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中央团校还没有进城，我们的校址在京南的良乡县。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李立三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讲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时任团中央书记）讲青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尤其难忘的是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继续讲，讲到深夜。大课是露天进行的，我们每人自备一个小马扎，拿着本子猛记。天黑后点起煤气灯，招引了太多的趋光飞虫，几次不得不停下讲课用纸包捉虫杀虫。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时候，田说，知识分子需要政治化与组织化。他说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鸡毛蒜皮乱哄哄，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些是我从其他材料中没有得知过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
“文革”一开始，说是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中央团校还进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学员们如饥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认识当中的问题，做过哪些错事坏事，是怎样的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我们班两次举行全班的批评大会，帮助两个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大学的新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一个人违反学习纪律与一位女学员搞恋爱，而且其表达爱情的方式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另一个人是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能说会道，喜出风头，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我们班上的团支部党支部进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选，完全由党、团员提名，候选人还发表讲话，讲自己如果当选将怎样做。其他成员也自由发言，气氛极其活跃。那位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团支委的候选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点时。另一位年轻人说，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处，他的特点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大家鼓掌。但立即有人指出，“把五年计划，三年完成”
说成是性格急躁的后果，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学员们受到了一次教育。
我感到后悔，即我本来也对“三年完成”急躁论取质疑态度，却没有立即严正指出，丧失了一个表达自己的高觉悟高水平的机会。
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现出来的了。关于休假，学校有一次安排，学员有些意见，经反映后校方采纳了学员的意见，一个学员说是“斗争取得了胜利”，我立即指出：这样的说法不妥。我当然是被肯定的。
我相信我在团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发挥。
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作为腰鼓队的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我至今记得人民群众是怎样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怎么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
我们还取材本组的故事编了话剧，内容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学员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在组织与群众的帮助下怎样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进的步伐。我是演员之一，就演一个热心帮助别人解决思想问题的小同志。
中央团校的八个月的学习为我的理论知识打下了基础。我养成了分析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什么问题都能分析它一个头头是道，都能有一二三条看法。
团校二期后半期搬进了北京城，后圆恩寺。兹后，我们班的学员多次聚会，包括原来受过大会批评的人，对于团校这一段经历，仍然十分珍惜。
一年四季，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发现并感受的。冬天，我的体会最早，我的童年时代的冬天比后来的厉害得多。我上小学时戴有“耳朵”的帽子，戴口罩、耳套、脖套、手套，穿棉衣棉裤和毛窝，仍然冻得手脚发麻，伸出手却写不了字。有一次我冻哭了。有一次我冻得尿了裤子。
