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之后的位序分别是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时主席，然后才是国务卿。难怪黑格发言一结束，国防部长温伯格就怒气冲冲地与他发生了争执。打那时起，里根班子的其他成员也对黑格产生了怀疑，白宫许多重要官员想方设法排挤他赶走他。在众多内阁成员的百般攻讦、嘲弄和折磨下，黑格终于在任职15个月后悻悻地挂冠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错了一句话，丢了乌纱帽，这码事在当今世界政坛上实属稀奇。此事之出现，取决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制度，包括社会舆论压力和政敌的攻讦，如黑格的错话一发表，顿时朝野大哗，群起弹劾，“倒海翻江情更急。”二是本人“主动”（被动）辞职。倘若他死乞白赖不肯离开白宫，要让其下台恐怕还得折腾一阵子呢。
前面说的都是洋人洋事，咱们有咱们的国情。不是说中国官员天生不说错话，而是说绝不会因一句错话就丢官，盖因咱们的做法是“有错则改，改了就好”，绝不讲“一棍子打死”，也绝不会攻讦声漫天或政敌聚起什么的。这一点应该说是不错的。不过遗憾的是，某些为官者，甭说是说错一二句话，就是做了十件八件错事使国家社稷蒙受巨大损失居然还悠悠然居坐庙堂之高！这里头怕也有两个因素：一是公众舆论不足，没有造成众声沸然，“群起而攻之”的格局，而多是窃窃“私”议，“敢怒不敢言”；二是当事人压根儿没有“不可则止”之雅量，压根儿不愿辞职。故自“黑格丢官事件”来看，咱们这里某些人“当官”是不是太容易了？
鄙人无意渲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也并不提倡“讲错一句话，丢了乌纱帽”，鄙意仅仅在于：对干部要“严于吏治”，犯了错误就应该接受指责、批评甚至弹劾，有了大错误辞职又何妨？对官员所犯的错误，应造就一种群起而责之的局面（并非是政敌的私人攻讦和弹劾，而是出于公心的批评），严于吏治，决不能“等闲似无事一般”，一潭死水静悄悄。
《同舟共进》，1992，第12期
警察与市民
小时候对人民警察是佩服和敬畏的。破案、抓坏蛋的人民警察的形象总是那样的高大和完美。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晓得“白玉微瑕”，警察也是人，而且也是并非十全十美的完人，警察当中也有诸多不如人意的。经历多了，与警察打交道多了，听市民议论和批评警察的更多了：“气势汹汹，打人、骂人，还像个警察吗？”“穿上警服就是警察，脱下警服便耍无赖，流氓……”
谁相信这些混账话？！警察也是人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警察是好的。他们工作辛苦，待遇偏低，但却能忠于职守，冒严寒顶烈日在自己的岗位上执勤，维护着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有不少警察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了宝贵的鲜血和生命。都市里的人能安全、幸福地生活，都市里的车辆能畅通无阻，都应感谢咱们的警察。人民警察的形象应该说是永远高大完美的。
警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警察中完全没有被“骂娘”的，当然不符合事实。有些警察说起来也很气人，一些“野蛮执勤”的镜头，每每叫人捻须感慨。
感慨之余，觉得有些地方确也未免叫当警察的脸红。要知道你这警察面前还是“人民”两字。而对斯行斯为的警察，我想还用得上赵太爷骂阿Q的那句话：“你不配！”有人问何人上前与其论理？我说乖乖，这当儿谁上前谁吃亏，谁上前，谁倒霉——他不扣你个“无理取闹”、“阻碍执行公务”之罪名才怪呢。市民不文明，警察可以制止，然警察不文明执勤，市民能制止吗？难哪！
监督警察之难毕竟只是“难”，而决不是“不能”。单位里一名老同志向一位不文明执勤的警察当面提意见而被对方扣留了自行车。这老同志愤怒了，闹到警察头头那里去。那头头对此极为重视，当场表示要对此严肃处理，还让那名警察向老同志赔礼道歉，保证改正错误，决不再犯。警察不也是人吗？有过则改，改了就好，人民警察的高大形象依然如故。警察有错，咱们作市民的为何不能像那位老同志那样“闹”一“闹”，帮一帮呢？（当然要有理有节讲文明。）
改革盛世正在呼唤“警察爱护市民，市民拥护警察”这么一种鱼水交融，密不可分的“警民关系”。“我是一个警，来自老百姓”，警察也来自市民，与市民本是一家。只要警察忠于职守，执法如山，严于治警，文明执勤，热情为市民服务；只要市民爱戴警察，拥护警察，勇于监督警察，帮助警察，那么，建立市民与警察那种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是大有希望的。
《特区时报》，1993．4．15
写的勇敢
一位在报上狠狠地抨击本埠封建迷信现象的杂文作家，一夜之内便收到若干封匿名信，信中将作家骂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弄得作家连妻子老母也不敢告知。一位新闻记者到某地，要写一写当地乱淘金的报告文学，哪知刚住下，夜里窗外时常飞来石头和铁块，这位记者只好口吐舌头赶紧“离开现场”。
