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公布的《物品交易所条例》规定：“物品交易所每区设立一所，只准进行一种货物交易”，但却在第四十五条修正文中强调：“本条例施行以前确定成立之物品交易所，自本条例施行后一月以内依照本条例呈请，查与地方情形并无窒碍者，得予核准继续经营。”
条例不但解决了虞洽卿和张謇主张的单种经营和多种经营的矛盾，还让他们各得其所。条例规定，两种交易所都可以办，交易所要缴纳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保证金，经纪人所做的交易要按规定收费。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一番活动终于开张了，只见上海厚士古德大楼门前，车水马龙，上海工商界巨子汇集于一堂，江苏省长和沪海道尹也派人大驾光临，真可谓门庭若市。中外来宾达三千余人，本外埠相关人士送来的联幛和贺电甚多。第二天，物品所正式营业，主营纱、花证券，第二市场则进行杂粮交易。
8月29日，开业46天的物品所召开第一次定期股东会报告，在短短的46天交易中，交易所共计获得经手费8．2万元左右，平均每日所收佣金达1700余元。这时上海的投机商人和日本取引所的人，都集中在物品所。物品所半年盈余高达500万元，就连普通的工作人员年底酬金竟都达数十元、数百元甚至数千元之多，理事们一个个眉飞色舞，心花怒放。物品所乘机向股东们收取第二期的股本125万元，很快就如数收齐。
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牌号“恒泰号”。一开始蒋介石等人只想赚些佣金，营利所得，为国民党提供一些活动经费。“恒泰号”一共有资本三万五千元，共分为三十五股，每股一千元。现在人们可以在保留下来的合同里看到“蒋伟记四股”的记载，“蒋伟记”即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身无分文，股金自然是由张静江代垫。蒋介石在《与张静江书》中曾经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之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
由此看来，张静江不但垫付了蒋介石的股金还代其签了合同。但是像蒋介石这种野心勃勃的人，怎可能身在投机场而不眼红！蒋介石等“恒泰号”股东，认为自己懂政治，了解军事，而且社会消息灵通，于是从经纪人变成了投机家，他们纠伙结群，自以为高明地操纵市场，开始大做投机买卖，时称这种投机买卖为“抢帽子”。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生意兴隆，深知其中奥妙的蒋介石自然在买空卖空的“抢帽子”中大发横财，蒋介石发迹后有些溜须文章逢迎道：“先生（蒋介石）既离党部，只身留沪，无聊殊甚，偶遇同乡周佩箴，劝之习商。先生以既已闲居，不妨一试。时上海交易所正当全盛时代。先生乃从周略习其术，即于证券物品交易所充经纪人，出其优越之天资，周旋商场，每有测度，无不中的，而办事时精神勇毅，尤为他人所莫及。经营不及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俨然富商矣。”蒋介石在这些拍马者的笔下，俨然成为了“抢帽子”的行家。
交易所股票被称为本地所股，也可以在证券市场进行买卖。刚开始时交易所股票每股三十元左右，到1920年春每股股票涨到五十多元。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更是高达八十元每股，年终时每股暴涨到了一百二十元。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借机空手翻云覆雨，发了大财。这时交易所不但将每股所欠的股款全部缴清，还实收了五百万元资本。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将协进社的三万股分给重要社员一万五千股后，将剩下的一万五千股放到市场进行转卖。为了缴四分之三的股款，张静江、蒋介石等人赎出了日商做押款的七万股，将其中三万股卖掉，加上以前存的一万五千股，共四万五千股。张静江、蒋介石等人不但拥有了日商押款和四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及三十二万五千元，还有市值四百八十万元的股票。
当时很多人认为股票价格已经饱和，没有发展的空间了。于是大家开始各谋发展，洪承祁组建了中易信托公司，魏伯桢向农商部申请，到宁波开办了证券花纱交易所，盛丕华代表张澹如到汉口组建了武埠地产公司。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却自认实力雄厚，不为所动。
