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他当调人都不成
虞洽卿乘机频访租界当局，希望改善局势，作有限让步，并提出严惩凶手，抚恤死伤者，工部局道歉等要求。工部局虽然拒绝了，但从此常与他交换意见，不理工商学联合会了。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上海总商会不仅拒绝加入，还上升为控制双方的调人，引起广大上海人民的公愤。
俗话说得好：水有源，树有根。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看上去偶然，实际上是必不可免的。在五卅运动爆发的前几年，西方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工厂中数日本纱厂为数最多。日本纱厂中的中国工人日夜轮番上班，每班工作12小时，不但工作时间长，就连大小便也要受到限制，工人们每次上厕所都要领了照牌才能去。有些工厂500个工人只有两个照牌，与日本工厂惊人的工作量相比，工人的工资却低得惊人。当时，卖一石米要九块到十块钱，每个工人工作一天的工资仅两三角钱。工人这点工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日本资本家花样百出地剥削和压迫工人，他们在工人极低的工资里每月还要扣除一部分，美其名曰作为工人的“储蓄费”，工人在死伤或发生重大疾病时可以领取，但是要工作年满十年。如果工作不到十年，就全部没收。因为童工、女工比较好欺负，因此日本纱厂录用了大量的童工和女工。日本资本家还收养了大批无家可归的幼童，这些幼童被日本人称为“养成工”，从小对幼童们进行奴隶教育，当幼童长大成人后，日本人就将工厂中的成年男工开除，换成“养成工”。日本资本家对“养成工”的虐待和剥削极为随便，他们根本不把中国工人当人看，动不动就向工人拳打脚踢，童工被打死的事时有发生。女工们在工厂内则是被百般侮辱。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拯救中国工人于水火作为己任。他们暗中在洋人开设的工厂里宣传革命，这些活动撒下了五卅运动的革命火种。日本资本家对此非常害怕。2月，日本内外棉纱厂下令将一批男工开除，并将几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逮捕。愤怒的工人们开始罢工，罢工的浪潮很快从沪西卷到沪东，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派邓中夏、刘华等同志领导罢工运动。
事发当时，虞洽卿并没有介入到罢工之中。日本方面托人请他出面进行调停，政府请他出面与日方交涉，他答应处理完北京的事务后前往解决。虞洽卿命方椒伯等人密切注视着上海的动向，随时向他报告。在此期间，他曾经回过几次上海，但是他人的事毕竟不如自己的重要，他回沪忙于淞沪商埠会办的事情后又又匆忙返回北京。
工人的罢工持续了二十多天，日本资本家被逼无奈只好和工人代表进行谈判，答应工人们提出的部分条件，释放了被捕的工人。至此罢工运动才稍稍缓和了下来。其实，上海工人运动相对缓和另有原因。由于当时的棉价高，纱价低，一些日本资本家决定停办部分工厂。邓中夏、刘华等人见时机不对，便决定不继续扩大罢工范围，以轮流罢工的方式与日本资本家对抗。各厂工人开始有计划地轮流罢工。
很快，罢工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资本家见罢工缓和下来，翻脸不认人，他们不但不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反而将工会的积极分子一批一批的开除，并以“关厂”进行威胁。5月15日，日本内外棉第七厂的工人在上工时见厂门紧闭，要求照发工资。白班的工人与日本资本家交涉了一天，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发放一半。夜班的工人提出相同的要求时，日本资本家却不认帐。纱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愤怒的工人冲进厂里。日本资本家持枪向顾正红等人射击。当场有十多人被打伤，顾正红连中四枪，壮烈牺牲。顾正红的死，成了五卅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了。
5月24日，上海大学学生公祭顾正红，巡捕下令逮捕参加公祭的学生，被抓的学生将在5月30日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受审。恰在此时，英美等列强提出有损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提案”，即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5月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5月30日上午，两千多上海工人、学生组织了演讲队，在公共租界四处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抗议西方列强杀害中国工人、逮捕学生的行为，反对西方列强的“四提案”。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英国命巡捕向老闸捕房前的示威群众进行射击。当场有十一人被打死，数十人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国共产党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发动三罢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6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刘华为别担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担任总务主任。三罢斗争引发了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爱国热情，迅速席卷全国。6月1日，上海开始了全市性“三罢”斗争，在三罢斗争中数十万人毅然离职。这次运动，从上海开始，迅速遍及全国偏僻的城市和乡村，对西方列强及其在华的势力给予了沉重地打击。在这次三罢浪潮中，香港和广州的大罢工影响最大，坚持了长达一年零四个月之久。
