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其运杂各费由专卖处先行代垫，包装容器由酒厂负责；
二、产品调出结账后分期缴税；
三、成本价由酒厂负责，厂方无资金购容器时由专卖处负责垫付。
令行禁止的战争体制对解决临时性危机效率极高。13万斤产品很快调拨出厂。贵州专卖局1953年年初到处发函，催促外省结算茅台酒货款。过了半年，到1953年10月，贵州省专卖局又忙着给各省专卖公司发通知，这回是供不应求，要调整第四季度的茅台酒供应计划，到处打招呼不要先付货款，“如无本局核准计划，先汇来款一律汇还”。随通知附上了一个数量计划修正表，大部分地区都被减少了供应。酒厂1954年的生产计划，也上调到了110吨。
茅台酒的第一次市场危机，就这样依靠组织化解，留给酒厂的印象不深。从此酒厂习惯了被解析成一个孤立的生产单元，生产以外，其他问题依靠组织解决。
四、险些变成二锅头
和半军事化动员的巨大成功相比，新的管理体制对茅台酒的改造也走的是当时企业改造的主干道——增产节约。别人走没问题，茅台也走，结果却让领导不满意。
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要求生产企业：一、提高设备利用率。二、努力降低成本，加强定额管理、减少原材料消耗，克服大材小用优材劣用。三、加强资金管理。这就是增产节约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1956年。
1952年和1953年，茅台酒厂生产一吨酒要消耗6吨多粮食，成本比其他大多数白酒高一倍多，传统工艺要按照时令生产，增产也很难。很明显，茅台酒应该是增产节约运动的重点对象。
贵州省专卖局认为，茅台酒积压，主要原因是价格高，要求酒厂进一步降低成本。专卖局写信给厂长张兴忠，希望他努力寻找降低粮耗、节约成本的窍门。西南专卖局把湖北一家酒厂用南酒酒糟继续生产白酒的经验转发给西南地区酒厂，要求“参考研究试验推广”。增产节约也没有计划，增产越多越好，成本越低越好。
上级有要求，报纸上又天天号召，茅台酒厂厂长张兴忠就努力去找增产节约的办法。
1952年6月之前，茅台酒每斤成本是7740元（旧币，下同），6月之后降到了6558元，到了年底又降到了5512元。上级还是不大满意，要求继续降低。在原料占到成本60％的情况下，工人加班加点干活，以工时计算，实际工资也降低了，再要降成本，只有改变工艺一条路。
张兴忠是北方人。他想到了一个窍门，用二锅头工艺来降低粮耗。他山东老家的父亲会酿酒，于是把他请来做顾问。这个办法降低成本确实有效，每斤酒粮耗从6斤多降到了3斤，并且生产不受季节限制。他把这个酒称作“新窍门酒”。
其他的酒厂一旦发明了节约新窍门，马上会得到上级表扬。而张厂长给上级报喜，却没有得到上级肯定的答复。1955年，地方工业部召开全国酿酒工业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增产节约。在这次会上，茅台酒厂和张兴忠的增产节约热情遭到了重大打击。
地方工业部安排酒厂的领导们参观了北京酿酒厂、汾酒厂。刚开始张兴忠对别人的高出酒率很不服气，在记录的小本本上写：“解放前三四斤做一斤酒，现在是二斤粮产一斤酒。酒太复杂了，在（再）没办法提高了。对人家的先进经验不想（相）信，他们用的原料好，当然出酒高，没啥先进。”但听了成功保证酒品质同时提高了出酒率的“烟台操作法”的介绍，他很佩服，在小本本上写：“确实先进，回厂应传达。”
张厂长不知道，北京的上级与贵州和西南区的上级看法不一样，对茅台酒厂，中央有着一些特别的要求。
会议结束时，地方工业部部长沙千里讲了话，提出了对“国家名酒”的指导意见：一是要完全恢复老工艺、老操作，二是名酒要有一定的陈贮期。1956年又开了全国名酒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提出“恢复、巩固、提高”的方针。酿酒专家辛海庭先生作为该部酒处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2006年对作者谈到这次会议时，辛先生说，这两条指示，都是针对茅台酒的。
在大力要求增产节约的同时，地方的上级也关心过质量问题。1953年2月28日，贵州省工业厅“工厅计地字第382号”文件称：
一、接贵州省专卖局省专第344号函，以接西南专卖事业局通知，据重庆市专卖局反映，“运汉茅台酒品质极差，香味度数均不够，以致影响销路，前调散酒万余斤，因色味较差难以脱售，年前曾通知省专卖局调两千斤品质较好茅酒添兑出售，等语。”该函亦抄致你县财委会在案。
二、查茅酒为本省特产品之一，历来远销各地，数量甚大，近年来品质日见降低，致有滞销现象。为巩固名产信誉，打开今后销路，并结合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起见，希转饬你县工商科，从速派员了解你县仁怀酒厂产品品质低落的关键问题何在，有何困难，详报来厅，以供研究处理。（《茅台酒厂档案·1953年卷》）
1952年急于销售产品，专卖局一再要求酒厂降低成本，认为“滞销”的原因是成本太高。产品调出去之后，市场对质量和包装问题反映越来越多，专卖局反过来也要求保证质量和改进包装。专卖局局长杨天荣甚至直接给张兴忠写信，说“如今后包装商标不好，我专卖机构可拒绝推销”。
1953年底，茅台酒所有库存基本销售完了，远销上海、杭州、沈阳、哈尔滨、安东（今辽宁丹东市）等地。还压缩了第四季度供应计划，各地要货未能完全满足。1954年的产量计划提高到110吨。1955年更是提高到200多吨。但好景不长。1954年第一个季度，一些外地专卖公司给贵州省专卖公司发函，要求减少订货量。原因是茅台酒包装和质量有一些问题，市场反映不好。“四川三季度请停发货，否则改用玻璃瓶。贵阳销量亦下降。”（《茅台酒厂档案·1954年卷》）
