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反省，才能改过迁善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
——《孟子·梁惠王上》
称完才知道轻重，量完才知道长短。世间万物都是这样，心更需要反复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
南怀瑾先生认为人应该经常自我检讨，这就是《论语》中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我们如果不及时反省，就会犯错误，而反省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就和秤与尺在权衡和度量上所占的分量一样重要，所以，检讨自己的行为，多加反省，就可知道自己是不是合乎道德的标准。如不反省，就无法知道自己的思想、心理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过，有哪些地方需要发扬光大。
人之所以要自我反省是因为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容易受到情绪与环境的影响做出错误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很多是违背人们的本意的，但是既然已经做下，很多人碍于面子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故而一错再错。反省是对自己的行为的反思，评价自己做的事情的对与错，恰当与否一定是要在事情过后，冷静下来之后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因此，反省对于人们认识错误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经常说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时候，我们被绊倒之后，立刻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就离去了，不去关注自己是被什么东西绊倒的，将来遇到的时候还是会再次被绊倒。反省是帮助自己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最好办法。反省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那个绊倒自己的东西，使得我们认识它，将来再遇到的时候就能躲开。
一个人若是不懂得反省，必然是会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因为他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没有任何认识。只有懂得反省才能改过迁善，才能从错误的道路上转回来。自古以来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懂得反省的人。邹忌在别人一片赞扬声中反省自己，从而认识到了齐国政治的弊端，进谏齐威王采取措施加以改正，使得齐国“战胜于朝廷”；唐太宗懂得反省自己，采纳魏征等人的谏言，开创了“贞观之治”。反观那些不懂得反省的人，一个个下场悲惨。西楚霸王项羽刚愎自用，临死的时候还在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崇祯皇帝也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国破之时也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高喊“群臣误我”。这些人的败亡是注定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知反省，将错误进行到底，不败亡才是不正常的事情。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小时候也是一个贪玩贪睡的人，为此他经常遭到先生和伙伴们的讥讽。在先生的教导之下，司马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定改掉自己的坏毛病。但是习惯一旦养成，想改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了能够早起，他在睡觉之前喝了一肚子的水，结果早上没有被尿憋醒，反而尿到了床上。
司马光尝试了很多办法，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他用圆木头做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着作。
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做错事，做错事不要紧，关键是要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因此，人们一定要学会反省自己，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反省不只应该在失败的时候进行，在成功的时候也应该反省自己，这样做才能使成功持续下去，不会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失败。
晚清名臣曾国藩一生都在反省自己。他留下的百万字的日记里，大多数都是对自己言行的反省。
初到京师为官的曾国藩耽于应酬交际，而忽略了学习，于是在日记里痛批自己的行为，并决定谢绝应酬，减少交游。
曾国藩年轻得志，因而高傲，喜欢与人争论，结果经常使得朋友之间不欢而散。他也在日记里反省自己这样的行为。
创办团练的时候曾国藩一时急功近利，伸手向朝廷要官，结果被雪藏了起来。这让曾国藩后悔不已，在他的日记里也有这方面的自我反省。
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反省使得他不断改过迁善，优化自己的行为，从而在官场中越来越顺畅，终成一代中兴名臣。
进德修业是一个人一生都要做的事情。若是不知反省就不可能做到这些。不知反省的人会自满自足，自以为是。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再有提高的。只有不断反省，才能不断进步。反省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反省能够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补充相关的知识；反省也能使人们意识到自己哪些行为不当，从而找到更好的做事方法。总之，在反省的过程中，人才能不断进步和完善。
信是立身处世的基点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世，这就像大车没有车轴，小车也没有车轴一样，那车怎么能走呢？”
南怀瑾先生认为做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关键，无“信”是绝对不可以的。
信在儒家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诚信是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同时也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一个有诚信的人必然会赢来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诚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信守诺言，“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话一旦出口，就一定要兑现，否则，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
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但是因为这是秦国第一次变法，很多人都不理解，不相信，尤其老百姓更是如此。这成了商鞅变法的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鞅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商鞅在集市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宣称只要是有人能够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给他五十金。大伙都围在那里观看，但是没有人上前。大家都认为搬个木头根本就不会给那么多钱，多半是骗人的。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出来把木头搬了过去，商鞅果然给了他五十金。这下大伙都信服了。
商鞅正是用这种办法向人们表明自己是有诚信的，他的变法运动有了这个基础，才得以顺利推行。