运动一开始，就有排山倒海之势，面对史无前例的激烈复杂局面，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疲于应付，急催虞洽卿迅速返沪处理此事。段祺瑞刚刚重新执政，唯恐引起天下大乱，再三叮嘱虞洽卿道：“此行关系重大，三罢的风潮绝不能再扩大，要尽早结束此次风潮。”虞洽卿虽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此行的重任也使他压力大增。当虞洽卿在6月3日凌晨赶回上海时，所面对上海的局势已一发不可收拾。
虞洽卿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当时，杜月笙的黑社会势力已经崛起，而且杜月笙善于在工人运动上做文章，但是遇到这样大的场面，他是玩不转的。洋人少不了虞洽卿，军阀少不了虞洽卿，资产阶级更少不了虞洽卿，这就是当时虞洽卿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虞洽卿回到上海总商会，方椒伯道：“你可回来了。”边说边拍胸脯道：“这回要出大事了。”虞洽卿道：“别忙，慢慢说。”方椒伯大致描述了上海的情形。虞洽卿道：“大家怎么看？”商会才是他最关心的地方。方椒伯道：“大家都反对‘四提案’，所以决定罢市。此外，商总联会那边不停地兴风作浪。”虞洽卿道：“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闹事。尤其是袁履登，总想扮救世主。”商总联会全称是上海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由中小商人组成，会长是袁履登。
袁履登生于1879年，是虞洽卿的宁波同乡，自幼家贫无以为生。其母通过熟人介绍，成为传教士海和德的保姆，他因此免费在英国基督教会开明讲堂附设的华英斐迪蒙学就读。虞洽卿被免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后，总经理一职由上海劝业银行经理石运乾出任。宁绍轮船公司董事会看中了与石运乾私交密切的袁履登，但是袁履登不善经营，因此宁绍轮船公司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却在这种情况下担任总经理达十六年之久。袁履登当上总经理以后，一连串的名誉随之而来，他成为了“上海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在上海中小资本家里也算上头面人物。因为他有一口好外语，工部局请他出任华籍顾问。
五卅运动成为他青云直上的转机，他先后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副理事长、工部局华董、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等职，成为了租界内的“高等华人”，名列上海“闻人”。实际上袁履登仅是一个空头闻人，他一无独资企业，二无私人住宅，平日出入也是辆老式轿车。因此，虞洽卿从心底看不起他。五卅惨案将运动的矛头直指英国。长期受英商太古公司排挤和欺凌的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袁履登对英商积怨已久，但袁履登也不想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定将得罪洋人之事推给上海总商会。
方椒伯道：“顾正红死后，山东路、河南路、爱多亚路、广东路、福州路等各路商联会致函商联总会，要求停业，支持工人。袁履登不愿得罪洋人，又怕下面的人看不起他，就把祸水引到了总商会。”
“他想逼宫？”虞洽卿道。方椒伯道：“正是。袁履登带领叶惠君等人以‘商总联会’名义拜访我，催‘请上海总商会起来领导全体商人与帝国主义奋斗’。”
“他想让我们出面。”方椒伯道：“我知道他心怀不轨，就说你不在上海，我个人无权决定，拖了下来。”
“后来怎么罢市了？”
“袁履登他们一再催促，我只好通知总商会秘书处，准备当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谁知道没到晚上，就有一万多人包围了总商会，那阵势可把我吓坏了。那些人怎么来得那么巧？”方椒伯说完，仿佛心有余悸，恨恨说道：“肯定是袁履登背地放水。”
“袁履登当时在不在场？
”方椒伯道：“在场。袁履登当时不失时机地站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什么‘我们应凭良心办事。’我当时也是没办法，只好赞成罢市。”虞洽卿听到这里，反而笑了，心道：“这个袁履登颇像我当年”。方椒伯不明所以，忙问何故。虞洽卿道：“他无非想出名，可是他讨不到什么好处。”方椒伯道：“装什么爱国者！也不看看他的德行。”虞洽卿道：“不必和他一般见识，他现在说话正管用。有他好受的！”
6月4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商总联会是重要组成部分。虞洽卿借口商总联会已经加入工商学联全会，上海总商会不再加入。五卅运动斗争的矛头很快转为反对西方列强。袁履登是工部局华籍顾问，兼茂生洋行买办，骑虎难下。