1921年年初，本所股的股票疯涨到，每股市价一百五六十元，年终时股价更是如脱疆野马一样涨到了二百几十元。由于交易所常搞投机，搅乱了金融界，致使交易所屡屡发生风潮。交易所的营业细则明确规定，卖主或买主必须支付各种证据金，以防止出现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的情况。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却不缴证据金，并以空头支票充当现金。与此同时，现货与期货价格间的差价不断增大，差金愈多，会计需要的现金支出愈多。交易所开始捉襟见肘。对于交易所投机之事，农商部曾经几次斥责。法租界当局也针对交易所的混乱颁布了《交易所取缔规则》。此时，交易所既要面对政府部门的重重压力，又要进行相互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2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被迫关门，至此我国最早的一家综合性交易所倒闭了。一时之间股东们手里曾经价值数百的股票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昨日的大富翁成了今日的穷光蛋。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做了一场发财的南柯一梦。
上海交易所的倒闭对社会影响很大，魏伯桢在宁波开设的花纱证券交易所也受其影响而倒闭。魏伯桢为理债不得不返回上海。此时，魏伯桢的同学兼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奉化人周骏彦担任物价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也因套利而欠下两万元的债务，他在走投无路之下，两次投黄浦江自杀未死。周骏彦找到魏伯桢，请魏伯桢想办法救一救他。此时的魏伯桢也是走投无路，好言相劝周俊彦千万不要寻短，并答应一定想办法。
不久，日本方面给交易所汇来了一百万元，交易所准备招开股东大会讨论复业。被逼无奈的魏伯桢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开始打起了这一百万元的主意。魏伯桢想将自己的股票弄到交易所股东名薄上，过给一百个新户，然后命庄之盘雇一百个人充当假股东，让假股东们在交易所招开股东大会时质问交易所五百万元资金、经纪人保证金和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在哪里，交易所如果找人谈判，魏伯桢就趁机大做文章。
魏伯桢担心走投无路的周骏彦寻短见，便好心地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谁知周俊彦却将这个计划告诉了蒋介石。正在发愁的蒋介石听后，马上找到了魏伯桢，表示自己愿意和魏伯桢合作，只要魏伯桢能在事成之后分他二十万以解燃眉之急就行。
魏伯桢当场回绝了蒋介石。因为日本方面一共汇来了一百万元，他还没有把握能拿出两万元救周骏彦一命，蒋介石却又要分走二十万，他们怎么合作呢？
蒋介石见魏伯桢毫无情面可讲，转身便送给了庄之盘一千元，给魏伯桢来了个“釜底抽薪”之计。
庄之盘拿了蒋介石的好处，对魏伯桢的态度就变了。他说：“你刚刚来上海，不太懂上海的规矩。虞洽卿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双方如果在租界内闹起事来，势必会惊动巡捕房，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解决。蒋介石和黄金荣私交甚密，你如果不肯与他合作，此事恐怕成不了。”
魏伯桢听后，表示回去考虑一下。
庄之盘提议：“事情如果成功，这些钱先用来救周骏彦，然后给蒋介石些钱做为去广东的路费，剩下的给我。”
魏伯桢同意了这个办法。
第二天，蒋介石和魏伯桢约在大东旅馆面谈。庄之盘提出：此次“战役”一切以魏伯桢的命令行事，魏伯桢是“总司令”，庄之盘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是“参谋长”。
交易所股东开会当天，庄之盘如约集合了一百个人。庄之盘率领这些人坐满了交易所股东会场的前几排。
虞洽卿久经商场是何等精明之人，一眼看出事情不妙，宣布延会一天。
虞洽卿等人当晚找到法租界“大亨”李征五商量对策，并奉上了五千银元，让李征五摆平此事。
蒋介石见情况发生了变化，让庄之盘先率人撤退。庄之盘坚决不同意，魏伯桢则认为李征五是熟人，没关系。蒋介石担心闹出事，前去找与之素有交情的金融界大亨叶琢堂，由叶琢堂出面找虞洽卿说项，说蒋介石想到广东去，但是经济有些困难，请虞洽卿帮一个忙。
经过一番谈判，虞洽卿答应由交易所出六万元。双方经商议决定在蒋介石离开上海的当天交钱。
事成定局，蒋介石一面让庄之盘退兵，一面却想将这笔钱独吞，庄之盘气道：“没有魏伯桢的命令，我绝不退兵。”蒋介石不得不找魏伯桢商议。
钱到手以后，蒋介石想给周骏彦万把块，然后给庄之盘几千块钱了事。恰巧此时，邵力子正在为《民国日报》之事四处奔走，蒋介石又分了他几千元。蒋介石手中还剩四万多元，但他不仅绝口不提魏伯桢的事，更想趁机溜走。当庄之盘告诉魏伯桢，蒋介石准备与周骏彦等前往广东时，魏伯桢万分焦急。
