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拨乱反正，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拓国家的新道路，就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
从1976年到1977年9月，中共中央分三批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揭露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同时，各地各部门普遍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对那些帮派头目和骨干分子，坚决予以揭露和处理。对于仍处在动乱的少数地区，派出工作组制止；十年动乱所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冤假错案开始平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在三中全会上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突破。
叶剑英的三十四年后续诗
叶剑英1943年1月22日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两句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厚。
三十四年后，在迎接科学的春天到来时，他将此句中的“厚”字改为“难”字，并又写了后面两句，它们联在一起就成为：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邓小平建议叶剑英点九根寿烛
1977年春天，大地复苏，万象更新。
5月14日，叶剑英迎来80寿辰。这一天在京的将帅们给他祝寿来了。
第一个到来的是王震夫妇。随后到来的是余秋里、杨成武。接着聂帅夫妇来了。徐帅也来了。
正谈笑间，邓小平和家人也赶来了，一进门就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叶帅赶忙迎上前去，高声说道：“你也是老帅嘛，是我们老帅的领班呢！”
正说间，粟裕最后一个赶到。
邓小平开玩笑说：“别让他进来，坐不下了！”
叶帅起身，迎他进来。
邓小平和叶剑英并肩坐下以后，人们很自然地围拢过来，和家人孩子们一起来吹寿烛。原来只有八根，邓小平建议再插一根，变成九根，象征“长久”。叶剑英很开心，也和大家一齐吹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提出恢复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十一大”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坚持并继续“左”的错误的影响，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口号，而且认为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因此，这次大会没有能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新时期制定正确路线，实现历史性的转变的历史任务。
但它毕竟是在粉碎、揭批“四人帮”后的一次大会。
邓小平作闭幕词。他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标准。”
没有问题的官复原职
197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上任后半年多的时间，先后走访了全省大部分地县。每到一处在听取当地领导的汇报时，他总要拿出“文化大革命”前，安徽省委组织部印制的全省各地（市）县主要领导干部花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问：“地委原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县委原书记、县长，现在到哪里去了。”对还在受审或关在“牛棚”的原地（市）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只要不是刑事犯，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点缺点错误，他就指示先让他们出来工作，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没有什么问题的官复原职。对地（市）县两级领导班子中的“群众代表”，或者是大联合时的造反派头头，他指示，除个别工作称职、群众满意的，根据省委批准后可以继续任职外，其余的一律不再担任实职，原来是从哪来的回哪去，原来是干什么的还干什么。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却坚持“两个凡是”。所谓“两个凡是”就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所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就对宣传部门指示：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当时，叶剑英等提醒华国锋，应该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以顺应党心民心，陈云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解决两件大事：一是要搞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个意见得到王震等同志的赞同。但是在会上受到压制，不许刊登在会议简报上。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以特约评论员署名、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发表前后，受到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的压制、指责。
然而真理是涂改不了的。在中华神州，由此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精神。广大理论工作者也发表文章，参加讨论。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罗瑞卿等在不同场合都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热情支持这场讨论。
因此，要由华国锋来领导纠正“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左”倾错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最先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方针的是邓小平。
1977年4月10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强调，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因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这场大讨论，对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场讨论是建国以来一次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全面的拨乱反正，也为能与遵义会议并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个转折点之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史上继往开来的转折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会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历时三十六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出，为了实现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解决党内外普遍关心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还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平反和恢复名誉，要批判康生。