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堂里传出高亢的歌声：“咱们工人有力量，白天黑夜工作忙，……”这是德昌厚店员们开过劳资协商会议之后的余兴。
劳资协商会议是一个新鲜事物。
店员们自从参加工会以来，有了自己的组织，工作和生活有了保障，腰杆挺起来了；同时有了学习的机会，懂得按劳资两利政策办事了。于子寿和王雨田也参加过工商联组织的学习，见到劳动局的通知，懂得“说官话”行不通、有些铺规也非改不可，但是通过协商进行管理，他们的权利还是有保障的。
双方有了共同的愿望，劳资协商水到渠成，德昌厚的许多实际问题都通过协商解决了。比如适当缩短工时的问题、张秉贵陈世清等四名店员轮流上夜校的问题等，都是既维护了职工利益，也考虑到实际可能，所以双方都满意，都感到德昌厚的前途有了保障。
今天的协商会是于子寿提出举行的，中心是研究营业问题。他首先发言：“做买卖总得讲赚钱。我经历过几个时期都有花大钱的。惟独解放以来不同于过去了。共产党的干部艰苦朴素，解放军很少来买东西，劳苦大众目前还没有多大购买力。咱们的高档食品压在库里一年多了，资金周转不灵，开支大，柜上又不能减人，再这样下去，开工钱都要成问题了。”王雨田也帮腔说：“卖大路货费劲不少，赚钱不多。现在有些同行已经发不出工钱了。咱们掌柜倒是想给大伙落工钱，不过入不敷出可也不是长法。”
店员们听出话里有话，一齐把眼光转向会计宋汇川。老宋是工会会员，但当时德昌厚的账目尚未公开，他只能模棱两可地说：“二位掌柜是说这样长期下去不行。”陈世清顶上一句：“怎么不行？东单一带咱们比谁家都强。守着电影院就是摇钱树，还叫什么苦？大路货是劳动人民需要的，多吃点苦，我们劳方没意见？”王雨田连忙解释：“不是叫苦，也不是说不卖大路货，无非是想多做点买卖嘛？”
张秉贵说：“增添大路货，顾客很欢迎。今年卖大柿子赚的钱就比往年卖美国柠檬赚得多。薄利多销，不能动摇。不过顾客的购买力差别很大也要承认，高档货不能老搁在一边不卖，既占压资本，又耽误那些用惯了的顾客使用。我看有些人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顾虑或者对政策不了解，怕别人说他阔，不得不买点大路货，心里还是想买高档货的。”
这一分析表达了多数人的看法。于子寿深深点头，但并不开口。王雨田说： “我也几次想把存货都摆出来卖，不过一怕卖不出去，二怕有人说闲话。”陈世清截住话头说：“我看不摆不卖就对。那些买高档食品的人多是资产阶级，解放了还能让他们再享受？”
有人附和，有人摇头。
张秉贵又说：“百货应百客。人们的收入不同，生活水平不同，这可不能拉平。解放以来，国家为一些人保留了高工资，这正表明人民政府对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保护的。你想，如果那些人拿着钱买不到好东西，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会满意吗？”
有人点头，有人不吭声了。
于子寿打破了沉闷局面。他说：“秉贵说得对。高档货和洋货都要卖，不过还是不上货架为好，大家再见着熟识的顾客，不妨张罗着点，告诉他咱们还有什么货没摆出来，他愿意要就可以卖。”
没有不同意见，协商就算一致了。
张秉贵的意见虽然被大家接受了，但试了一段时间，顾客来买的仍然很少。他想不能坐店等客，便带上些高档食品给熟识的顾客送上门去。
他来到协和医院宿舍。这里离德昌厚不过几百米，是个花园式的大院，人们叫做“双旗杆院”。一所所小洋楼，住着名医、教授。以前，张秉贵大都认识他们的佣人，现在已经认识一些人家的主妇了。他挨户造访，了解需求，带来的梅林罐头、迪孟咖啡、美国奶粉和各种巧克力都销售一空。他一边推销，一边宣传，所到之处，笑逐颜开。不仅卖出了存货，而且为继续经营高档食品打开了销路。他还告诉顾客可以打电话要货。有的人家有贵客临门，便拨通德昌厚的电话，请送冰激凌来，不消一刻钟，张秉贵或他的同事就会按照要求送到。有时几家都买，他们还能把冰激凌桶带来，当场现做。这一来，冷饮部也“扩大”了。
