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团解散前夕，大家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天茅台，据有品酒功夫的同志议论，虽然都是茅台，可毛主席送给我们的这瓶好像比我们在贵阳喝到的好，窖藏的年头可能比那种长。当时我还不会喝酒，不知此话是真是假。但建国后毛主席最早喝到的茅台酒是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带回的这件事确实无误。（《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邓友梅》）
请西南访问团喝酒和带茅台酒上北京的，没有资料证明到底是哪一家烧坊。无论是华是赖，都合乎情理。华赖两家都深知和当局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但他们不知道毛泽东不爱喝酒。在他们后来的命运转折关头，这几箱酒也没有帮到他们什么忙。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过短暂的军事管制阶段，军政合一，由军人行政。全国划分为六大军政单位，建立中央局作为最高领导，下面分置军区和军政委员会。由党内地位很高的干部担任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会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送一些地方出产的东西。高岗在东北当东北局第一书记，1950年就给中南海送去了一只老虎。
茅台酒是西南地区的主要礼物之一。西南解放以后，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时，送给周恩来的茅台酒是解放后已知最陈年的茅台酒：
“大概是1950年，贺老总送了总理两箱四十年的茅台。贺老总他最了解总理，他知道总理爱喝茅台。当时那个茅台倒出来有点发淡黄色的，包装比较简单，瓷瓶子木塞子。好多瓶都不是满的，个别的有满的，多数都是大半瓶。”（《茅台口述历史资料·周恩来原卫士长成元功》）
中共西南局的首任第一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和另外四个大区负责人奉调进京。大区中央局制度被取消。后来大区制度再次恢复，性质已经转变成为经济计划单位，西南区中央局由李井泉担任第一书记。李井泉也会给北京的中央领袖送茅台酒。1961年，他给邓小平送了24瓶陈年茅台酒，邓分给了身边工作人员。
那个瓶子不大而且很黑，瓶颈那里都是弯的。有个软木塞，上面用宣纸糊上，上面还有一个章，有个菱形的章，这些我都记得。放了多长时间呢？那个时候就说有五六十年，这瓶子里面的酒最多是一半多一点，最少里面就没了，大部分是剩的一小半，这个酒倒出来就像蜂蜜一样，根本不能喝，要兑上茅台才能喝。那还是1961年的事情，酒是人家家藏的。（《茅台口述历史资料·邓小平警卫秘书》）
新中国建立之初，外交关系执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和大多数国家中止了外交关系。第一批建交的国家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战友和缅甸、巴基斯坦等个别亚洲国家，20多个。朋友少就珍贵，第一批大使地位重要，除了驻苏大使由王稼祥这样的领袖级人物担任，其他大都从军队里面调人，即所谓“将军大使”，一般都是兵团级的将领。这些将军的使馆里，至迟在1951年已经把茅台酒用于外交宴请。
我真正接触茅台是从1951年，也就是我正式搞外交工作开始。那时候韩念龙已经调回了。当时我国跟巴基斯坦建交，韩念龙被任命为大使。他是贵州人，又喜欢读古书，抗战前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就是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他跟我讲，每次打起仗来，他总是先冲到地主老财家，看看他们家里都有什么好书，有就拿上几本。我们这方面有共同爱好，喜欢读古书的人大多喜欢喝酒，所以，从读古书到喝酒，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到他去世之前，我们都一直是好朋友。开始韩念龙是我的上级，1951年在大使馆的时候，馆里的茅台酒都是有条件使用的，作为国酒，它只能用于招待客人；到后来，我回到国内，就到他家去吃饭。他拿出了茅台酒，我们边议论边喝，一直喝到微醺状态。这也是我最早接触茅台。（《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联络办原主任周南》）
同时期另一个著名的将军大使黄镇，是红一方面军8000红色种子之一，他是外交部著名的茅台酒爱好者。
另一个我记得是在1964年的时候，就是第二届亚非会议流产的那年，当时打算在阿尔及利亚开亚非会议，陈老总和周恩来都已经到开罗了，却正好赶上阿尔及利亚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会议还开不开？周恩来当时就决定先留在开罗那里参观访问，由陈老总先到阿尔及利亚，跟各国外长商量。我跟何英也从坦桑尼亚去了阿尔及利亚。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暂时不开。这样，我和何英又直接从那里到了巴黎。
当时，正好是黄镇在法国当大使。黄镇招待我们，一个是法国的蜗牛，这是法国的名菜；还有一个就是茅台了。他跟我们讲，这瓶茅台是贵州省委送给他的，是解放前生产的，我记得那瓶子不是白色的，而是灰黑色的。瓶盖一打开，屋子里就非常香，喝起来真是一种享受。《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联络办原主任周南》