看来写文章弄笔杆是需要些勇气的。这也许是句大实话。
写文章勇敢者，勇敢就勇敢在敢说真话，勇写实事。意大利但丁不畏教皇淫威而写《神曲》，将教皇尼古拉三世放在地狱深层熬煎；普希金敢于写诗抨击沙皇暴政，气得沙皇大骂而将之流放；鲁迅先生对旧世界、对假恶丑横眉冷对，怒目金刚，无情揭露，猛烈鞭挞，被反动当局诬之为“堕落的反动文人”；德国的海涅，以诗歌为利剑，将教皇和中世纪的德国封建社会痛挞得淋漓尽致；美国现代作家德莱塞以勇敢的笔触，将美国社会的腐败、黑暗内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代表作《美国的悲剧》被世界进步文学界誉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
如今都说杂文难写，批判性的文学作品难写，这有道理，盖古今中外，“美”受人欢迎而“刺”为人所嫌，歌功颂德实惠吃香，“捅壁脚”者吃力不讨好，既然大家都喜欢栽花，我为何要去摆弄“刺”呢？
一般说来，无论在哪个国家，给新闻界和警察当局做“内幕曝光”是件大难事，且负作用甚为明显，而德国作家亨·伯尔（1917—1985）却乐此不疲，他的世界性名著《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就敢于“捅壁脚”、“揭老底”，尽管其周围是一片叫骂声。也只因为这点勇敢，才获得全人类进步文学界的啧啧喝彩声而被推上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座。
我们这个时代是光明的伟大的时代，然而角落里还有些秽水、脓汁和淋菌，面对这些，我们摇笔杆者不也应该有一点神圣的社会责任感，有那么一点但丁、普希金、鲁迅、德莱塞、亨·伯尔那样的写的勇敢吗？一味地莺歌燕舞花草虫鱼恐怕无多大意思。
《特区时报》，1993．2．4
众说纷纭
生活中有不少众说纷纭的事。譬如重奖世界冠军或高考状元呀，品貌双全的姑娘自愿嫁一等残废军人呀，县委书记辞职承包庄园呀，企业抡锤砸“三铁”呀，干部、文人“下海”呀，炒股票炒出百万元呀，私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呀……有褒有贬，持论多端。
众说纷纭，一时也许使人困惑、迷惘，不能将认识统一到××上来，11亿人11亿种说法，那还得了？
不过细想起来，人类困惑于众说纷纭，然而人类还总是在众说纷纭。无论是舆论多元的古希腊罗马民主制度，还是中国历史上“诸子纷起”、“百家争鸣”之类的宽松政治气氛，都有利于社会发展。不搞压制，不打棍子，舒展脑筋，自由争鸣，有那么一派融洽和谐的治国理政的学术气氛，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就快；反之，则慢。
然而，中国几千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历史，除了春秋战国、贞观文景等开明盛世外，大多是“朕即法律，一言九鼎”，一句话，是皇帝以及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说了算。即令共和国成立后的某些时期，人们也总是脑袋上缴，上头说“背语录”就“背语录”，上头说“跳忠字舞”就得“跳忠字舞”，“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谁敢哼半个“不”字？
俱往矣！改革盛世，新生事物众多，人们思想活跃，也开始勇抒己见。但这一气氛仍不够浓，私下里人们敢“众说纷纭”，一到正式场合就不行了。开个什么会，领导表了态发了话，便一古脑儿赞成、拥护。基层如此这般也罢，有些作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乃至拍板表决大事的竟然也有此弊。不是有“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民谚么！这样的参政议政难免使人摇头喟叹。
这让我想起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议会，有“会”也有“议”，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表决通过。我不是说西方议会制度怎样好，但他们的议员们这种敢吐一家之言、各抒己见、少有个人观点隐瞒的精神，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人家“老外”能众说纷纭，咱们怎么又不能呢？
《杂文报》，1993．11．19
真实的幽默
有一则当代幽默十分趣人：某县内定某公为一镇里的镇长候选人。镇里开会酝酿代表人选时，此公因提议者寥寥而未选上代表。代表选不上，自然是当不成镇长。不过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县里自然有县里的对策：安排此公去该镇任镇党委书记，以加强党的领导。消息传开，满镇哗然。
“幽默”从来不当真。然而这事却是明明白白的真！这真使人怀疑和抨击某些干部的“合法性”来，然而怀疑归怀疑，抨击归抨击，指戳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你能奈我其何也？
