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磨驴哲学”
中国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对“圆”的论述令人叫绝。近读《钱钟书论学文选》，得钱先生对“圆”的数种精辟之诠解：“随世而转轮”是一种；以“周流灵活”来形容“天运”、“道心”是一种；“人事靡恒，人生多故，反掌荣辱，转烛盛衰”又是一种……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钱先生对“圆”的另一种解说——“磨驴哲学”。钱先生旁征博引，吟诗说故，融贯中西，引用了苏东坡“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送芝上人游庐山》句）和“应笑谋生拙，团团似磨驴”（《伯父选先人下第归蜀，因以为韵》句）等妙语；引用了《圣经》中以驴转磨喻人生之典，还引一法国文学家（J·demaistere）持小邦使节赴俄，久羁圣彼得保而不得归，与人书曰：“……一日复始，犹转磨之驴，团团不离旧规，步步皆踏陈迹……”之趣言。
读了有所发笑，更令人领悟。钱先生这种“磨驴哲学”之说并非只有其学术意义，更含蕴着对人生、社会和传统观念的犀利的洞察和审视。在钱先生看来，“磨驴哲学”是古今中外人类的一种积弊。头脑陈旧，守故蹈常，“生涯落套刻板，陈陈相袭，沉沉欲死，心生厌怠，摆脱无从……”便是其本质特征。将磨驴喻人生，诚哉智哉。
中国曾是个“磨驴哲学”似汪洋大海的国家。数千年的吃人社会，无不展现着清晰的“磨驴”的轨迹。“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诗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国人大多是做稳了“磨驴”；“团团不离旧规，步步皆蹈陈迹”，才得以安身立命，谁人要是“越轨”、“非伤”，便是“大逆不道”，一切够你受的。中国历史上挣脱“磨驴哲学”羁绊者历代不乏其人，然其结局皆大不妙。商鞅革故鼎新，结果“五马分尸”；吴起锐意改革，标新立异，于是乱箭穿身；王安石勇拓新路，无奈回天无力，几起几落，屡屡被摘掉乌纱帽；谭嗣同变法革旧制，谁知血溅菜市口……“磨驴哲学”太强大了，致使中国社会千百年负重如牛，步步陈迹，缓慢前行。
时代在发展。今天早已没有了商鞅、吴起、王安石、谭嗣同那样的悲剧，盖因“换了人间”。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磨驴哲学”已经是“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磨驴哲学”还不见得寿终正寝，“如临深渊”、“似履薄冰”、“不为福先，为不祸始”、不敢冒风险、不敢越雷池一步、团团袭旧规、步步蹈陈迹、以求稳稳当当、万无一失者众；在某些隅角，改革者不受欢迎，维艰复维艰，动辄瞻前顾后，考证“你姓什么”一番等等足可为证。毫不奇怪，人们陷入了“磨驴哲学”这种自觉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革新者与“磨驴哲学”是格格不入的。据说日本人的创新精神有点闯劲。明治维新从来就没有一个精确的行动计划，革新派是通过不断地重复试验和犯错误的过程而找到症结和解决的方法的。有人总结出他们的特质是世界上哪样新他们便学哪样，人家没有的他们也要弄出新的来。这算是真正摒弃和战胜了“磨驴哲学”。今天我们改革开放，不正同样需要摒弃和战胜旧的新的形形色色的“磨驴哲学”吗？“最先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前途是令人羡慕的。”（马克思语）
《天涯同舟》，1993，第4期
缠足·下厨·戴纱巾
古今中外，女人永远是一篇写不完的文章。今天要说的“缠足”、“下厨”、“戴纱巾”，仍然是有关女人的话题。
先说女人们的缠足。“缠足”，可谓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之正宗“国粹”。旧时女子用布帛紧缠双足，使足骨变形，脚形尖小，以为美观。缠足之陋习未知始于何朝何代，但有史籍载南唐李后主令宫中嫔妃以帛缠脚，令之纤小作新月状，于是国人皆效之。人总是这样怪，男人欣赏小脚，女人们就得忍着痛苦将足骨缠小使之变形。这种残酷程度仅次于阉割生殖器的陋习，多少年来折磨了千百万中国妇女。缠足之害，历代有识之士无不看之真切，登高呼号欲必废除之。然而好事多磨，清康熙三年曾禁止缠足，但七年之后又罢此禁。太平天国曾发文严禁缠足，但成效甚微。直到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后，赛德先生君临，此陋习才逐渐得以废绝。
再说女人下厨。盖女人与生俱来就与慈爱、善良、劳动、家务搭亲。而劳动最能体现女人们的勤劳、贤慧和价值。在“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社会，男士们是远远离开“庖厨”的，填饱肚子或制造美食的具体工作全是女人的。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大事也就与女人无缘。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为什么女科学家、女政治家、女军事家较之男人少之又少？这大概与“庖厨”的禁锢有关。女子下庖厨，当然也有其世界性。在伊朗，女人们就很难成大气候，不准女人学机械、电气工程和法律，也不准在没有丈夫或父亲陪同下外出旅游。女人的职责自然是站好厨房，做好饭菜，缝补浆洗，侍候好男人及家人。不过时代总在变，如今地球上的女人早已纷纷走向社会，在百业中大显神通。中国的妇女早已被誉为“半边天”。美国妇女也相当活跃。今时美国时兴“好男”、“家庭主男”运动，越来越多的男子愿意承受家务活而让女子外出挣钱干事业。军队中的女军士、女军官比例越来越高。即使清规戒律如山的伊朗，女人们也纷纷冲破禁锢，从厨房中走出来，学法律，学电气工程什么的，参与新生活的追求和建设。
最后要说女人戴纱巾。这码事儿在世界上不算太多，而在伊斯兰宗教国家却是古来之惯例。伊斯兰教义严格规定：凡是妇女外出必须身着大袍，头戴纱巾。在伊朗，一些宗教领袖反复强调，女人的头发具有一种“辐射吸引力”，外出不戴纱巾的女人不但不受法律保护，还要受到侮辱、被罚款、关押甚至被处之极刑。然而这些年来，这一残酷的禁令正在逐渐放松，历来专门上街检查女人的衣着的“风化巡逻队”渐渐减少且大多被并入警察部队。电视台的播音小姐大可以浓妆艳抹地出现在屏幕上。尽管伊朗社会传统派对开放妇女头上纱巾仍持强烈反对态度，但这种陋习毕竟已面临挑战。
