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1965年，在三年经济困难之后，虽然采取了厉行节约、企业裁员、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等节流的措施，但中央财政依然赤字严重，中央银行增发了货币60亿元，通胀压力极大。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陈云制订了一个回笼货币的“高价商品”计划，把一些质量较好的轻工业产品以高价敞开销售。其中也有茅台酒。
“七千人大会”后，陈云提出了全力制止通货膨胀的方针，其中有一招是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给一些非生活必需品特别定价，公开供应，有钱都可以买。茅台酒就是高价商品之一。那段时间，单位食堂、小卖部，街上的饭店都可以买到茅台，高价的价格是3元5角，很多好酒的同志第一次喝茅台就是这个时候。这一招在三四年中多回笼了货币50亿元，相当于1963年货币发行总量的40％。物价也在1963年开始稳定还略有下降。茅台酒为当年经济恢复也立了功。经济恢复了，高价商品也开始恢复平价。茅台酒恢复原来的计划供应体制，大多数人又喝不着了。（《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杨波》）
杨波当时还没到轻工业部工作，在他的记忆中，茅台酒的“高价”是一瓶3元5角，实际上他记错了，这是特供渠道的价格。高价商品计划执行时，各地的茅台酒价格为12~15元一瓶。1961年5月起，哈尔滨市各大高级饭店开始实行名酒零售高价供应办法。贵州茅台酒每杯（50克）零售价1．60元。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上海解决酒类供应不足的办法是保证“堂饮”，限制外购，也就是可以在商店喝酒，不能买走。名优酒难得一见。“高价商品”计划执行期间，堂饮酒的种类多了，包括茅台酒也有供应。
茅台酒公开销售，有钱就可以买的时代持续了不到两年。1963年年底，茅台酒的价格又恢复到原来的4元钱，但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价格变化，因为在商店货架和堂饮品种品牌上它再也没有出现过。到了1966～1978年，上海市区202家堂饮酒店全部停业，没有票证，所有酒都买不到。（《上海商业志》）
上海人叶辛小时候听一个同学家长说茅台酒“很不得了”，于是逛南京路时就专门留意。
“那时候上海的小孩，所谓见多识广，无非是老去南京路逛四大公司，那四大公司的百货商店就是样样东西都有，所以你老去逛呢，你就能知道这是什么价格的，这是什么档次的，也增长知识。我听了这个说法以后，也到各大商场、各大百货商店去，看食品烟酒柜台，但是几乎看不到茅台酒。”（《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作家叶辛》）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人可以享受的物质消费严格受票证限制，商店陈列的商品中票证规定以外的品种很少。上海是唯一一个只用钱就可以买东西的城市。上海生产的副食、糖果、成衣、玩具，是其他城市甚至北京都买不到的。
即使是南京路，也不是什么都买得到。茅台酒就没有进过四大公司的货架，友谊商店和华侨友谊商店叶辛没有去，所以找不到。
70年代~80年代，在当时的外贸管制政策下，为了增加非贸易的外汇收入，国内设立了侨汇商店（华侨友谊商店）和外汇商店（友谊商店）。友谊商店和华侨友谊商店构成了中国经济史上一个特别的“境内外销市场”。
外汇商店只能使用外汇券。1975年以前，1美元换2.426元外汇券，1975年以后只能换不到两元。友谊商店的商品标价也比用人民币的商店贵的多。个别中国人会委托外国人在友谊商店购买特殊商品，其中也包括茅台酒。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中国人因为这种行为被逮捕。并且由于外国人只能在指定场所消费，绝对不能使用人民币，委托者很难用人民币向外国人付款，因此这种情况极其特殊。类似友谊商店的机构还有港口的外轮服务部。有的港口外轮服务部规模很小，但卖的尽是紧俏商品，其中也有茅台酒。
华侨友谊商店为侨眷服务，可以收人民币，但采购数量要凭个人创汇凭证即侨汇券配给——家里有海外关系，寄钱回来，领到的是按官方汇率折算的人民币，同时可以领到侨汇券。
中国在评酒会主导下，90年代以前的高档白酒市场形成了名酒渐有增加，个个供不应求，茅台独占花魁的格局。虽然商品定价也符合这个特点，茅台酒价格高出其他品牌，但在特供、出口、内销三个计划盘子中体现的地位差别，要远远大于计划定价体现的差别。从名酒在“境内外销市场”的比价状况可以看到这种差别。1986年，茅台酒在广州华侨友谊商店的零售价为8元，但要加120张侨汇券，五粮液要用80张，泸州老窖要60张。
外汇管制政策改革前夕，有的侨汇商店不再严格执行只供应侨汇券持有者的规定，内部制定了侨汇价和议价两套价格表。
议价价格制定参照的是当时侨汇券的“黑市价格”，因此基本体现了当时名酒的真实供求状况。从议价价格表可以看到，茅台酒高居价格顶端，第二层是浓香型的领袖品牌五粮液和酱香型的跟随品牌郎酒。北方品种的代表汾酒和西凤酒处于最底端。1987年7月28日，全国名酒价格放开，各品牌自主定价的结构和这个价格表基本一致。茅台酒零售价格最高达到了250元的天价，第二位的五粮液120元，汾酒和西凤酒依然处于最底端。
20世纪90年代，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曾经构成了白酒价格金字塔的顶部，被简称为“茅五剑”。“茅五剑”占据市场顶端的格局维持了二十年。在“茅五剑”第一集团中，茅台酒和五粮液对金字塔尖位置争夺了十几年。1995年前后，五粮液在价格上超越了茅台，从此，两个品牌连年持续提价，五粮液始终对茅台保持10元左右的价格优势。
