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4月，中共“九大”在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召开，这是党史上从未有的组织严重不纯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所通过的党章，还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总纲，这在党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都是前无所有的。
“九大”以后，林彪一伙仍不满足既得利益，还企图以设国家主席为名夺取更大的权力。
毛泽东提出不再设国家主席。
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投靠林彪集团，附和林彪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但为毛泽东觉察，对他作了严厉批评。全会后，在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林彪却命令同伙暗中加紧策划军事政变，在毛泽东南巡后，因阴谋失败，林彪决定外逃，在中途机毁人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后的三年间，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以惊人的毅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减少这场动乱造成的损失，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生活。这时他又临难受命，协助毛泽东，着手抓落实干部政策，肯定所谓“二月逆流”，促使邓小平和一大批干部复出，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智等平反；还集中主要精力整顿经济秩序，恢复科技、文教和卫生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开创外交领域的新格局。
在批林整风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把它与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多次在全国会议上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是毛泽东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因而作出了支持江青等人的批“极右”的决定，使周恩来纠正极“左”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徐向前“九大”得票“五个鸡蛋”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
毛泽东在事先讲了话，主张老帅应该继续当选。
但是，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林彪、江青等采取在各个组指定一些人投票的办法，使老帅们的得票数，控制在超过半数不多的范围内，既让老帅们当选，又要使他们难堪。大会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的结果是徐向前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帅比徐向前多不了几票。
事后，徐向前幽默地对人说：“这次会议我总算吃了五个鸡蛋（808票）。”
彭德怀囚中看“九大”公报
1969年4月，“九大”召开，身陷囹圄的彭德怀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他看着“九大”秘书处的新闻公报主席团名单和中央委员名单，扳着手指头数，看到林彪、江青之类飞黄腾达，身居要职，心急如焚，每看一次新闻公报就流泪。
当年，在彭德怀专案审查材料记载：“他情绪有些反常，在（凌晨）两点左右流泪一次，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着……在看新闻公报时，主要是看中央委员名单，边看边用手指点，不断摇头叹气。”
朱德谈林彪一号通令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出了所谓“第一号令”，强令要把住在北京的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全国各地去。
采取这一行动，说是“为了准备”、“为了安全”。其实是为了对他们隔离监视。
有人不解地问朱德：“莫非是真要打仗？”
朱德淡淡一笑：“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打起来的。打仗之前，总会有很多预兆。现在根本看不出任何战争的迹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根据这一限令，朱德在10月20日来到了广州。
陈伯达叛徒歪打正着
1930年，聂荣臻在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时，来到了北平。五一节前，聂荣臻请北平市委胡锡奎去印传单，胡是个大近视眼，夜里敲错了门，被主人当做小偷送到警察局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打了一顿放了。事后同志们开玩笑说他“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并赠他一个“胡地涂”的绰号。
文化大革命中，有次聂荣臻在和叶剑英聊天时，无意地说起了“胡地涂”故事。后来这事竟让陈伯达知道了。于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会上，陈伯达竟怒气冲冲质问聂荣臻，为什么在背后议论他的历史问题。当时，聂荣臻真不知触动了陈的那根神经，使他如此敏感。直到陈伯达被审查，他才知道陈也曾有过“胡地涂”那样经历，但他却自首了。
彭德怀在批斗时写信给毛泽东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四川三线被“红卫兵”绑架来到北京，进行残酷批斗，并遭逮捕关押。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
1967．1．1
毛泽东曾建议出版《刘少奇选集》
毛泽东在1960年曾建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刘少奇没有同意，说除了编辑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外，不要再编个人的选集了，他建议可以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文集。这种文集可以包括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提出要出版刘少奇选集，为此，中央书记处还作了决定，又组织了编辑小组，刘少奇只好同意。
刘少奇在湖南蹲点时，编辑小组还到长沙向他汇报选目问题。
从1961年到1962年期间，康生曾多次到刘少奇处谈论此事，而且每次见了刘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是不厌其烦地讲出版刘少奇选集如何如何重要，少奇同志对中国党的建设的贡献如何如何大，说毛主席早就提出来了，一直拖到现在，编辑小组的同志很着急，等等。
康生还说，毛主席提出出版少奇同志选集后，我是毛遂自荐当主编的。我还主张在出版选集之前先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62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出版了单行本。