女人们缠足之废绝，女人们所受到的“庖厨”之禁锢的解除，伊朗女人上街要戴头纱陋习面临的挑战，对人们的启迪是深刻的。时代总要进步，人类总要改革，黑暗总要被冲破，陈规陋习总要被抛弃。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我们在振兴中华、建设美好新生活中勇于抛弃旧的传统旧的观念，革除旧的体制，学习和借鉴全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管理方法，开拓新的道路，又有什么理由不充满信心大胆前行呢？
《杂文报》，1993．11．12
欢迎“新洋务派”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大概总知道清朝末年那么一伙洋务派吧。这号人大多系清政府的实权派人物，奕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便是其代表。他们以防范外国侵略和镇压太平天国为根本出发点，以举办“自强”、“求富”、“新政”为名，大力发展洋务活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装备了一部分陆军和海军，派留学生出洋学习技术等等。
洋务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开放派、革新派，然而由于当其时社会制度腐败，加之本身阶级本质反动，因而他们所提倡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这号人“理想”的破产。然而，洋务运动从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侵略和扩张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星移斗转，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已是开放年代，改革盛世。千百年闭关紧锁的国门已经打开了，国际交流方兴未艾，新的从事和精通洋务活动的阶层、人物也就应运而生。在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肖灼基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有一种被呼之为“新洋务派”的人物。为生动描述这些“新洋务派”，肖教授起用了有些人念的一句顺口溜：“住洋房，抽洋烟，开洋车，说洋话，穿洋衣，手拿大哥大……”（见《华商时报》1992年2月29日）
显然，这毕竟只是一种文学化形象化的说法，是一种表面化的说法，而“新洋务派”的深层次的本质却在于其趋时性、开放性、革新性和开拓性。从构成上看，中资企业中驻外国的工作人员，“三资”企业中的中方人员，外向型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为外资、外商服务部门的业务骨干和从事对外技术经济交流的政府官员大都属于这“派”人。一位当年大学“同窗”，现已是“国贸中心”的老总，西装革履领带，满口洋话，手提“大哥大”奔走于新加坡、日本、欧美和港澳之间，经营着数百上千万美元的生意，还常派车来接我这同窗去豪华宾馆吃西餐，大概这就是一位活生生的“新洋务派”吧。年轻有活力，有拼搏精神，观念勤更新，少保守思想，市场意识、外向意识、改革意识、国际意识较强，国际经贸知识丰富，精通洋话洋务，这便是他们的特点。与我国其他公民相比，他们可以说是推动国家走向世界的实践者和探索者，是外国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直接引进者，是改革开放的促进派，是“得风气之先，领时代风骚，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先行者”。
当然，将“新洋务派”说得完美无瑕显然属偏颇，盖世界上一切新生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新洋务派”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仅仅处于初步形成，有待发展和完善的阶段，甚至有着其明显的疵点，如总体素质不高，尤其是缺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适应国际市场变动能力不强；部分人收人过高，与一般职工收入水平悬殊；有的人法纪法规观念淡薄，纪律松懈，个别人出现“为富不仁”、违法乱纪的行为等。然而，这只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他们的趋时性、开放性、革新性、开拓性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人类在“地球村”上生活。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正是中国的大趋势。“洋务”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业务”，越来越进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要富强，经济要腾飞，洋务要发展。让我们欢迎、支持、扶掖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得风气之先、领时代风骚，八面来风，精通洋务，在国际经贸文化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新洋务派”吧！
《民声》，1992．10．5
“厉股份”·“冯大胆”·“吴市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邓小平猴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大地更是春雷滚动，春潮翻涌。航向导明了，禁锢冲破了，思想活跃了，胆子放大了，步子加快了，大改革、大开放、大建设之热风吹遍了神州。
