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小朋友叫路东之，住家离我很近。他喜古文、书法、诗词、金石、绘画与搜集古玩文物。他常常来找我交谈，给我刻了名章，又应我的要求刻印了“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三枚闲章。他后来在传统文化传承与收藏古物特别是陶器方面成绩斐然。
小路给我刻了“大道无术”、“大德无名”、“大勇无功”三枚我的自撰格言章。对于一个写作人、读书人来说，一定的语言与一定的生活方式是互不可少的，是相得益彰或者互相拯救的。无为无术当然与我的无视各类小动作小谎言小伎俩的经验有关。无视，是我的主要一招，如果不吹牛说是绝招的话。我总不能降低自己的身段，去搞一些针尖麦芒、妇姑勃谿、蝇营狗苟、拉帮结伙的低俗事务，更不要说是阴谋诡计。与使计取胜相比，我宁愿意不设防而在俗人眼中一败涂地。所以我经常是嘻嘻哈哈，笑话连篇，心宽意广，一笑置之。
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位画家姜丕中，他送我两枚印章，一个是“直钩去饵五十年”，一个是“一笑了之”。福建书画家、文联主席丁仃先生给我写了他最拿手的大篆书法，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塞北江南云云或有会心，华发苍颜，则尚未至，斯时我的头发仍然浓密与漆黑，我是世纪末头发才变得花白的。
万里江山，如果说是漫游，不止万里了，现代人有飞机，与南宋时期不一样了。
与江山万里相比，我经常关注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我自己花了钱，也在文化部有关工作人员支持下，修整了北小街四十六号的厨房饭厅卫生间，安装了瓷砖、护墙，搭了一个小小的凉棚，还整修了门口的一间三角形房屋。
最伟大的是我买了乒乓球案，先是放在院子里，用厚厚的塑料膜保护，不行，进了水，鼓起了包，我乃把东屋打通，迁入乒乓球案，还举行过若干次家庭赛事。
有一件事也还有趣，我从亲戚家移来了两株树，一是柿子，一是石榴。由于原有的大枣与香椿已经覆盖了全院，此二树的生长十分艰难，而且常有病虫害，幸亏东四街道办事处支援市民家里的绿化，及时派员前来打药，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新树争取阳光。最后两树都长得不错，我吃到了自产的石榴与柿子。守护石榴，使我增加了对于李商隐“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的诗句的理解。
而最好的柿子是高高在上，够也够不着的。这个令人心痒与痛惜的经验，我写到《尴尬风流》里了。
而《尴尬风流》的写作缘起是九八年在香港大学讲“通识”课时，阅读一些佛经故事的启发。一开始，我追求类佛学的玄思，写着写着，摆脱不了对于现实的尴尬感与风流感了。韩小蕙对此作的评价是“真好玩”，而铁凝的评价是，王某对于什么都感兴趣，王得算是个高龄少男。
我在小院写《雨在义山》一文，讨论李义山对于雨的描写时，恰逢此院淅淅沥沥地落着春雨。“红楼隔雨相望冷”的诗句令我泪下。“一春梦雨常飘瓦”的句子使我迷茫。一心阳光明朗的王某却又那么迷雨，赏雨，悲雨，从小就这样，什么问题呢？
而河南的评论家鲁枢元送我的则是请书法家写的“论万世”三个大字，并用小字写上王夫之的名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厉害。论顺逆，不论成败。
论万世，不论一生。”境界高远开阔，非我所能达到。但万世的说法我仍觉得太过，谁论得了万世？谁知道得了万世？能考虑到三世四世就不简单了，就差不多算神仙了。当然，意在长远眼光，阔大胸怀，则是毫无疑问的。
记得八十年代第一次在法国大使馆的酒会上见到吴祖光老师，我说：“您看着精神很好。”他答道：“我们这些人，皮实嘛。”我后来有一次向他解释我对“皮实”
二字的心得体会，什么叫皮实呢？就是旧北京卖布头的人所说的“经拉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蹬又经踹”。这时髦的“经”字读如“今”。
九十年代，吴老给我题写了“皮实”与“生正逢时”的条幅。
可感的是，不止一处书画机构，支持我多练字，给我送来了碑帖、字典、大全之类书法书籍，还有朋友送来了文房四宝。不止一个朋友要我给他们写“大道无术”四字，可惜是没有一张写得好的。
还有陕西的、东北的一些书画家，其中有许多我素未谋面，也送来了他们的书画作品。
至于无名无谋无功，我终于体会出来了，真正的大德是不可以吹嘘乃至不可以公示的，大德是一时看不出来的，有时是与时尚、与集体无意识不相同的，有时是更容易被误解的。大勇大智是不做在表面上的，是深层次的，是常常遭到误解乃至遭到诬陷的。我既没有掌握大道，也没有大德，谈不上大智，更没有大勇，但是我只是微微地体会到了不可轻举妄动，不可朝思暮想，不可整天玩心眼，不可设局使计，不可气迷心窍，不可对人记仇怀恨的那点意思罢了。
不这个不那个不可这个不可那个，那么你去干些什么呢？读书，写作，学习，生活，自然其乐无穷。
我喜欢生活，我喜欢日子。在我写《青春万岁》的同时，我也喜欢说“生活万岁”！生活是无法剥夺的，夸张的与自恋的张牙舞爪，抵不住平常心的一行小诗，一杯清茶，一首小曲。
我自磨豆浆，每逢磨好煮沸，我与我的大孙子就大喊大叫“喝豆浆啦”！叫着所有的院落里的人一起喝，一边喝一边感觉到营养与精力正随着豆浆进入口腹，进入血脉，进入肌肉与骨骼。
我排队买炸油饼，并趁机与诸邻里寒暄。
