,什么关系不好使了,当然这是指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的“单调”,甚至跨省、直辖市的情况还存在着,只是比起计划经济年代少之又少了。一位搞劳动工资的朋友举例说:天津A国企某职工想调到上海市B国企,以照顾年迈父母,经B国企同意后方可办理正式调动手续。走这种正式调动是为解决两个问题:落上海市户口顺当些;职工劳动保险、工龄的转移续接。

他还说,1990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以编制职工人数为主的指令性劳动计划。企业用多少人、用什么人由国家说了算。现在实行的是指导性劳动计划,国家只管宏观调控,用人企业说了算。

然而在我小时候—中国六七十年代可不是这样,就说和我家住同院儿的刘婶,她儿子迁厂去了陕西汉中,媳妇跟着一起去了,留下六七岁的孙子让刘婶带着。我的姨夫迁厂去了甘肃平凉,我老姨只身带着两个孩子……都是一次大会、一纸张榜公布马上到新地方报到,没二话。我常听刘婶在院子里念叨,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啊!我外祖母也这样说,盼着姨夫能调回来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妻离子散。说完赶紧看看周围有没有旁人听见。

只有一条路是得到组织首肯的:“对调”工作—在层层“有关部门”、各级领导掌控下,给你开个小缝隙,缝隙大点,你钻过去了,算你幸运;缝子关上了,你就扎根偏远地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锤炼对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吧。

尽管如此,“对调”仍是成千上万普通工作者希望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唯一出路。

我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是我的老同事,长我十几岁,姓焦,我称他焦哥,已退休多年,因为聊得来,有事没事一两个月准要坐一起喝顿酒。

僻静路边,火锅店,不大,靠窗一方桌,脸对脸落座,羊肉片、水爆肚、冻豆腐、青菜……胡乱点若干,一瓶老白汾,焦哥给我倒了半玻璃杯,说我有胃病,不让我多喝。火锅开了,泛着水花,服务员又提了几瓶啤酒过来,我和焦哥隔锅伸筷,什么羊肉、肚、养殖虾……通通投进锅里,快频率地往嘴里填,大嚼着,男人在满足两欲之一的食欲上通常都是这样,先快后慢,转而天南海北东边风西边雨有没有关系地侃起来。

不知从哪说起的,焦哥说他四十二年前曾迁厂去了外地,两地分居,后来费老劲了,又“对调”回天津的往事。我听了颇惊讶,我也办过“对调”,只不过我当年没办成,我远离的是爹妈,光棍一条,人家焦哥是夫妻两地分居。这么说我们还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我来了兴趣:“混一起十多年,还真不知道你有这么个段子,我一直以为你就在天津市上班。”

焦哥一咧嘴:“不想提,提起来心疼。”

我还在追问:“你真是对调办回来的?”

焦哥抄起手边一瓶啤酒,仰脸灌下去半瓶,用手臂抹去嘴边的啤酒沫:“哼,我这辈子就办成这么件事。”又沉吟道:“那年头,两地分居的海了去了。”

锅子升腾的热气似把他的思绪带回四十多年前。

我们厂连锅端迁往邯郸

1969年,我在天津××器材厂机修车间当电工,我这年春节结的婚,十几天刚过,还在蜜月里呢。

我打趣,多少年的事了,还想着“芙蓉帐暖度春宵”。

他笑起来,脸上竟有一丝微红和腼腆。

厂里突然召开大会,为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军管会下达指示,全厂整体迁往邯郸。连锅端啊!厂里像炸开了锅,一千七八百人的大厂,军管会要求扎根邯郸,一颗红心,一种准备,户口迁出天津,家属随迁,孩子转学。家中所有物件打包装箱,一个月准备,4月份出发。那会儿各个国营企业、学校都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工厂的车间叫连,我们一百多号人的机修车间叫二连,我们厂就是一个团。

四月了,天还干冷干冷的,马路两边的树就不见长芽长叶,天津火车站黑压压乱哄哄的全是人,那些肩背大包小包、手里领孩子、怀里抱孩子的,甭问,全是我们厂职工。更多的是送站的人,哪里像现在人们拿远行不当回事。那么多的人沿着绿皮车厢,站成厚厚的人墙,从这边望不到那边。“让开,让开。”有人大声嚷,是有老人躺在担架上让人抬进来了,有的被搀扶着走来了—很多同事的弟弟妹妹们都下乡了,我们好歹有正式工作,老爹老妈不跟着我们跟着谁。兄弟姐妹凡在天津的都来了,身子骨还能动弹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来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老街旧邻能来的全来了,因为这回要去一千二百里外的邯郸安家落户,连天津户口都销了,从此天各一方了。趁开车前再多团聚一会儿,再看两眼这座几辈人生活了上百年的城市,千嘱咐万嘱咐的,笑不出来强笑的,默默无语等待最后分手时刻的,心里就盼时间停住。可等火车发车前三分钟的铃声一响,人们的心一下子慌了……