理论界更是空前热闹。专家学者满腔热血，吐肺腑之言，议经世改革之方策，其言论之犀利，观点之新颖，争论之激烈，令人耳目一新，益受鼓舞。理论界有三君子足可称道：经济学家厉以宁，每会言必称股份制，人道是“厉股份”；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素来直言敢谏，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人称“冯大胆”；学者吴敬琏言必称市场机制，故获“吴市场”之雅号。真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东坡语）！
“务必建立‘一国两币’，发行特区货币，即新人民币，使之成为世界可兑换的硬通货……”
“主张极力破‘三铁’我不能苟同，我以为首先要破套在企业脖子上的铁索链……”
“我们在10年内建立市场新机制的速度太慢了！要加快步伐，我说用5年……”
你听，“厉股份”、“冯大胆”、“吴市场”们讲得多么真诚，激切、坦率、痛快而富有吸引力！“宣传有纪律，理论无禁区”，只要有利于民族振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破除“禁区”，就不要为姓“社”还是姓“资”所囿，就要大胆地“闯”大胆地“冒”。
我常嘀咕：在“厉股份”、“冯大胆”们纵论改革、斗胆疾呼之际，会不会有人为其捏一把汗呢？回答是肯定的。盖诚如邓小平所言：老“左”阴魂不散。多少年来，咱们是“左”的一贯制吃香，“争鸣”者有过，“竞放”者论罪，“大鸣大放”确实热闹过一阵子，却成了千古奇冤；马寅初苦口婆心的“人口论”，居然被打入冷宫不得翻身。每想及老“左”，人们就心有余悸。“无端风雨，未肯收却余寒”也。然而如今毕竟早不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之年代，而躬逢政通人和、民主与法制日臻健全的改革盛世。
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其学术界总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晚清龚自珍就有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之名论。理论界的“万马齐喑”，改革也就往往枕而不行。现在理论界热闹了活跃了，七嘴八舌出谋献策了，实在是国运兴之标志。难怪有人说，如今正是理论界的春天。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的理论界素来藏龙卧虎。然而光“藏”光“卧”怎么行？改革盛世，呼唤“龙虎”，还不快快出山，大显神通？理论界多一点通吐肺腑、直言敢谏、肝胆相照的“厉股份”、“冯大胆”、“吴市场”，中国人的伟业才大有希望。套改龚老夫子的诗句就是：
“我劝‘大胆’尽抖搂，不拘一格降人材。”
《海南日报》，1992．6．17。
老福特黑汽车·全国先进村·毛家铺子
据说人老了大多固执。容易守旧，其思维定势往往是不喜欢创新。大名鼎鼎的美国汽车大王享利·福特（1862——1947）便是其中一例。此公的汽车曾一度风靡世界。这位老福特素来最喜欢黑色，他的大小新旧汽车全是黑色的。他曾扬言，无论谁喜欢什么颜色，我的汽车颜色永远是黑色。
然而，固执守旧之人终究敌不过滚滚向前发展的大潮，到头来只是“固”不住，“守”不稳。就拿那位老福特来说吧，汽车永远是黑色的固是得意，可就是市场不认人，随着汽车业的激烈竞争，出现了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汽车。这位老福特不得不适应公众的要求，把汽车漆成各种不同的颜色了。
从固执到转变，从守旧到适应新潮流，可以说是固执守旧者的一般发展规律。老福特式的固执者，咱们这里当然也有。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春潮涌动的如火如荼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先进村迟迟不动，我行我素。“你搞联产承包能致富，我搞统一核算评工记分同样也不穷。”然而，规律不认人，不变也得变。十年过去了，现在到那里去一看，一切都变了，分田了，承包了，叫买叫卖了，真可谓万帆竞发百业兴旺，村民正往小康里奔。听说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有个毛家阿婆，改革开放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难过地哭了，后来四周都搞起商品经济来，这位血毕竟是热的阿婆便办起“毛家铺子”来，生意兴隆，后来又嫌赚不过瘾，干脆搬到北京城里去办，亦是以证明这条规律。
“天地革而四时成，万物兴歇皆自然。”自然界也好，经济也好，社会也罢，无不是发展变化的，要国富民强，屹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惟有改革开放，革除一切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旧体制，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体系新制度，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别无他哉。守旧，固步自封，不改革不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老福特的黑色汽车，某“全国先进村”和“毛家铺子”的一番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
《海南侨报》，1994．2．19
改革家不应吃安眠药
如今改革盛世，改革家自然是最吃香、最惬意、最令人羡敬的“天之骄子”了。然而未必，总有那么一些相当难过的日子夹于其中。一位厂长在一次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上谈起他“不吃安眠药”的事，一时会场鼎沸，掌声大作，引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