虞洽卿暗自好笑：“想学我，差得远喽！”心想，这种人损之无益，不如把他拉过来，免得他一条路走到底。因此，上海总商会召开会员临时大会的时候，虞洽卿提名组成五卅事件委员会，指定袁履登为委员。袁履登正思脱身之计，乘机远离“商总联会”，不问会务，不参加会议，等于自动辞去会长职务，而把精力投到“五卅事件委员会”事务上，亲自参与起草了“十三条”交涉条件。
这反映了虞洽卿拢络他人的手段。自此，袁履登变成了虞洽卿的人，在五卅运动期间乃至以后，言听计从，成为虞洽卿的得力助手。
虞洽卿返沪的第一件事就是稳住上海总商会，他当时还不敢公开唱反调。虞洽卿首先给总商会的行动定下基调：既不倒向工农一边，也不倒向西方列强一边，而是站在调停的位置。针对“三罢”斗争的扩大，采取“将范围缩小，以免再扩大风潮”的对策。这一对策，无疑是对罢工、罢课和罢市“三罢”斗争的破坏。之后，虞洽卿乘汽车来到交涉署，与驻沪官员互通声气，虞洽卿安慰惊慌失措的官员道：“我会尽力劝导各商早日开市，设法缓和空气。”方椒伯看出虞洽卿为了政治利益不想顾及商人利益，对虞洽卿劝导开市的主张持反对意见。
方椒伯道：“现在正在风头上，我们的努力恐怕无济于事。”虞洽卿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是总商会的会长，总得让上面放心。”方椒伯道：“很危险，派个人去算了。”虞洽卿道：“这件事必须我亲自出马。老方，你替我拟个电稿，发给段总理，说我辞去代表职务。”段祺瑞委任他和江苏省长郑谦为代表协助交涉，所以虞洽卿如此说。方椒伯道：“你有代表身份，调停不是名正言顺吗？”虞洽卿笑道：“老方，你不懂。我跟蔡廷干、曾宗鉴、郑谦他们不同。他们和洋人闹翻了，可以回去；我呢，离不开上海滩了。”方椒伯心道：“说白了给自己留条退路。”虞洽卿道：“老方，你去登个报，就说总商会6月10日召开大会。”“会不会成为众矢之的？”
“不会。”虞洽卿笑道，“给各方面一点时间，让他们冷静冷静，考虑如何与我们合作。”
虞洽卿独自来到街上，只见街上截然分作两派。一边是巡捕，杀气腾腾，装甲车不时开过；另一边是工人和学生，高举标语，唱着歌曲，走过大街小巷。
虞洽卿只觉有趣，来到一家商号。一个伙计正扒在窗口上好奇地张望着，见他像个大人物，问道：“罢市了，你知道吗？”
“知道。”虞洽卿道，“所以我来找你们老板。”
“干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快去叫你家老板来。”
“你是谁？是我们老板朋友？”
“不是。我叫虞洽卿。”那伙计吓了一跳，忙去了楼上。时间不大，把老板带来了。老板拱手道：“原来是会长大人，有失远迎。请进，请进！”
店门一开，街上有几个人朝这边靠来。老板有些紧张地说道：“虞会长，有何指教？”虞洽卿道：“罢市了，我出来看一看。这几天生意怎么样？”老板道：“还用问吗？都关门了。”“唉！”虞洽卿叹口气道，“生意人做生意，不做生意还做什么？”老板道：“道理是这个道理。只是洋鬼子太欺负人了。我一个亲戚被他打死了，至今没有解决。他家里有三个孩子，看了让人难受啊！我本来也不想罢市的，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想给洋鬼子一点颜色看看。”虞洽卿道：“这倒好办，我派人给你那亲戚家送些钱去，让他们别闹了，你也开市好了。”老板道：“好是好，只是开市会遭万人唾骂的。这个我万万做不来。”商号里早涌出几个伙计，怒道：“老板，不要和他讲了。他分明是骗你开市，让他出去。”说着，将虞洽卿往外推。虞洽卿此次劝市只是做做样子，没想到对方动了真格的，面子上过不去，说道：“你们老板还没说话，怎么轮到你们了！”那老板刚要劝解，几个伙计不由分说，把他一路推到街上。虞洽卿大怒，争执起来。路上的市民一层一层围上来，对虞洽卿动起了手。
巡捕见中国人起内哄，初时看热闹，一个捕头忽然认出了虞洽卿，慌忙过来解围。虞洽卿脱出重围，衣衫已被扯烂了。虞洽卿悻悻说道：“头脑发热的人简直不可理喻。”虞洽卿明白，劝市无异于火上浇油。但这么一闹，很快就会见报，有记者证明他劝市的事，他没必要再自讨没趣。
虞洽卿索性脱去外衣，回家换了一套，没事似的回了总商会。方椒伯等人问他劝市的情况，虞洽卿道：“劝了好多家，轰动极了。各商号都强烈要求复市，我怕如此一来显不出总商会的作用，所以劝他们过两天再说。”方椒伯等人虽然不信，但顾及他的面子，附合道：“有你出马，哪有不成功的！”“您德高望众。这等小事，一句话就行了。”众人虽然这么说，心里都没底。一方面，他们对洋人不满意，一方面又怕工人势大，损害自身利益。这次运动的声势非比寻常，他们都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虞洽卿历经过几十年的大风大浪，众人都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石运乾恰巧在总商会，事后小声对虞洽卿说道：“老兄，幸亏只有我看到你劝市的情形。”虞洽卿被他揭穿了底，也不脸红，反而一拍石运乾，道：“老石，你信不信我有本事摆平这件事？”
“信。”石运乾道。
“信就好，听我的好消息吧！”
“老虞。”石运乾意味深长地说，“切记引火烧身。”虞洽卿道：“老石，你说现在是谁和谁斗？”石运乾道：“工人和洋人。”虞洽卿道：“错了。是工人和我们。你想，工人得了势，我们怎么办？”
“是这个理。”石运乾道。
虞洽卿道：“我虽然不支持工人，但也不想便宜洋人。”“此话怎讲？”“我们没有洋人不行，但是也不能总让他们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石运乾若有所悟：“你想趁此机会让他们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不！”虞洽卿道，“是我们的厉害。”
“坐山观虎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