但在“文革”中，康生却对造反派说，毛主席要我主持编辑出版刘少奇的选集，可选来选去却没有使我满意的，我很失望，一直对这个工作抱消极态度，所以拖了好几年……他还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成是“越修越养，越养越修”的“黑修养”，是“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五绝塞下曲
乔冠华
月黑雁飞高，林贼夜遁逃。
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严慰冰预测林彪已完蛋
严慰冰在“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和审讯人员谈话。
她说：“党内出了耍两面派的阴谋家！”
“这是我的猜测。你们放心，在这里总没有人会告诉我吧！是国庆节的报纸告诉我的。”
在窗外的解放军正在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她说：“你们听，现在不唱语录歌了，而是唱好久不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审讯员问。
“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正是因为有人不听指挥搞阴谋，才必须强调纪律吗？”
两个审讯员又相互对视了一下。姓张的接着问：“还有什么呢？是谁不听指挥搞阴谋呢？”
“这是你们考我的。如果说错了，请不要加罪，只当答错了题。”
“可以，你说吧！”又是姓张的说。
“过去，周总理的祝酒词里，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总要有一句‘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而国庆节周总理的祝酒词里，这句话没有了；同时有好几个红得发紫的人：陈伯达、黄、吴、李、邱等人也销声匿迹了，这一切不是很耐人寻味吗？我早在半个月之前就有这个答案了。”
两个审讯员不置可否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最后含糊其辞地说：“好吧！你回去继续好好学习吧。”
严慰冰曾多次说：“最最大的机密是在日常公开的报纸里。只要仔细看报，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许多重要的机密，而且这些机密是无法掩盖的。”
朱德谈井冈山会师
1972年，朱德在北戴河避暑。
在一次学习会上，抗战时期就参加工作的郭文田问朱德：“小时候我就知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怎么后来忽然跑出来个林彪呢？”
朱德说：“那时候，林彪也在井冈山，大概是个连长吧？不过，不应该说是他去会师的。”
郭说：“人家那么胡说，老总怎么也不吭气呢？”
朱德意味深长地说：“唉，叫我说什么呢？历史就是历史，是非自有公论。这些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世界上不少的人也知道，你不是也知道嘛，我还讲他干什么？我只能维护党的团结。”
朱德寄情于兰花
晚年的朱德，把他的精神和情操寄寓在朴实无华、清馨淡雅的兰花上。
可是，当那场“风暴”卷来时，他被责令去看大字报。他拄着手杖，步履沉重，走过一张又一张大字报前，始终无语。
他的妻子康克清被批斗，胳膊受伤，吊在胸前，他仍然无语。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据说他将手杖指指天又戳戳地，还是无语。
只是当他的兰花被撤走时，才用一种近乎呻吟的声音说：“她不是资产阶级的花。”
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左”的错误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还提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在“十大”后的“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的老革命家，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廖承志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是江青集团也有多人当上了中央委员，特别是王洪文、张春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他们和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宗派集团。
毛泽东曾对“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有所警觉，并多次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
邓小平全面整顿
“十大”前后，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治理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秩序，强化了中央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国防战线上，边防部队继珍宝岛保卫战后又胜利地进行了西沙群岛保卫战；在外交战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签订和中日建交，出现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但是江青集团竭力推进“批林批孔”运动，且千方百计制造事端，诬蔑、攻击周恩来和周恩来生病期间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当时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无与伦比的胆识和魄力，大刀阔斧开始了各方面的整顿。在经济领域，首先从铁路整顿打开局面。铁路整顿，初见成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不仅铁路要整顿，钢铁工业要整顿，国防工业要整顿，而且所有的企业都要整顿；不仅经济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
邓小平的大讲整顿、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左”倾政策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最后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开始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周恩来说：为什么要加两个‘最’呀？
1971年3月，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毛泽东批准中国乒乓球队去日本参赛。
当周恩来得知乒乓球队写了给毛泽东的决心书时，他道“带来了吗？念一念。”
庄则栋取出了“决心书”念了起来：“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
“停。”周恩来打断了庄则栋的朗读，说：“不要这样提，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为什么要加两个‘最’呀？”
运动员们睁大了眼睛看着总理。这个说法在1971年的初春，还十分新鲜。
“那么多‘最最最’，主席一看就恼火了。我看你们就没有打破这个框框。形式主义多，实际的东西少，反而把自己搞得水平不高。这不是毛主席要求的作风。”听了“决心书”的内容后，周恩来拒绝呈递，说：“这封信我就不替你们转了。你们去日本好好打球，这就是实际行动。”
基辛格对中国加入联大时间估计错了
1971年10月25日夜，联合国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提案。
凌晨，北京钓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