诚信和信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想要获得他人的信任，首先必须做一个有诚信的人。诚信做人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美德，诚信已经内化成了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一种品质。诚信具有光环效应，一个有诚信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可以依赖。依靠诚信，我们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成就更大的事业。
诚信的累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想要让别人信任自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失信于人。一次失信就会给人造成不可信任的感觉，多年的努力也许就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的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展颜一笑。后来，犬戎大举攻周，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周幽王被杀而褒姒被俘虏。
诚信是立身处世之基，抓住诚信就等于是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无论到了何种地步，都可以凭借诚信东山再起。相反一个家大业大的人，若是失去了诚信，家业也会很快败光。然而世上总是有很多的人为了利益，出尔反尔，违背诚信的原则。这些人虽然以出卖诚信的办法换来了一时的利益，却始终难以长久。人们可能会上一次当，但决不会每次都上当。正正经经，本着诚信的原则做人做事，才是赢得辉煌人生的最好方式。
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一百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了。他只给了渔夫十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商人说：“你一个打鱼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到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后来那商人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没人再愿救他，最后商人被淹死了。
诚信是立身之本，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离不开诚信。诚信会架起友谊的桥梁，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信”，这个“信”既有信任的意思，也有诚信的意思。只有双方都讲究诚信，才能建立起信任，有了信任才能结成牢不可破的关系。诚信会成为双赢的保证。本着诚信的原则经营自己的事业，在与人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诚信，必然能够开创大好的局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利益。
君子取义，小人取利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孔子说：“君子通晓于义，而小人只通晓于利。”
南怀瑾先生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是不是有利可图。如果拿孔子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就惨了，今天世界的一切都是喻于利，处处要把利欲摆在前面才行得通。不过，满天下都是小人，也就单纯了，麻烦的是，始终还有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存在，这就很难办了。
之所以会出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情况是因为人们心中缺乏中心思想。道德是缺乏约束力的，因而道德不能在所有人的心里扎根，这就出现了部分人抛弃道德，一心钻营利益的情形。所谓君子，就是以道德为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事情坚决不做，即使是有巨大的利益存在，符合道德的事情，即使没有任何利益也会去做；小人则是以利益为标准，只要有利益的存在，即使是违背道德也要做，若是没有利益，即使是符合道德，也不会去做。因此，将道德作为自己的中心思想就成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方面。
君子与小人之间存在的最大区别就是对待义利的态度。在我国古代的论述中总是会将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似乎只要沾染上利的人就称不上君子。以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么说也是片面的。义与利是共同存在于一个人的思想里的，只是每个人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小人见利忘义，君子见利思义”，也就是说小人是把利放在首位的，而君子是把义放在首位的。
若是君子只讲究“义”而完全不要利，那么这个君子只怕是不好当。人们的任何活动都是要以生存为先决条件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其他的根本就不用谈。一个不求利的人是难以生存下去的，自己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又怎么来讲“义”呢？因此说，君子也是要讲“利”的，只是君子的“利”是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取得的，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大约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从这个层面上讲，若是要求君子完全不求利，只怕会把君子逼疯了，这样的君子不做也罢。
从另一方面来讲，君子只讲究“义”也是行不通的。以“义”为先导做事，必然会该说的不该说的、该做的不该做的都会去做，这会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伤害到很多人，这样的君子只怕难以生存。同样，没有“利”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必然会形成小帮派组织，这与“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有了冲突，也就算不上君子了。
因此说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的意思并不是要大家做一个只讲“义”不讲“利”的君子。他对君子和小人的论述所用的手法和“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是一样的，就是文意互见。君子也好，小人也罢，两者的身上都是“义”“利”兼有的。孔子让我们做的君子是修养上侧重于“义”的人。君子以“义”为标尺来衡量自己所做的事情应不应该，因此他们能够保证自己的行为大义不失；而小人以“利”为标尺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而利总是在变化，因而小人就成为“墙头草”，风往哪吹往哪倒。
苏武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谁知到了匈奴之后，被匈奴单于扣住不放。单于希望他能够投降，以杀汉朝之威，苏武坚决不从。于是单于就让人劝说苏武。这个人叫卫律，他本来也是汉朝的使节，来到匈奴后，投降了匈奴，被封为王。卫律对苏武说：“我弃汉投北，幸蒙单于大恩，赐我王号，属众数万，马匹牲畜漫山遍野！如果你今天投降，明天也会富贵如此。”
苏武说：“卫律，你做了汉朝的臣下，却忘恩负义地背叛朝廷，厚颜无耻地投降敌人，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呢？我绝不听从你的劝告，要杀要剐都由你！”一计不成，单于又派了一个人前来劝降，这个人就非常有名了，他就是汉朝着名的将领李陵。然而他的劝降也没能让苏武动摇。
结果苏武被赶到北海牧羊，单于扬言除非公羊下崽，否则决不让苏武回去，他想用这种办法折磨苏武，等苏武熬不住的时候自然会投降。但是苏武还是坚持了下来，他喝雪水，吃生羊肉，一熬就是十九年，最终回到了汉朝。
君子重“义”，因而能够抵制利益的诱惑，坚守节操；小人重“利”，因而为利抛弃气节。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人生一世，“义”为重，“利”为轻，大义凛然者，上可感天，下可动地，中可感化万民，以“义”为重者不仅可以彪炳史册，而且可以正气长存。
君子的高尚并非为高尚而高尚，只因他们将“义”放在心里，因而他们的行为始终是高尚的；小人则是为求利而做事，因而他们的行为始终为人们所不齿。这就形成了君子不求而得，小人求而不得的现象。君子的修行，关键是要修养内心，将道德标准深化到内心中，以道德的力量压制利益的欲望，使自己始终保持“义”大于“利”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