陈云的发言引起与会者赞同，要求否定“文化大革命”，清理“左”倾理论和政策，揭露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要求对他们进行审查等，这些发言，对会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既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总结，又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新理论的划时代历史文献，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度辉煌的宣言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等等。全会审查和解决了“文革”中和“文革”前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表现。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中央任命胡耀邦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开辟了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次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往开来的转折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
万里说：如果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我们就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那天，当万里在分组讨论上介绍了安徽的经验后，陈永贵便当场责问：“你们这一套恰恰是大寨经验所反对的，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万里不急不恼地说：“究竟是什么主义，广大群众心里最清楚。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我们就可以考虑试验。”
陈永贵有些恼火了：“试验来试验去，你们还学不学大寨？”
万里说：“如果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就学。否则，就不学！”
陈云说：没事见什么？叫他回去好好干
陈云会客，除谈工作，一般礼节性拜访，尽量拒绝；若见，最多三分钟，不浪费时间。
有过这样两个小故事。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受到陈云保护，幸免于难，内心非常感激。路经北京时，专门去看望陈云，被卫士长郁德水挡在门口：“韩司令，首长说不见，请回吧。”韩先楚不甘心，对郁德水说：“你再跟首长说说，我就见一面，决不超过三分钟，超过了你赶我走。”郁德水进去向陈云报告，并劝说道：“首长，人家一个大司令，在门口等半天，就见一面也不要紧么？”陈云将手一摆：“没事见什么？叫他回去好好干。”
郁德水一脸尴尬对韩先楚说：“韩司令，首长的性子您也了解，他说没事见什么？叫你回去好好干。”韩先楚的犟劲也上来了，说：“你再进去报，就说我韩先楚没别的要求，只见他一面，一句话也不讲，见一面我回头就走。”郁德水为难地皱起眉：“都报过三次了，再去报，这话叫我可怎么说呢？”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韩先楚补充一句：“你不去报，我就不走，首长不见我，我也不走，我就等在这儿了。”
卫士长无奈，只好如实向陈云报告，说韩司令见首长一面，不讲话，见不到首长就不走。陈云不做声，卫士长就试探：“那就见一面吧？”陈云仍不做声。卫士长没听到反对的话，便作主引韩先楚进来。韩先楚用军人步伐走到陈云面前，“咔”一声响，立正敬礼，一言不发，当即向后转，仍是那种军人的步伐，大步而去。侍立一旁的卫士长看得目瞪口呆。
山西省委书记王谦顺利地受到陈云接见。他同陈云握手，问安，将公文包放在沙发旁，见卫士长送来茶水，忙客气一句。待这种例行的寒暄结束，屁股算坐稳了，正想谈什么，就见陈云伸出一双手在上衣兜里掏，掏出一张纸条。王谦以为首长要有什么指示，便望着那张纸条等候，却不见陈云讲话，正不知该如何办？又见陈云看表，便探过身去想问问。这时，陈云将那张纸条一举，向他亮了一行字：“三分钟谈话时间已到。”
王谦张开的嘴还没来得及出声，便硬生生地闭住，弯腰拿起公文包，起身，告辞，走人。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决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
甄别、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地方先后平反了一批重大案件。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从而使这起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对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重大案件也进行了甄别，其中包括有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在1978年4月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又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1982年8月，为潘汉年彻底平反。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采取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如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恢复大部分原工商业者劳动者身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整、落实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等。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调整、落实各方面政策，有效地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康生制造冤案，存心搞死刘少奇
据曾彦修回忆：1948年春节第二天，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土改工作团康生吃午饭（我们团员也都去了），饭后在田间散步时，康生为了告诉我们刘格平的历史和特点，就先详细告诉了我们中央批准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六十一位同志1936年在北平出狱的经过。康生不满意刘格平两点，其一是刘太古板了，中央有指示，他也不出监，多坐了八年牢。康对刘大不以为然。而在十年内乱中，正是康生出面追查这件经中央批准，他熟知其中经过的事，存心要搞死刘少奇同志。“文革”中，张闻天同志几次对此事始终独任其责。这样，他一面替党中央承担了全部责任，说是他个人批准的，未经过中央讨论；一面据实脱去刘少奇的责任，还把六十一个老同志挽救了（张当时的复电可以正式代表中央），惟一牺牲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
1979年夏，当时一起听到康生谈话的于光远见着胡耀邦，向他报告了康生对于光远和曾彦修所讲六十一人出狱事情的详细经过，胡很高兴，认为很重要，叫他们立刻写出。
后来，中共中央为六十一人彻底平反的文件，也全文附上了这份材料。
邓小平陈云等和华国锋讨论为刘少奇召开追悼会
1980年4月在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上，胡耀邦提出为刘少奇隆重召开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