195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国外业务部专门对茅台酒在东南亚的销售情况进行了研究，对茅台酒的质量提出了几点意见：
品质下降香醇减退。去年（1955年）出口均为多年陈酒，气味香醇。但11月份以后陈酒出空，新酒出口，国外一再反映品质渐次，纷纷停止订货；
包装不好，瓶面粗糙，中间是接起来的，高低凹凸不平，有裂痕，容易使酒往外漏……（《茅台酒厂档案·1957年卷》）
和增产节约大形势比起来，这些声音过于枝节。上级关于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的指示，数量比关于质量的要多得多，力度也要大得多。
在众多的群众运动中，增产节约运动是生产单位运作的中心，宣传十分深入，渗透人心。张兴忠厂长增产节约的“二锅头”试验，并不是他一个人心血来潮，干部们都在积极找节约窍门。李显章因为做事认真而且有文化，从秘书股调到会计股，学习当会计。当时整个仁怀县没有一个人懂得工业会计怎么搞。李显章囫囵吞枣学习，首先知道了要核算成本。如果简单用消耗原料除以产量，1952年以前每斤茅台酒耗粮7斤。李不懂制酒技术，但明白酒是淀粉转化的道理，于是到酒糟里面找增产节约的窍门。他抓一把酒糟，专找硬的。结果十粒里面总有两三粒硬的，说明有的原料没有充分发酵，没有出酒。找到了依据的李显章把酒师拉到糟堆，展示他的发现，以会计的身份建议酒师改进操作。
尝到甜头之后，李显章开始像张厂长一样，琢磨起改进工艺来。他自己做了酒曲，在宿舍里做起了试验。“那时候食堂吃饭不定量，我就多打了两碗米饭，一碗拌上厂里用的酒曲，另一碗拌我自己搞的，用量只有一半。几天之后，拌老酒曲的饭坏掉了，另外一碗饭发酵了，有酒香了。说明我的酒曲发酵能力更强。”
李显章对自己的试验很兴奋，但没有拿出来供领导参考。他说：“后来我回头一想，茅台酒这么有名气，在于它独特的风味，我的试验也许可以提高出酒率，但恐怕就不是茅台酒了。”
李显章是本地人，深知茅台酒的与众不同。但茅台酒厂当时的领导是下级军官转业的山东人，习惯了按照政治动员口号做事。没有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一般号召和具体情况区别开来。因此茅台酒尝试把粮耗减少一点，生产周期缩短一点的努力一直继续到1956年。在“降低粮耗，缩短生产周期，扩大出产量”的生产方针下，1956年每斤酒粮耗降到了不足4斤，比1952年下降了50％。
茅台酒粮耗降了，成本低了，但产品合格率也降到了12.19％。
增产节约带来质量下降，其实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上级对此心知肚明。1954年，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两年了。这年1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关于全省地方国营工业会议情况的报告》给各级党委，在转发的指示中说道：“中央认为应引起各地注意的是：目前在不少生产单位中，存在着产品质量过于低劣的现象，而在地方国营工业中，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产品的质量问题如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不仅将影响到地方国营工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将会如山东分局在报告中所指出的，要引起农民很大的不满。”
引起农民很大的不满看来没什么太大问题，决策者毕竟不是和农民在一起消费。虽然中央发了指示，全国的产品质量在此之后并没有什么改善。其他的名酒因为节约也出现了质量不稳定的问题。大多数增产节约成绩显著的工厂得到表扬，有的负责人被提拔。
在建国初期的企业中，像张兴忠厂长这样根据政治号召确定工作目标的企业负责人并不是少数。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除了接近中枢的几个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大家都确信，通过文件和官方报纸下达的指示是天才而又严谨的，因而必然有效而且具体。
张厂长的不幸在于，他不巧被安排管理茅台酒厂这样一个特殊的单位。上级看到张厂长始终不明白中央重视茅台酒的真正原因，所以在1956年让他变成了副厂长，1957年又把他调到仁怀县工作。
张厂长的节约创新带来了质量下降，被上级否定了。但是增产节约也使茅台酒厂开始了初步核算。李显章当上会计之后，学了工业会计课程，发现他扒拉酒糟找硬高粱的做法，和成本核算里面的物料定额算法差不多。这一层窗户纸捅之后，李显章很快建起了基本的核算制度，班组劳动定额、成品仓耗定额等等，到1954年，茅台酒厂建立了簿记式会计制度。直到今天，“出库单、入库单、领料单都还基本是50年代的样子”（《茅台口述历史资料·李显章》）。
从1952到1956年，茅台酒厂的身份一是积累来源，二是基层动员单位。与千千万万的轻工业工厂没有任何不同。这些单位在不同大小甚至不同方向的政治运动引力牵引下做无规律的运动，直至能量耗尽。如果不是一个来自最高层的力量打断了这个运行轨迹，茅台酒厂这个“四大名酒”中交通和基础设施条件最差的工厂，绝不会成为21世纪中国最值钱的公司。
这个打断发生在 195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