从小学二年级我注意到了夏天。夏天，晚饭后，已经很疲劳了，先是在院子里坐着乘凉，院里没风，就到了胡同里，胡同里仍然少风，就走到胡同口，走到西四北大街，大人便说，好了，有风了，我也觉得凉快了些。
但夏天仍是有一种快乐，乘凉仍是贫穷和匮乏的童年时代的一项美好的记忆。等着风，说着闲话，总比紧张地等着对手的到来，等着打架的心情好。
第三个发现的是秋天，是在中央团校，是在当时的河北省良乡县得到的。
良乡东城门附近有一家“刘饭铺”，我在那里用微薄的津贴吃过炸豆腐。一块整豆腐，炸过表皮，上面略放一点清酱和花椒之类的调料，作为小菜来卖。
我要了一盘炸豆腐，吃起来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已经走南闯北，已经离家独立，已经有经济能力每月点一次炸豆腐乃至加二两散白酒。
走出东门，是一道河。河水落差处有几块大石。秋日，昼渐短而夜渐长，傍晚，太阳早早接近下山，我利用休息时间，穿着小裤衩下到河中，斜躺在石头上，任凭流水在冲过巨石的同时洗刷我的孱弱的身体，与气温相比温度不低的清水带着响动哗啦哗啦地抚摸在敲击在出溜在我的皮肤上，给我增加了舒适，增加了活力，增加了润滑与欢快。
而此时我正在读李蕤著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里面讲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喜欢风浴、雨浴、日光浴，喜欢读书、静坐，注意锻炼自身。
尤其是毛泽东最早填的词《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词，那时候他的诗词的发表并不正规，这个版本上的“怅寥廓”三个字印成了“张廖阁”，相当费解，但是它仍然大大地感动了我。
我感到的是震动更是共鸣。青春原来可以这样强健，才华原来可以这样纵横，英武原来可以这样蓬勃，气概原来可以这样吞吐挥洒。我只能不揣冒昧地说，在近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央团校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在华北平原的良乡，在晴朗的秋天的夕阳照耀之下，在河边和河水的浸泡里，我找到了青春的感觉，秋天的感觉，生命的感觉，而且是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感觉。辽阔，自由，鲜明，瑰丽，刚强，丰富，自信，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
而且，我至今喜爱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首词，认为它的完整与鲜明，匀称与格局超过了此后的许多诗词。只有《忆秦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能与之相比。
至于春天，我对春的感觉最迟。那是一九五零年，中央团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工作委员会任作部干事之后的事。
春的发现第一决定于北海公园，也决定于《红楼梦》的阅读。北海前门，茶座那边的垂柳之下，无限依依的春水使我感到了春天。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与姐姐王洒在石桥与牌坊近处赏湖，碰到了前来公园的女二中学生崔瑞芳。
女二中在我所工作的第三区，而姐姐曾与她共同参加过一个学习小组。我们说起话来，她的笑容使我难忘。而此后见到她，她不止一次问：“王蒙，你怎么会有那么小的姐姐？”我们似乎从此拉近了距离。
《红楼梦》的春天的描写则使我感到一种神经末梢的触动，感到一种悲哀与惶惑，有点拖泥带水。我毕竟是秋天生人，我更适合的是秋天。我的长子王山写过一首新诗：《我是秋天的儿子》，我喜欢他的这个诗题。
7.我的阳光底色
一九五零年五月，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的学员，我回到北京团市委，分配到了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的负责人。
虽然只是巧合，但是我这次比较稳定地开始了新的工作之时，恰逢苏联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在中国发行，而且这本书被大大地宣传了一番。
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留着一个山羊胡子，给人以“加老”的感觉。
加老的书深深打动了我，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克服资本主义使人服从流水生产线对于工作的极端局部的片面化的要求，克服生产线对于人的片面铸造），个个身体健康，姿态优美，记得加老的原话是由于人人练习舞蹈，连走路的姿势也是优美的，头脑明晰，觉悟透辟，道德崇高，谈吐优雅，组织有序，热情洋溢，纯洁晶亮。同时我们也不知学习了多少次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共青团的任务》，主要之点是，共青团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简称“学习学习再学习”。
写到“主要之点”一词，我想起了当时畅销的一本书，是苏联劳动英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写的自传。书名为《最主要之点》。当时认为最精彩之点在于，当她访问美国并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美国记者问道：“你有多少钱？”她的回答是“两亿多”。美国人大惊，说：“你有两亿卢布？”（王注：当时苏联卢布的官方比价比美元高许多），她回答说是两亿多苏联人民。
这些提法令我如火如荼。我设想着经过我们这些青年工作干部的努力，中华大地上到处是健康优美整齐火热聪明高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哪里，战则必胜，所向无敌的青年，我好像看得见这些青年的笑容，看得到他们打着的裹腿，听得到号令他们集合、起步走、卧倒……的哨音。