直到20世纪70年代，黄镇还在法国当大使，还有“黑瓶子”茅台酒。
“913”之后，聂影去塞拉利昂当代办，路过法国。他把林彪摔死在内蒙古的事情告诉了我驻法国的黄镇大使。黄大使非常兴奋地站起来，连声说：“好！好！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终于现出了本来面貌。我太高兴了！今天晚上我要用茅台招待你，感谢你为我带来好消息。”他把招待员叫来，向他说：“今天晚上把我那瓶黑瓶茅台拿来，我要和聂代办畅饮！”聂影当时感到奇怪，问他：“茅台怎么还有黑瓶的？”他说：“这是茅台的珍品，储存了20多年才拿出来。这是我几年前参观茅台酒厂时，他们送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喝，今天你给我带来喜讯，我太高兴了，我用这瓶特别的茅台招待你。”黑瓶茅台是当时保存时间最长的茅台酒，但我也只是听聂影同志说过，没喝过，使馆也没有。（《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李同成》）
“黑瓶子”茅台是烧坊时代的产品，代表的是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荣誉。代表新的茅台酒厂荣誉的，是新中国评出的“八大名酒”魁首。
三、八大名酒
新中国白酒有著名的传统八大名酒，很多人以为这八大名酒是第一次评酒会评出来的。其实传统八大名白酒是1963年第二届评酒会评出来的。第一次评酒会评出的名白酒只有四个品牌。
1951年1月，中央财政部召开全国首届专卖会议，明确专卖政策是国家财经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年5月，中央财政部颁发了《专卖事业暂行条例》，对全国的专卖事业实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规定专卖品定为酒类和卷烟两种。专卖事业的行政管理由中央财政部税务总局负责，因此酒厂由专卖机构主管。
1953年年初，受财政部委托代管全国专卖的华北专卖事业总公司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专卖会议，在会上公布了头一年年底全国酒类专卖会议上评选出的“八大名酒”。这八大名酒从全国选送的103个品牌中评选，根据大会公布的《中国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名酒分析报告》，八大名酒的名单和排序是：
贵州茅台酒
山西汾酒
四川泸州大曲酒
陕西凤翔酒
浙江绍兴加饭酒
山东张裕金奖白兰地酒
山东红玫瑰葡萄酒
山东味美思葡萄酒
在分析报告中，说明了八大名酒的入选标准：
1.品质优良并合乎高级酒类标准和卫生标准。
2.在国内外获得好评并为全国大部分人民所欢迎。
3.历史悠久，已在全国有销售市场。
4.制造方法特殊，具有地方特点，他区不能仿制。
按照这些条件，“此次暂选择了八种名酒通行全国。其中尤以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泸州老窖酒为最佳，比英国苏格兰威士忌还要好”。第一届评酒会这样评价茅台酒：“此酒于各地区早已脍炙人口，嗅味极具异香，与汾酒不同。主要是酿造方法不同，故具有特殊气味。有些烟厂采用为香料。”（《中国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名酒分析报告》）
全国性的官方评酒会评出“国家名酒”，1953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大多数朝代，酒都是限制产品，官方鼓励的少，打压的多。唯独宋朝，因为鼓励各地区各单位创收，酿酒成为只有官府部门可以经营的生意，各部门都搞自己的官酒库。互相之间的竞争也很厉害。首都地区每年都要进行半官方的赛酒大会。大会要搞盛装游行，各家官办酒坊打出一丈多高的广告标语引领游行队列，上书“××酒坊精制上等浓辣高酒”，最后由评委品鉴出当期赛酒大会的胜出者，参与者尽情品酒之外，同时还有各种娱乐节目，盛况可以和著名的上元节相比。经历了元朝的特殊社会形态之后，这类官方支持的商业活动在明清两代并没有延续下去。
民国时代没有举行过大型的专业评酒活动，但各地都有实业展览会、商品交易会性质的评比，酒也是其中单列的评比分类。山西汾酒、四川泸州老窖、贵州茅台酒、山东景芝酒、陕西凤酒、河北衡水老白干等传统名酒，都是在这些展会上为人所知的。
中国有三大嗜好品，烟、酒、茶。卷烟因为是舶来品，率先在民国初年就进入工业化时代，生产者都有自己的品牌。茶和酒长期都以产地加品种来命名，经验丰富的消费者靠自己的体验来分优劣，普通消费者靠对销售者的信任购买。因此即使有品牌也是销售者的品牌。市场运行的主体是流通主导的采购制，和当代连锁大卖场的自营品牌很相像。茶叶的状况甚至到今天也改变不大。“龙井”、“碧螺春”、“普洱”都是产地品种的识别符号，除了普洱需要在工厂成型包装以外，这些茶叶，大都是散装出厂，以销售者的包装、商标上市。
民国时代，酒类大多数品种也是散装出厂，用大容器运至销地，由当地行商零售，加浆（调整度数）也由销售者进行。即使在上海、武汉等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酒类和茶叶一样，有品种而无品牌。这两个城市都有汾酒行会，这些商家开始确是经销汾酒，自称“汾酒店”。到后来逐渐演变成前店后厂，自制白酒，但依然称作汾酒。因为汾酒是民国年间白酒中最大产量、最知名者，所以成为大城市市场白酒类的代表。