焦哥说着,我听着,脑子里立时浮现出月台上送站的场景:令人心悸的催命般开车铃骤然响起,人们被压抑的情感一下子爆发,千万人的哭声、呼喊声、捶胸顿足声顿时响成一片,还有那高高扬起的手臂,硬是握着亲人的手不放松,不顾火车已慢慢开动,小跑着移动的人流……

当年送我哥去内蒙古下乡,送邻居二姐去黑龙江兵团……都是从天津火车站送走的,“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为了让远走他乡的人不感凄凉,心存安慰,十四五岁的我也每每被拉去凑数壮门面。这场面我怎没见过!

我丈母娘疯疯癫癫的

我不解地问焦哥:“这么多人全家往外迁,你能一个人走?”

“军管会动员全家一起走,说是动员,就是强制,我为什么没带家属呢,”焦哥接着说,“我丈母娘有神经病。‘文革’时挨批斗吓神经了。”

这还得从我老丈人说起。他“文革”一开始就划成资本家,让交代问题。我茫然了:“资本家不是凭资产吗,还需要像‘右派’划一下不成?”

嗨,屈死鬼多啦,我岳父十五岁从农村跑来天津学徒,学的油漆匠。谁承想临解放了,他撮了个旧木器粉刷店,把自家住的那一间门脸房打个隔断,雇不起伙计,把我岳母从农村喊来,就是夫妻店。错就错在他办了个正规执照,也叫大照,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政府主管机关派下来的干部大概是追图政绩拉夫凑数,能进来的私营企业越多越好,我岳父就被当成民族资本家稀里糊涂“合”进来了。“文革”来了,厂革委会说他是资本家,合营后吃定息,是剥削。把他踢进身家千万、万万的正宗资本家行列挨斗,胸前挂上一黑底白字牌牌:“我是反动资本家××”,在工人阶级监督下劳动,勒令下班回家也得挂着。我看过老丈人的《领股息凭证》—工作证大小的本本,上面写着“投资额78元”,股息按照季度领,每季度一块零三分。可他当年的同行们,雇十个八个伙计十来八间门脸的,只是因为领的是“临时登记证”,则被看成小作坊、小手工业者,成了“红五类”的老大—工人阶级。

听到这,我想起头几天看主持人孟非的自传《随遇而安》,书里说他爷爷是小资本家,何为“小”呢?1949年解放军的炮声近了,他爷爷约两个朋友分别变卖家产,凑了一百根金条,存进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就算三家平均出资,各家也只有三十几根吧,孟非才说“应该算小资本家”。呜呼,78元人民币家底竟可做资本家,我劝焦哥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焦哥说,我岳父呢,不服,革委会就可劲斗他,结果急火攻心得了脑溢血,没抢救过来死了。

“街道代表”哪甘落后,城里人爱叫(居民)“委员会”,她们哪能放过我岳母这个“漏网反动资本家婆”,把她和一条胡同的不知怎么捞上来的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少校军医、劳改犯家属、跟老公以外的人睡过觉的女人、在公交车划洋火被抓获的流氓分子一起排成队,顶着纸糊的黑字红×尖帽子,剃阴阳头叼破鞋撅屁股挨斗、游街,鬼哭狼嚎拳打脚踢外带震天响地喊口号。

我岳母连惊吓带刺激,加上我岳父的死,神经了,成天疯疯癫癫的。从我结婚,她就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这辈子就一个独生女。厂里不愿带一个疯子走,也算他们手下留情,没强迫你嫂子迁走。

我端杯,焦哥也端,各闷下一大口。我问,你离家在外五年多,什么时候想家厉害?

每逢五一、十一过节放假,阴天下雨雨点子在窗外滴答滴答响,天凉了树叶子刮得一片一片满处飞,扬风掉雪飘雪花时最想家。焦哥俩眼望着我接着说,你也在外地待过,我比你还多一层挂念—我有小家庭。

现在我一看见市场炸果子的小贩倒腾蜂窝煤炉子,用夹子夹煤我就发怵。可是要是让我再回到年轻时,我情愿再抄起它们忙来忙去,再麻烦再脏也心里高兴。这话要是让现在年轻人听了,一定以为是天津人掉蜜罐了。哪是,日子过得苦,市民买个烧饼、买块糖也得凭票,买捆小白菜也得凭本,还得划片限量供应,离开本寸步难行,我们这些去外地吃集体食堂的光棍们,跟他们比生活还不错,荤素搭配,隔三差五能吃上鸡蛋、排骨,逢年过节能吃上鱼、鸡肉、羊肉。除了上班没嘛家务,探亲假时弄巧了还能整一篮子鸡蛋带回来。