我把我的这种对于人生、对于工作、对于青年的现在叫做极其阳光的想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我致力于让我所联系的团组织的成员们懂得已经具备了怎样的可能，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使社会使国家使人类使我们自身比已有的现有的社会国家人类自身好上千倍万倍。
一个是组织大报告，要让团员们真正动起来。一个是组织文艺演出和联欢，正是在文艺节目当中，可以充分表达我们的美好的理想，我们的崇高的情操，我们的善良的心愿。再一个我相信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会议上（叫做生活会，真是可爱呀，生活会！）与私下里的交换意见。这也变成了我的童子功，看家本领。
这样的做人、交友、处世态度，这样的人生基调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丢弃。
我给别人提过些什么批评，别人对自己提过些什么意见，倒真有点记不详细了。
而我的被批评包括爱睡觉，丢三落四，流露骄傲。还有一条，当时有一苏联影片《勇敢的人》，描写一苏联英雄青年，敌后大战，扒火车，炸大桥，救美人等，社会主义内容，好莱坞形式，煞是好看。中间有一德国胖军官，半裸着在小溪中洗澡，吹着口琴。我姐姐很敏感，学会了这个口琴旋律，又教给了我。
我也就没事哼哼起来，同志们普遍认为我哼哼德寇的口琴小调是“感情不健康”
的表现。
一个骄傲的问题，一个感情健康的问题，我始终是警惕的。人不应该骄傲，骄傲令与你一起的人讨厌，这是毫无疑问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与集体相比较，与人民相比较，个人不足恃，这些我都心悦诚服。感情健康问题我接受一部分批评，人是不可以放肆的，人应该时时自律，我同意。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例如苏联小说中极力描写渲染的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我们这里动辄被说成是“不健康”？
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作者巴甫连柯。后来知道，此巴不但制造个人迷信，而且善打报告，害人致死。我最爱看的电影是《丹娘》。我最喜爱的是卓娅上中学时参加新年联欢会的场面。
在社区（当时叫做街道）政权和党组织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区县的机构已经相当基层，相当实际了。
我多次被党的区委调去参加一些中心工作，包括取缔一贯道。我深感国人的迷信愚昧，会道门的无孔不入易于得逞与全无可取。
我也参加过天主教“三自（自传自立自养）革新”的工作。我们发动下层教徒，揭露洋神职人员与他们的同伙的问题，批判圣母军、圣母御使团等组织。我曾经试图去动员一个教会办的孤儿院的孩子们起来揭发“帝国主义”，不怎么成功。
我是铁嘴钢牙，讲了一段很厉害的话，使孤儿院的一位工人极其佩服，但是小孩子们则面无表情，我临走时还集体大声诵经，以示抗议。
这段工作经历对于我还有一个教训，第一次开完会，与几个同伴一起去东四吃馄饨。吃完馄饨，我把写着注意保密的笔记本落在了馄饨摊上，虽然摊主立即送回了此本，我还是因违反保密纪律而受到“劝告”处分。后来，劝告处分一说，从党章上取消了。
一九五零年，社会上搞镇反，我留下印象的是被枪决的汉奸名单中有我幼时读过的《小实报》主编管翼贤。机关内部搞清理中层。我参加了清理中层工作。
此工作办的负责人是区委宣传部长。他连夜主持会议，一次我在打盹，他可能发现了，便问：“王蒙同志你看这样做好不好？”我蒙胧中听到点名，便答道：“是是是是是！”区公安局一位领导大笑，说我这是“旧警察作风”，其时公安部门正在进行反对旧警察作风的学习吧。
区委的干部与青年团干部大不相同，他们中来自地下的学生党员的只是一部分，主要领导来自老区的农村和部队。他们相对更加朴实的作风和直率的谈吐，给我以启发。可能是老区的习惯，他们称呼旁人都加“老”字，给我打电话时一张口就是“老王同志吗”？我听着新鲜而又亲切。我那时只有十六七岁。
区里的工作使我接触了很多实际，至少使我知道，同是共产党员，同是领导干部，他们是怎样的不同。有的沉默寡言，但是说一不二地做事。有的牢骚满腹，骂骂咧咧，但确有他的独到之处，再说细想起来，他的怪话连篇也是事出有因，这种人有他的特别的人缘。有的动辄发火，说话如吃了枪药，但是过去就完，不存在心里。有的专说酸溜溜的讨厌的话，实际上并无大恶。只有多看别人长处才能和谐做事。其次是我知道有许多事情看起来很简单明确，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似乎是判若水火。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常常没有那么干脆。
例如一个病号，做不了多少事了，但仍然需要许多照顾，你能说什么呢？有些会议，拖拖拉拉，令你失望起火，但不开这个会行吗？或是上级要求了，必须开，或者为了沟通，必须扯过来扯过去……而一旦情况紧急，领导一句话就定了乾坤，圪哧咯喳，齐了。这些经验，使我与那些从报社、从大学、从领导机关出来的作家同行的思路有些不同。
有些干部露骨地谈论自己的或别人的职务、级别、待遇。这一开始令我大惊，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彻底革命的，难道也讲做官、讲升迁、讲尊卑次序吗？
那该是多么庸俗啊。
那时的生活和制度确实还有更多的战时共产主义色彩，开始是供给制，大锅饭，一起白吃，每人每月有少量津贴费用，只够买肥皂牙膏，女性多几块钱，说是要买女性特殊需要的卫生用品。
一九五二年后，我们改为包干制，我是七等某级，相当于后来的十九级，每月有包干费约二十元。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而且我参加工作时单位里床不够，我从家里拿了一副铺板与一双凳子使用，此后，根本不想要它，就无声地自动捐给了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