正当业务顺利开展的时候，张秉贵突然患了眼病，双眼红肿，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真急人。张秉贵到同仁医院挂号急诊，看了几次不见效。他想起了在日本留过学的眼科医学博士陈希礼。这位名医是德昌厚的老主顾，在帅府园开着诊所。张秉贵抱着很大的希望来求医。陈希礼的挂号费是人民币一万元（旧币），是同仁医院的十倍，而且架子很大，盛气凌人。他让张秉贵坐在对面，粗略地检查了一下红肿的双眼，便皱皱眉、摇摇头，用十足权威的口吻说：“不用治了，有双目失明的可能。”
晴天霹雳。张秉贵被惊呆了。他请求仔细看看，想想治疗办法。陈希礼无动于衷，讲了几句听不懂的外国话，然后一面示意让张秉贵出去，一面高声招呼：“下一位？”
走出诊所，张秉贵感到天昏地暗，不知怎么走回家的。一进门就躺在床上，怎么问也不说话，把妻子吓了一跳。
他的妻子也正在病中，严重的胃病和贫血刚刚好转，每天还得吃一剂汤药。她受不住重大的打击。张秉贵的眼病在同仁医院没治好，她比他还着急。此刻，他绝不能把刚才看病的结果如实告诉她，但是现实是严酷的，如果真的失明，今后处境将不堪设想。他躺在床上，做出闭目养神的样子，脑子里却乱成一团，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妻子以为他眼疼得厉害，便不再追问，温柔地打来冷毛巾替他擦汗，又替他轻轻扇凉。
过了一会儿，张秉贵逐渐镇定下来。他想，虽然不能告诉妻子，也要让她有点思想准备。于是便坐起身接过扇子爱抚地说：“你歇会儿吧，病刚好点。”妻子这才稍稍放心，问他陈大夫给什么药了。他说：人家说这是暴发火眼，现时正在火头上不能治，等几天发透了再说。妻子关切地说：“那你就告个假，踏踏实实在家里呆几天吧？”
张秉贵正想不出安慰妻子的话，听她一提告假受了启发，便接过话茬说：“掌柜准假了。要不是解放，这是想也不敢想的。那会儿，谁敢告假？有了病都忍着瞒着，不敢让掌柜知道。不然，掌柜就会说： ‘你回家养去吧。穷命富身子，我这里不养活吃闲饭的。’饭碗就砸了。记得一九四三年有一天我干活的时候，从货垛上跳下来，正踩在一块带钉子的包装箱板上，钉子扎进脚心足有半寸深，疼得登时坐在地上站不起来。师兄帮我拔出钉子，烧了点棉花灰把伤口堵上。谁也没敢声张，还得继续干活。没想到伤口发炎肿起老高，实在瞒不住了，才向会计支了点钱去看急诊。医生说感染很重，拖延太久，再不来就有致命危险了。打针敷药总算治好了，前后半个多月，拖着伤脚还得在库房里干活，一天工也没歇。现在不同了，工人翻了身，工作有了保障，生了病能请病假，有麻烦可以劳资协商解决。就说眼瞎了，不下会没人管。”
“你说些什么呀？眼疼几天就会好的。”妻子马上拦住他的话。虽然她听了工作有保障的话感到几分欣慰，但这个“瞎”字还是着实吓人的。
天气闷热，双眼痛疼难熬。张秉贵在屋里呆不住，便拿了一把蒲扇到门外大树下乘凉。但他坐不住，心头波涛翻滚，难道真的要失明吗？
街坊有一位老者，见张秉贵坐立不安，问知他正为眼病焦急，便介绍他到东四牌楼王显墀诊所去看。王大夫平易近人，耐心地听他讲了发病和诊治经过，替他作了认真检查之后说：“我看能治好？”一边用药水冲洗，一边安慰他说： “你别着急。隔一天来看一次，估计五次就可以了。”张秉贵喜出望外，但仍半信半疑。果然一次比一次见轻，第四次便基本康复了。第五次就诊时他特地备了些礼物，向王显墀表示感谢。
到两个门诊部求医的际遇竟是如此不同，引起了张秉贵很深的思索。他想：人常说医生不但讲医术，更要讲医德。他很想去找陈希礼，质问他为什么那样轻率地宣布为不治之症，恰好陈希礼到德昌厚买东西，两人见面了。这位大博士记性还不坏，一见就问：“你的眼病怎么好啦？”张秉贵气往上冲，本想说点难听的话，但他是在柜台上，在服务中，所以还是竭力克制自己，宽容地说：“你的一句话差点把我急死。其实这眼病并非不能治，看这不完全好了吗？”陈希礼还是放不下架子，但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难堪，终于摇摇头、耸耸肩转身走了。
目送着陈希礼的背影，张秉贵联想到自己的工作：我在柜台里每天接待许多人，应该让来者愉快，绝不能让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