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丛书——张秉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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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劳资协商

店堂里传出高亢的歌声:“咱们工人有力量,白天黑夜工作忙,……”这是德昌厚店员们开过劳资协商会议之后的余兴。

劳资协商会议是一个新鲜事物。

店员们自从参加工会以来,有了自己的组织,工作和生活有了保障,腰杆挺起来了;同时有了学习的机会,懂得按劳资两利政策办事了。于子寿和王雨田也参加过工商联组织的学习,见到劳动局的通知,懂得“说官话”行不通、有些铺规也非改不可,但是通过协商进行管理,他们的权利还是有保障的。

双方有了共同的愿望,劳资协商水到渠成,德昌厚的许多实际问题都通过协商解决了。比如适当缩短工时的问题、张秉贵陈世清等四名店员轮流上夜校的问题等,都是既维护了职工利益,也考虑到实际可能,所以双方都满意,都感到德昌厚的前途有了保障。

今天的协商会是于子寿提出举行的,中心是研究营业问题。他首先发言:“做买卖总得讲赚钱。我经历过几个时期都有花大钱的。惟独解放以来不同于过去了。共产党的干部艰苦朴素,解放军很少来买东西,劳苦大众目前还没有多大购买力。咱们的高档食品压在库里一年多了,资金周转不灵,开支大,柜上又不能减人,再这样下去,开工钱都要成问题了。”王雨田也帮腔说:“卖大路货费劲不少,赚钱不多。现在有些同行已经发不出工钱了。咱们掌柜倒是想给大伙落工钱,不过入不敷出可也不是长法。”

店员们听出话里有话,一齐把眼光转向会计宋汇川。老宋是工会会员,但当时德昌厚的账目尚未公开,他只能模棱两可地说:“二位掌柜是说这样长期下去不行。”陈世清顶上一句:“怎么不行?东单一带咱们比谁家都强。守着电影院就是摇钱树,还叫什么苦?大路货是劳动人民需要的,多吃点苦,我们劳方没意见?”王雨田连忙解释:“不是叫苦,也不是说不卖大路货,无非是想多做点买卖嘛?”

张秉贵说:“增添大路货,顾客很欢迎。今年卖大柿子赚的钱就比往年卖美国柠檬赚得多。薄利多销,不能动摇。不过顾客的购买力差别很大也要承认,高档货不能老搁在一边不卖,既占压资本,又耽误那些用惯了的顾客使用。我看有些人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顾虑或者对政策不了解,怕别人说他阔,不得不买点大路货,心里还是想买高档货的。”

这一分析表达了多数人的看法。于子寿深深点头,但并不开口。王雨田说: “我也几次想把存货都摆出来卖,不过一怕卖不出去,二怕有人说闲话。”陈世清截住话头说:“我看不摆不卖就对。那些买高档食品的人多是资产阶级,解放了还能让他们再享受?”

有人附和,有人摇头。

张秉贵又说:“百货应百客。人们的收入不同,生活水平不同,这可不能拉平。解放以来,国家为一些人保留了高工资,这正表明人民政府对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保护的。你想,如果那些人拿着钱买不到好东西,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会满意吗?”

有人点头,有人不吭声了。

于子寿打破了沉闷局面。他说:“秉贵说得对。高档货和洋货都要卖,不过还是不上货架为好,大家再见着熟识的顾客,不妨张罗着点,告诉他咱们还有什么货没摆出来,他愿意要就可以卖。”

没有不同意见,协商就算一致了。

张秉贵的意见虽然被大家接受了,但试了一段时间,顾客来买的仍然很少。他想不能坐店等客,便带上些高档食品给熟识的顾客送上门去。

他来到协和医院宿舍。这里离德昌厚不过几百米,是个花园式的大院,人们叫做“双旗杆院”。一所所小洋楼,住着名医、教授。以前,张秉贵大都认识他们的佣人,现在已经认识一些人家的主妇了。他挨户造访,了解需求,带来的梅林罐头、迪孟咖啡、美国奶粉和各种巧克力都销售一空。他一边推销,一边宣传,所到之处,笑逐颜开。不仅卖出了存货,而且为继续经营高档食品打开了销路。他还告诉顾客可以打电话要货。有的人家有贵客临门,便拨通德昌厚的电话,请送冰激凌来,不消一刻钟,张秉贵或他的同事就会按照要求送到。有时几家都买,他们还能把冰激凌桶带来,当场现做。这一来,冷饮部也“扩大”了。

正当业务顺利开展的时候,张秉贵突然患了眼病,双眼红肿,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真急人。张秉贵到同仁医院挂号急诊,看了几次不见效。他想起了在日本留过学的眼科医学博士陈希礼。这位名医是德昌厚的老主顾,在帅府园开着诊所。张秉贵抱着很大的希望来求医。陈希礼的挂号费是人民币一万元(旧币),是同仁医院的十倍,而且架子很大,盛气凌人。他让张秉贵坐在对面,粗略地检查了一下红肿的双眼,便皱皱眉、摇摇头,用十足权威的口吻说:“不用治了,有双目失明的可能。”

晴天霹雳。张秉贵被惊呆了。他请求仔细看看,想想治疗办法。陈希礼无动于衷,讲了几句听不懂的外国话,然后一面示意让张秉贵出去,一面高声招呼:“下一位?”