选举是一项法律行为，选举的结果应是代表或公民意志和权利的体现，而不应是“内定”、“安排”、“布置”的产物。像上面所说的某县的做法，只能是对选举法的一种蔑视和践踏。然而多少年来，咱们有些地方就是如此这般地“蔑”和“踏”过来的。
由此，我想起了“白雪公主变成小矮人”的“盛事”来。这是一起发生在1993年10月的一则异域旧闻，个中的“白雪公主”者乃被西方新闻界誉之为“女强人”的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坎贝尔。此女士给人最深的印象是泼辣、干练，很多人把她比作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竞选保守党领袖时，她提出要改变整个加拿大政治环境，也要改变人们的政治手法，其纲领曾被誉为“新形象，新生代，新性别”。当时人们都相信这位女士能为加拿大兴利除弊。然而，事实令人们大为失望。她先是在失业问题上沿袭前总理马尔罗尼的主张，引起选民反感；几天后，又在敏感的社会福利问题上违反了竞选时的诺言，失去了基本的“群众基础”。终于在1993年10月揭晓的加拿大全国大选中落选，结束了她5个月的辉煌——变成了一个不中看的“小矮人”。
选举的精髓在于“选”。对于选举，选民就是上帝。好的人物都是几经筛选出来的，决不是“安排”或“内定”出来的。你威信高，魅力大，得人心，人家自然要投你的票；倘若你弄得糊涂，搞得糟糕，被大伙“涮”了下来，“白雪公主”变成“小矮人”当然是天经地义。
审视咱们的“国情”，无非是有这么两条：一是喜欢在那里“领导一切”；二是喜欢在那里“统一思想”、“统一部署”。正是这两条，才闹出了诸多选举上的趣闻。切莫等闲视之，我对诸公还是这么一句老话：不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珍惜和捍卫公民或选民的权利，“选不上代表当书记”之类的怪事还总是要冒头的。
《诤友》，1994，第5、6期
怪不得于右任
在国民党前朝元老中，于右任可谓资深才大，德高望重。此公擅长书法，古文国学亦颇为精通，题诗作赋如行云流水。八十高寿时，曾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之上，有国殇”的著名自挽而名烁海峡两岸。他恪守懿德，为官清廉，“三十功名风雨袖，一箱珍藏纸几张”，逝世时铁箱子里只留下一叠向人借钱的账单，令在场者泪下。他为人正直，耿介，心地坦荡，嫉恶如仇。当年“击鼓骂袁”足见其一斑。1957年，他任国民党“中国监察院院长”时所掀起的一场“反腐败”“打虎”风暴则又是一例。
说来话长。其时，国民党“行政院长”俞鸿钧腐败堕落，挥霍无度，仅俞公馆雇用司机、工友勤杂达120人之多，全由公家负担；在用人上任人惟亲，将其至爱亲朋通通安排到能捞“油水”的部门。于右任看在眼里，火从中来，以“监察院”名义约俞鸿钧赴院质询，俞置之不绝，“监察院”三度推迟期限约俞，俞均不买账。“监察院”无奈，只好派员到中央银行（俞原任行长）和“行政院”查账，俞又以奉命不准查为由，将“监察委员”拒之门外。
于右任获悉此情，愤慨至极，亲自到院主持会议，终于通过了对俞的弹劾，并将其详情向新闻界公布。一时报界纷起，舆论大哗，朝野上下对俞多为指责，使之坐立不安。
然而，俞鸿钧“上面有人”，仍然无事一般稳坐钓鱼台。1958年，蒋介石以总裁身份召开有200人参加的国民党党政要员会议，当面将于右任和“监察委员”骂个狗血淋头。此时俞坐于蒋的身边，沾沾自得，而于右任及台下的“监察委员”个个面面相觑，哭笑不得。一场反腐败的风暴就这样给平息了。
面对严酷的现实，于右任学精了。他在办公时把主要精力用在为人写条幅上，不得已，在批公文时只批一个字：是、行、商、阅、可、缓、酌、存、发……加上签名（右任）总共三个字。后来这位耿正的老夫子再未打过“虎”，反过贪，直至1964年去世。
这是一场遗憾，也是一出悲剧。
然而，这能怪于右任吗？在“人治”的环境下，缺少民主，法制脆弱，个个“老虎”头上都有一把保护伞，“打”者当考虑保护身家性命，还“打”什么“鸟虎”？斯情斯状，明哲保身，高高挂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眼下某些“以人代法”，“以权代法”所造成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甚至只放空炮，连“苍蝇”也不敢打这情状，不也与于右任老先生一样的可哀吗？！
殷鉴在前，国人须深思。
《海南侨报》，1994．1．8
漫说“枕边风”
国人多刮“风”。眼下，社会上盛行种种不正之风，如“吃喝风”、“送礼风”、“浮夸风”、“跑官风”、“赌博风”……哪一样不吹坏了一些拥权揽物的“大丈夫”？面对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大丈夫”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有一种“风”对当今的“大丈夫”来说是很难对付的。盖其风起于“青萍之末”而吹于枕边，微微袅袅，绵绵娓娓，婉婉约约，楚楚动听，不由你不听之入耳；有时甚是“飚风凌厉”，不听也得听——世谓之“枕边风”也。曾听过这么一句笑话：“你这事不需去找××主任，只需找××的老婆。”笑话虽“打油”了些，但多少反映了今时某些“大丈夫”被这种“枕边风”所吹倒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