2006年以后，连续提价5年的茅台酒甩开了五粮液、剑南春，独自占据白酒市场金字塔尖，到了2010年，和五粮液的零售价差距已经拉大到了300元以上。“茅五剑”的传统市场空间出现了一些新品牌，其中有第四、第五次评酒会评出的新科名酒，也有最后一次评酒会之后才诞生的新品牌。
友谊商店和华侨友谊商店也货源不足。卢保坤在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贵州分公司工作，从1962~1985一直负责茅台酒的出口，在中国外贸界人称“卢茅台”。他回忆说，按轻工业部核定的计划，茅台酒厂每年出厂700吨（700吨的供应量是80年代的情况，70年代以前供应量不足500吨——作者注），500吨销国内市场，200吨供应外贸出口。国内市场十分紧缺，当时国内有条内部规定，没有正部长在场的情况下，对外接待不得用茅台酒。其实，出口200吨茅台酒，外贸也不轻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美国、日本、香港三大市场，每年销量120吨左右，每年转销台湾省20吨左右，其他地区约20吨，剩余部分，以备特供需求，如外轮运输、华侨、友谊等对外开放的窗口。实际上，当时也只能满足上述部门40%~50％的需求量。
叫我卢茅台其实就是因为茅台紧俏，找到我就能搞到茅台酒。我也沾茅台的光风光了一下。当时我到北京去，北京饭店、友谊商店这些单位都要抢，抢去之后叫我写条子，搞个十来箱茅台。我是扬州靖江人，回老家探亲，上海友谊商店的人跑到机场直接接了送到老家。（《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卢保坤》）
四、省长商品
茅台酒的分配权长期把持在商业部和外贸部手里，其他党政军部门只有找贵州省想办法。1978年以后，茅台酒产量超过了1000吨，在地方强烈的放权呼声下，国家调拨计划有了一点余地。到了1983年，作为主管的贵州省终于可以参与茅台酒的分配了，能够支配的数量大约是150吨。
中央和许多部委及许多地方每年都向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领导要求供应茅台酒，这成了一个大难题，一是怕分配不好，得罪上级；二是怕多手批条，出现供应混乱；三是怕乱批条子，出现腐败。于是，1983年，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就召集省委、省政府的相关领导在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池必卿说，茅台是国酒，名声很大，产量很少，而需求量越来越大，出现了有人利用批茅台发财的情况，为了茅台的信誉和更好地协调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建议由一位省领导一支笔批条。大家一致同意了池书记的提议，经过商定，决定把这一重大任务交给我。
记得当时有一个相对周全的方案，一般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三总、人民大会堂和京西宾馆等的要求要尽可能满足，各省、市、自治区每年保证十箱至20箱（每箱12瓶），其余的部委和单位要酒，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每年有多有少。十年间，我估计总共批出了1000多吨茅台酒。（《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原贵州省长王朝文》）
1993年，陈士能接替王朝文担任省长，也接过了他批茅台酒的笔。他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段，也包括朝文同志和我说的。无论是到国外还是外宾来，“贵州”这两字都没有“茅台”响。他到日本去的时候，人家问他是哪儿的？他回答是贵州，对方不知道是哪里；说是生产茅台那个省的省长，对方才知道。我刚去的时候，茅台才年产2000吨，但生产出来的酒都要存放4年才能出窖勾兑，能上市的也就只有八九百吨。1993年我当省长，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三总部来了以后找我要酒，我每次不多批，一次就批一吨，因为一吨倒卖的话就能赚几千、上万，所以也不能随便批，而且量也要小。（《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原贵州省长陈士能》）
有了贵州省这个计划外的渠道，大机构有时也能买到一些茅台酒了。在短缺时代，规模较大的会议是级别低的干部买到紧俏物资的重要机会。其中有时也会有茅台酒供应。原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的夫人回忆，“当时海军要开重大会议，如党员会或高级干部会，茅台酒厂就会送一些酒来，每个领导干部可以买一瓶，还可以买两条中华烟。那时候他没有当司令，但买酒还是买得起的，招待所问有特供酒买不买，我就买回来了。（《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原海军副司令张序三夫人》）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几年里，茅台酒一直被用于国宴，在驻外使领馆是最重要和最高级别外交接待的标准。但茅台酒的消费和传播，都是在完全封闭的特供渠道范围内进行。在普通老百姓中，关心酒的人对茅台酒的了解无非是“贵州特产”、“八大名酒之首”。虽然茅台酒在市场上买不到，但其他好多东西，包括比酒更必需的纽扣，花线也都买不到。比起茅台酒的短缺，人们甚至对散装粮食酒的短缺更在意。茅台酒在封闭渠道流通的特点，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失去了对它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