其他名酒的情况也是一样，每一个品种都有多家生产者，大家都是散装出厂。到了零售店，价格低的散卖给顾客，价格高的由销售商分装出售。顾客知道的往往只是品种，分不清众多的生产者，要靠辨认销售者来区分产品。
茅台酒价格昂贵，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销外埠市场的产品就以包装产品为主，是当时少见的由生产者分装的品种。不过三家烧坊的包装瓶和瓶贴都是一样的。“真正茅台酒”5个大字也是一样的。所谓“赖、华、王”三个品牌，要看瓶贴上印刷的小字才能识别。
解放以后，大部分品牌的酒依然沿用了以前的习惯，产品散装出厂，由专卖公司分装零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商业部规定加浆由生产者而不再由销售者操作才结束。茅台酒厂建立之初，运销也同样是大部分散装，少部分用接收赖茅的一斤装陶瓶包装。1954年注册印制了“金轮牌”商标之后，大部分产品才恢复包装出厂了。
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举行时，评酒过程其实十分粗率。长期担任轻工业部食品局酒类管理处工程师的辛海庭参加了这次评选。他回忆说，所谓“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其实就是参加专卖工作会议的各地区专卖干部各自携带本地酒样品，在会议的后期评酒。当时尚无复杂的产品标准，白酒评出的四大名酒中，只有汾酒的生产已经走上工厂轨道。“八大名酒”的评选标准：一是传统，二是市场上的信誉。
但是这次评酒对于中国白酒业的影响是历史性的，改变了此前白酒只有品种没有品牌的历史。
第一次评酒会根据“传统”和“市场信誉”两个标准评出的四个“国家名白酒”，基本体现了建国前中国白酒的状况。四大名白酒，代表了当时最有名的四大品种——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四川泸酒和陕西凤酒。在此之前凤翔县有几十家凤酒生产者，泸州也有几十家泸酒生产者。八大名酒的地位和称号，在今天来看，对这几个品牌特别是白酒企业的价值意义重大。在此之后，名酒称号归于一家，白酒才开始从品种时代进入了品牌时代。
在当时的落后资讯条件和消费不光荣的意识形态大气候下，四大名酒以及后来的八大名酒能够建立如此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不是一个评比结果就能造就的。评上名酒带来的现实好处，首先是流通许可的优势。
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首先进行管制的是商业。消费产品能够进入全国范围流通的，主要是上海、天津等轻工业发达地区生产的收音机、钟表、自行车等现代工业品，地方小型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的流通范围是“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事实上，从刚刚解放起，因为运输管制，如果不能进入计划，没有哪个产品能够运销到外地。在商品计划里面，普通酒类产品基本上是在省内调剂。只有国家名酒才在全国范围内分配。随着绝对短缺时代到来，一般人只在国庆、春节两个节日才有可能看到“八大名酒”。而“八大名酒”之首的茅台酒，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在独立封闭的渠道流通的独特商品。
对于交通条件最差的茅台酒，这种大范围的市场调配意义更加重大。从1915年开始，茅台酒在全中国出名40年，一直是价格的“中国第一”。但在交通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善的情况下，实际市场范围局限在西南地区。
在四大名白酒品种中，茅台酒产量最低，传统市场区域最小，在全国范围的知名度也并非最高。第一次评酒会把茅台酒排在“八大名酒”第一位，从此以后，在白酒的价格计划系统中，茅台酒一直排名第一，是“国酒”地位的开端。从此进入专卖流通网络，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行销全国”。
茅台酒在上级心中的“第一酒”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确立。1963年举行的第二次评酒会评出了八个白酒名酒，在第一届评出的四个品牌基础上，增加了五粮液、古井贡、全兴大曲、董酒四个品牌。这届评酒会五粮液排名第一，茅台酒排名第五，惊动了周恩来。
周恩来要求轻工业部汇报评酒过程，轻工业部为了保险，又组织原班人马评了一次，确认两次品评结果一致才去汇报。但还是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当时担任评委的高月明回忆说：“此后不久，正值周总理出国访问，答谢招待都是用的茅台酒。外国友人向周总理表示：茅台酒很好喝，我们还想喝到比茅台更好的酒。此事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关注，回国后就召集轻工业部的同志作了专门汇报。轻工业部为慎重起见，汇报前特意重新召集评酒的原班人马搞了一次复评，结果同之前一样，然后才去作了汇报。周总理对轻工业部领导说，看来茅台需要帮助。”（《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高月明》）
成元功的回忆则说，当时周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吃饭，他非常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