走出诊所,张秉贵感到天昏地暗,不知怎么走回家的。一进门就躺在床上,怎么问也不说话,把妻子吓了一跳。

他的妻子也正在病中,严重的胃病和贫血刚刚好转,每天还得吃一剂汤药。她受不住重大的打击。张秉贵的眼病在同仁医院没治好,她比他还着急。此刻,他绝不能把刚才看病的结果如实告诉她,但是现实是严酷的,如果真的失明,今后处境将不堪设想。他躺在床上,做出闭目养神的样子,脑子里却乱成一团,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妻子以为他眼疼得厉害,便不再追问,温柔地打来冷毛巾替他擦汗,又替他轻轻扇凉。

过了一会儿,张秉贵逐渐镇定下来。他想,虽然不能告诉妻子,也要让她有点思想准备。于是便坐起身接过扇子爱抚地说:“你歇会儿吧,病刚好点。”妻子这才稍稍放心,问他陈大夫给什么药了。他说:人家说这是暴发火眼,现时正在火头上不能治,等几天发透了再说。妻子关切地说:“那你就告个假,踏踏实实在家里呆几天吧?”

张秉贵正想不出安慰妻子的话,听她一提告假受了启发,便接过话茬说:“掌柜准假了。要不是解放,这是想也不敢想的。那会儿,谁敢告假?有了病都忍着瞒着,不敢让掌柜知道。不然,掌柜就会说: ‘你回家养去吧。穷命富身子,我这里不养活吃闲饭的。’饭碗就砸了。记得一九四三年有一天我干活的时候,从货垛上跳下来,正踩在一块带钉子的包装箱板上,钉子扎进脚心足有半寸深,疼得登时坐在地上站不起来。师兄帮我拔出钉子,烧了点棉花灰把伤口堵上。谁也没敢声张,还得继续干活。没想到伤口发炎肿起老高,实在瞒不住了,才向会计支了点钱去看急诊。医生说感染很重,拖延太久,再不来就有致命危险了。打针敷药总算治好了,前后半个多月,拖着伤脚还得在库房里干活,一天工也没歇。现在不同了,工人翻了身,工作有了保障,生了病能请病假,有麻烦可以劳资协商解决。就说眼瞎了,不下会没人管。”

“你说些什么呀?眼疼几天就会好的。”妻子马上拦住他的话。虽然她听了工作有保障的话感到几分欣慰,但这个“瞎”字还是着实吓人的。

天气闷热,双眼痛疼难熬。张秉贵在屋里呆不住,便拿了一把蒲扇到门外大树下乘凉。但他坐不住,心头波涛翻滚,难道真的要失明吗?

街坊有一位老者,见张秉贵坐立不安,问知他正为眼病焦急,便介绍他到东四牌楼王显墀诊所去看。王大夫平易近人,耐心地听他讲了发病和诊治经过,替他作了认真检查之后说:“我看能治好?”一边用药水冲洗,一边安慰他说: “你别着急。隔一天来看一次,估计五次就可以了。”张秉贵喜出望外,但仍半信半疑。果然一次比一次见轻,第四次便基本康复了。第五次就诊时他特地备了些礼物,向王显墀表示感谢。

到两个门诊部求医的际遇竟是如此不同,引起了张秉贵很深的思索。他想:人常说医生不但讲医术,更要讲医德。他很想去找陈希礼,质问他为什么那样轻率地宣布为不治之症,恰好陈希礼到德昌厚买东西,两人见面了。这位大博士记性还不坏,一见就问:“你的眼病怎么好啦?”张秉贵气往上冲,本想说点难听的话,但他是在柜台上,在服务中,所以还是竭力克制自己,宽容地说:“你的一句话差点把我急死。其实这眼病并非不能治,看这不完全好了吗?”陈希礼还是放不下架子,但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难堪,终于摇摇头、耸耸肩转身走了。

目送着陈希礼的背影,张秉贵联想到自己的工作:我在柜台里每天接待许多人,应该让来者愉快,绝不能让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