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伍绍祖等说：“我这次来看亚运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月亮也是圆的。”邓小平说：“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中共“十二大”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中共“十二大”是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城市改革提到日程的形势下召开的。
“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示。翌年1月又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从1985年起，中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年9月，十二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七五”计划的建议，确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原则，批准一大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改革开放，两个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前进。
兴建经济特区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对外开放迈出了大步：一是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二是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
经济特区的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8年，海南省建立，并划定为海南经济特区。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经济特区。
邓小平的“两句话”
深圳河对面是香港、九龙。
可是这条最窄处不过几米宽的小河所划成的是东西方两个世界，香港、九龙被割让、租借百年后，却成为国际大市场，一条崛起于亚洲的小龙，而一水相隔的深圳则是冷冷清清。
据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报告，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一百三十四元人民币，同期新界农民收入人均一万三千元港币，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田园大片丢荒……”
1977年，叶剑英陪同邓小平视察广东，当广东省委汇报到，港澳边境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顿了顿，又说，“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在座的听了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政策很明确，不准偷渡外逃；这本来是边防部队管的，怎么说他们管不了呢？
时隔多年，重温邓小平当年这两句话，人们才恍然大悟：要不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深得民心，边防部队又怎么能刹住偷渡风呢？
江泽民说：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开发特区，首先得开发罗湖小区。
罗湖区地势低于海平面，每年要发两次大水。
因此有人反对，说开发起来劳民伤财。
但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等同意移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并付诸于行动。
持不同意见者则向省委状告吴南生是瞎指挥。
早在1980年8月，江泽民（当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来到深圳，下车时适逢暴雨，水淹国门，旅行携鞋捋裤，甚为狼狈。陪同他的市委书记秦文俊说：“国门这个样子，不先开发、建设好，怎么行呢？”
“嗯。”江泽民若有所思回头望着罗湖山，问：“这山有多少土方？”
“这两座小山包共有九十万立方米，恰可用来填罗湖区。”秦文俊说。
“移山填洼，工程量是不小。”
“因此有人说这是将有限的资金往水里扔，几次三番想先去开发上步。上步地平坑少，当然容易开发，不过，罗湖与香港接壤，是深圳的门面……”正说着，脚下一滑，打了个趔趄，好不容易站住了，就苦笑道：“回去再向你好好汇报。”
江泽民微微一笑，“老天爷都替你们汇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同年12月，谷牧在任仲夷、江泽民陪同下，视察深圳特区。
江泽民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就谈及罗湖，他说：“三十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他的发言与广东省委、深圳市委意见产生了共鸣。会议决定，要建设好深圳，首先得“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
深圳市委书记黄施民事后有诗：
携鞋捋裤入深城，
淹没岂无国誉惊。
“已听天公为汇报”，
凭君一语见波平。
“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深圳特区，先从罗湖小区开发，国家只批给三千万元贷款。可是地不平，路不通，缺电缺水，基础设施太差。算计下来，三千万元远远不够。
钱从哪里来？最初想到办法的是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骆锦星，“我们租地给外商，租出地不就有钱了？”
罗湖小区零点八平方公里，如果每平方米租出要五千元，那么租金就是四十亿元。
可是把土地出租，过去是否有说法？怕再来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卖国”。于是他找来大堆马列著作。他说：“我只是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了可以干，我就不怕了！”
论据找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过关于地租的理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刚胜利之时，就主张借资本主义之力来发展自己。1944年，斯大林曾说，苏联有三分之二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的技术援助建成的，在此之前，聘请的美、德、意专家就有两万多人。
第二天，深圳特区便传出一个说法：“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有位市委领导人说：“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土地有偿使用吧！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
这样，最早的土地出租在深圳出笼。
多层次、全方位、多形式的开放
1984年4月，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着重研究沿海港口城市如何进一步开放的问题。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2沿海城市。
在沿海港口城市开放的基础上，1985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初，又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与已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
1990年4月，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政策。
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三步，是包括有1992年6月开放长江沿岸的武汉、重庆、芜湖、九江、岳阳五个城市；内陆十七个省会城市；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十五个边境城市和口岸。
经过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的多层次、全方位、多形式的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到1993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市县已超过900座。
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
市委书记把特区五年来改革开放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说：“你们讲，我听。”他没有表态。
邓小平等乘大型客车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区。