可不行啊,我老是想你嫂子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点煤炉子,伺候她娘;想她先送孩子去街道托儿户家,再骑车去单位上班,等下班打冲锋似的接孩子,背着孩子择菜、洗菜做饭、洗尿布、洗衣服,俩眼还得瞄着孩子别掉下来,我倒好,一个人在外边吃饱了,连狗都喂了;想每年十二天探亲假回到家,你嫂子对我爱理不理的,说好恨我;想我老爹每回瞧病,根本指不上我,都是我老妈搀着上医院。我下狠心一定要办回去。不能让我媳妇、我老妈再这样硬撑下去了,家里再累,日子再辛苦,让你嫂子骂几句也高兴。我也以为等我办成了调回天津那一天,我媳妇孩子老爹老妈该多舒心地笑啊,为这,为多大难,受多大窝囊气我也值得。

我问,你们老太太(焦哥母亲)不是家庭妇女吗?焦哥说,没错,我不是哥俩吗,我大哥是天津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得好好的,让支援包头,说要把包头建成第二个东方莫斯科。一去好几年,我嫂子长得漂亮,他怕嫂子红杏出墙,把我嫂子带走了。扔下一个孩子给我妈,也甭说包头那边学校太差,我哥那小子不好好学习,被老师批评两次,干脆逃学,才十二岁就抽烟、搭伴。我还有一个病爹,我妈能顾得上带我孩子吗?

沉默。我夹棵茼蒿慢慢嚼着。

焦哥接着说,我坐在厂院平房前的台阶上发愣,一边想,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子在地上乱画,不知怎的就写了“光辉照相馆”几个大字,这是西南城角我家门口的照相馆,离开天津时和爹妈媳妇弟弟的合影就在那照的。几个工友打我跟前过,看见地上的字也一屁股坐下聊起家乡的事。这当口儿,车间指导员老史走过来低头一看,脸刷地沉下来,用山东方言说道:还什么照相馆,大家都想着“同帝修反争时间比速度”,小资产阶级情调。毛主席最高指示“内地建设不起来,我是睡不好觉的”,你们学(xiao)习也得学习,不学(xiao)习也得学习,看看你们现在这熊样,能让毛主席老人家睡好觉吗?大伙扬着脸闷声不语,我这一肚子火往上冒,噌地站起来,旁边一老师傅悄悄用胳膊肘捅我,我才想起我得忍啊。

苦寻对调对象

我拿过老白汾给焦哥满酒,焦哥一拦:“去了。”我二话没说一口闷了。

到哪去找?太难了。谁放着大城市不待,往小地方跑,焦哥说。

有一天,我在邯郸市丛台公园附近溜达,看见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小字条,没在意走过去了,过了个把钟头觉得心里有点事又折回来,看见电线杆上那张条,这回我注意瞅了,啊—“对调工作”:“陈××,男,天津某事业单位工作,爱人在邯郸市乐子剧团工作,想与目前在邯郸拟调回天津职工对调,有意者请与我爱人联系…”。看罢我心怦怦直跳,真是天上掉馅饼啊。谢天谢地那年头没有城管,除了贴反动标语没人管。

我马上给他爱人打电话。那是个漂亮飒俐的女人。原来她爱人也是邯郸人,当兵复员在天津当了交警,她们结婚不久,想让男方调回来。我看女的态度挺坚决,所以转年二月探亲假,我特意在家晚走几天,去河东区小陈的交警中队找了他一趟,小陈看是我,还让他们食堂加一份饭,中午请我吃了红烧肉、烙大饼。

一晃等到国庆节,我发现小陈态度不太积极了,他回信说单位不放没办法。不像原先说的“领导开恩了,只差大笔一挥”。我又给乐子剧团打电话,他爱人说,你明天来一趟,正巧小陈回来了。

剧团是个大院子,我跟门房一说找谁,他就告诉我在后面平房,几排几号自己去找吧。我敲门,好一会儿里面传出女人声音—进来吧。屋子很小,迎面一张双人床,没有多少地方了。二位一看就是才从床上坐起来,女的上身一个扣子还没系完,还用手拢蓬着的头发,估计是刚热乎完吧。

他妈的,这长期两地分居太不人道了,搞得两口子到了一块也不分白天晚上,能过一把就过一把。你说,国家规定每年才十二天探亲假,那三百多天呢,男的光棍汉,女的守活寡,男的看见女的恨不得宰七个宰八个,女的久旱的禾苗盼甘霖。一旦探亲假到了一块,唉,要么旱死要么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