原来，蒋介石在忙于交易所“抢帽子”投机捞取钱财的同时，还在钻营政治。当上海证券交易所倒闭时，粤军已成功地将桂系赶出了广东，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革命政府，担任非常大总统，准备进行北伐。孙中山感到自己身边缺少军事人才，便想到了蒋介石，致函邀蒋介石前往广州指挥北伐。虽然蒋介石的投机生意失败了，但却得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政治机会，他准备马上动身前往广州。蒋介石在因交易所破产时欠了一屁股债，债主整日追着他讨要，他只好整日东躲西藏，根本脱不了身。
此时，蒋介石想起了被他视为“财神菩萨”的虞洽卿。
蒋介石一直对虞洽卿巴结逢迎，将其当成靠山，两人平日频繁来往，关系甚密。虽然自己这次做了出格的事，但最终仍是按他的意思办的。两人是同乡，自己平日行事处处将之视为老前辈，现今只有求求他了。虞洽卿对人惯用的笼络的手段，又一向以鲁仲连自居，平日疏财好客，广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他常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敌多堵一墙。
在当时社会动荡的年代，军政界和商界，那个不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今天你上我下，明天我上他下，因此下台的政客，前朝的旧臣，失势的将军，破产的商人，只要找到虞洽卿，他均以礼相待，加以接济，绝不与之结怨。许多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都与他有过此类的交往。
虞洽卿一面对蒋介石解囊相助，一面给蒋介石出主意说：“你有了路费恐也无法顺利上路，你就拜在黄金荣先生的门下吧。有了黄先生这个大靠山，你也树大好乘凉，看那些讨债的人哪个还敢放肆，你趁机前往广州。”身处窘境的蒋介石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依计行事。
黄金荣生于1868年，浙江余姚人，后迁往苏州。黄金荣借助帮会力量广收门徒，在上海滩威镇一方，担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华籍总督察，位列上海帮会三大亨之首。
黄金荣热情地接待了来访的虞洽卿。黄金荣听后，马上爽快地答应了。
黄金荣是上海滩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怎么会这么痛快地答应收虞洽卿推荐的蒋介石为门生呢？首先蒋介石的介绍人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商界领袖，与这样的人来往，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其次蒋介石曾经在辛亥革命时率领过“敢死队”，又在陈其美手下担任过沪军第五团团长，在十里洋场早已小有名气，这么出众的徒弟，黄金荣当然愿意收。
虽然虞洽卿在商场上办事精明干练，但是对帮派门规却毫不知情，不懂帮派投贴拜师之道。他带蒋介石投帖，仅仅投了一张大红帖，并无礼金。好在虞洽卿曾经向黄金荣提过蒋介石目前的窘迫处境，黄金荣不但不跟蒋介石计较，还将他当成上宾招待，并免掉了帮派拜师叩头等规矩。为了讨好虞洽卿，黄金荣反送蒋介石两百元作为盘缠。蒋介石从此成了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的门生。
之后，虞洽卿正式设宴给蒋介石送行，祝他早日功成名就，并送了蒋介石一笔旅费。
蒋介石拿着虞洽卿赠送的旅费，心中感动，道：“虞老真是宽宏大量，让人折服。我在上海多年一直承蒙虞老关照，无以为报。”
虞洽卿叹道：“虽然你此次险些给我闯了大祸，但我不怪你，年轻人嘛，到广州好好干吧！”
蒋介石道：“虞老之情，晚辈铭记在心，日后若有机会，晚辈定当报答。”说完，离开了他混迹多年的上海滩，投奔孙中山去了。
1927年春，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北伐军到达上海，派自己的嫡系王柏龄前去看望“恩师”。
黄金荣见蒋介石这个门生发达了，得意地道：“我早就看出这小子命好，将来必会大富大贵，不然为何收他当门生，还送他两百盘缠前往广州。”
王柏龄轻声在旁提醒道：“虞先生和总司令的关系是众人皆知的，以虞先生当今在上海滩的地位，尚绝口不提旧事。现今总司令已不是从前那个蒋志清了，如果你对旁人说他曾经拜在先生门下，恐有失他的体面，你何不做一个顺水人情。”黄金荣听到此话，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次日即恭恭敬敬地拜见“蒋总司令”，并将“总司令”当年投递的门生帖退了回去。黄金荣是何等聪明之人，从此绝口不提蒋介石当年投帖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