他登上22层国商大厦天台，远望南方的香港，他对旁边人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一路上，他仔细地看，仔细地听，仔细地思考……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渔民村，看到双层小洋楼，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和高档不锈钢炊具，人均月收入四百元，全村户户是万元户。邓小平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呢！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一百年！”“深圳也这样久吗？”邓林插话。“有您的领导，会很快。”一位市委领导人说。邓小平笑笑：“那也要五十年。”
邓小平又参观了深圳中航技术进出口公司。当他发现电脑能同人下棋，立刻坐下来对弈，原定安排15分钟参观时间，延长到近一个小时。
第二日，邓小平赴蛇口。
不久，又去珠海，并给珠海题字：“珠海特区好。”
紧接着，邓小平已到广州。但深圳人更关注的是邓小平此行的回音。
直到中午，广州长途，一直守候在电话旁的副市长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接待处长的声音：“题了！副市长！题了！”
“题了些什么？你说慢些。”
“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
1月26日，是邓小平在深圳的日子。
事后，有人评析：也许，当邓小平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评价深圳了。但是，他不说，在心中反复酝酿，最后才一下倒出来。
邓小平微笑地纠正说：邓小平
邓小平上鼓浪屿。
他迈开脚步向人群中走去。游人中，忽然有两位认出了这位熟悉的人。他俩怔了一会儿，惊喜地叫遣“啊，邓大人！”
邓小平朝他俩点点头，微笑地纠正说：“邓小平。”
更多的游人和居民被吸引过来，自动站在街巷两旁，向邓小平一行鼓掌，邓小平含笑向大家招手致意。
邓小平说：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预见到海外宁波籍人士对宁波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他说：“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他指派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包玉刚的表兄）去做“宁波帮”的工作，并批示：“给卢绪章同志办一个长期护照，随时可以去国外。”
1985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向谷牧说：“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同年11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以谷牧为组长的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聘请包玉刚、卢绪章为顾问。国务院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开发设立协调机构，那是罕有的。
很快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宁波帮”的热情，在宁波和很多省市，都有他们兴办的企业。
“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应用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有创造性的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创造者。
“一国两制”，首先必须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对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
其次，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中国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行政区仍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方针，是党和国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一项基本方针和国策。它是我们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模式和根本途径。
“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其次是澳门问题。
中国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先后恢复行使主权，并分别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它使“一国两制”的构想变为现实，有力地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为台湾与大陆实行和平统一提供了榜样。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作了大量工作。特别重要的是，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的精髓，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正式谈判的具体步骤和构想。指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今天，在中国政府先后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后，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大业，就突出地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台湾一定会回归，祖国统一大业一定会实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得到了明确、规范的表述。它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洁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大会结束后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仍是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人。
“十三大”召开后，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现代化建设事业步子加快。但在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平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道路蓬勃发展。
政治风波过后，党中央立即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鉴于赵紫阳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所犯的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党内一切职务。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并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经过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已完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从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肩负起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事业的使命。
江泽民说：我们也可以吃点红米、南瓜
1989年10月，江泽民视察井冈山。
他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看到陈列柜里的红米、南瓜、野菜、秋茄子，深情地说：“虽然我们今天不必像井冈山斗争时期每天吃红米饭、南瓜汤了，但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一天也不能忘掉。”
当天，江泽民挥笔写下了“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的题词。
在井冈山视察期间，江泽民同随行人员一样，每天吃份儿饭，一人一个菜盘，里面装有三四样小菜。他一边吃着饭菜，一边向当地同志提议：“井冈山红军常吃红米、南瓜，我们也可以吃点嘛。”
第二天的餐桌上，就摆上了粗糙的红米饭、南瓜汤。
叶剑英说：没有军衔是不行的
1979年4月9日，叶剑英出现在秦俑发掘工地。他站在二号坑边的一个土坡上，望着这支由步、车、骑、弩四个独立兵种组成的地下大军阵，脸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光；在为出神入化、栩栩如生的陶俑雕塑艺术所折服的同时，更为古代杰出的阵法和战术思想而赞叹不已。将要走下土坡时，叶帅两眼放着激动的光芒；秦俑坑是我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这里面有学不完的东西，希望今后我军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这里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