我每天都要找机会在东四三条的自由市场来回走那么几次，购买蔬菜、鱼肉、山药与其他副食。拐到二条处有一家个体书店，名为“修齐治平”，我去了一下书店，立即被店主认出，多有交谈。
我喜欢自己去邮局和银行办事。我愿意排排队，听听交谈，看看邮局与银行的业务员们是怎样工作的，体会一下日常的生活。作家中杰英找我在小院近处吃爆肚，我去了。他又约我凌晨去东郊钓鱼，我喜睡觉，没有下这个决心前往。
一天早晨我购买炸油饼回来，碰到英若诚骑车经过，他是拿着小锅来买面茶的，那时他家住在朝内南小街。面茶是糜子面做的，加上芝麻胡椒盐与芝麻酱，美味至极。
我相信北京的小康生活的定义是喝得上面茶与豆汁，吃得上驴打滚与艾窝窝。
我每年都要找机会坐两次公共汽车，眼看着车子的质量与设备越来越好，车上的年轻人越来越时尚与大胆，票价越来越贵，觉得人生真是风光无限，前景无限。
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家安装了两台空调，有高消费之感。至于冰箱与洗衣机不但早就有了，而且更新过了。所以要更新，都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上的问题。济南产的什么小鸭牌洗衣机，根本没有坏，不知道自来水龙头被谁关上了，我乃自作主张换了新的，把旧机当废品卖了。而一台日本日立牌冰箱，由于我放置的地方冬季太冷夏季太热，不符合它的工作环境要求而报废。
我的家与此期间中国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进入了家用电器飞速发展时代。
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响质量越来越高，微波炉，电磁灶，电烤箱，各种影像产品一应俱全。等到有了这些以后，才想通了：这又算什么呢？这样普通……怎么会羡慕别人的家用电器呢？这就是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呀。而那些侈谈精神的人，他们有什么权利轻视对于普通人的物质要求的关怀与满足？
我注重锻炼身体，每周至少游泳两次。有一阵天天起早去景山，可惜未能坚持长远。只是有一次大雪，我在忙于写作，芳一人独游雪中北海公园，太棒了。
有两年，我经常去首都剧场看文化部为离退休干部放映的电影新片，有两三部描写毛泽东的片子，我看得泪眼蒙胧。还有一批美国的警匪片，看得我走火入魔，我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虎头蛇尾是万事万物的规律”的命题。
忘了是从哪一年，我再也没有去看过一次给老干部放的电影了。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闲适，有时忙累。诗曰：
累累闲闲累，闲闲累累闲。累闲闲累累，闲累累闲闲。忙人勿嚣嚣，疲累休唠叨。要人勿倨傲，事多难做好。闲适不空虚，岂愁未扰扰？忙闲皆有味，卷舒自长啸。敲字兼读书，三餐防过饱。爬山复戏水，四时赏琴箫。
朋友多交流，享受在思考。得失不屑言，优游弹古调。寒暑重健身，浮沉成一笑。宵小或叵测，丈夫何心焦？有酒只半杯，有肉贵精少。有诗应背诵，有言供探讨。如镜勤擦拭，如室勤打扫。心如秋水清，心如明月照。乐在忙闲中，不知老吾老。吃在干稀间，自嘲聊一笑。
这里的第一个老，不是老（去声）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思，而是承认已老的意思。不知老吾老，就是未感觉到自己多么老的含义。
我也就此想起了毛主席谈粮食问题时所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话，吉林话剧团演一出农村喜剧《啊，田野》的时候，硬让一批长寿老农民接受记者采访介绍养生经验的时候加上了一句：“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如果我总结我的一生，总结我的活法，不如就干脆写：“此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也许我应该把此书命名为：《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69.作协官事化了吗
一九九零年前后，中国文联与其各协会做了全面的人事更迭。新“领导”上任，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副书记孟伟哉。作协这边，书记马烽，副书记玛拉沁夫。
也有的省里的比较有志升迁的文联作协干部赶紧称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人为“中国文坛领袖”。
巴金曾经收到主持作协工作的同人的信，说是要开作代会了，要改选作协的主席团，他们希望巴老继续担任主席，但不知巴老本人意见如何。
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您会不明白吗？
巴老未予回信，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巴老就提出过，他应该退下，请年轻一点的作家当主席。此时，他反而没有说什么——也不准备说什么。咱们这儿真能培养人，连巴金这样的老人家，也练出点招式来了。
九十年代初期，巴金向我提出召开作协主席团会议学习贯彻小平南方谈话与十四大文件事，我代为反映了，未果。
巴老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也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约在一九九三年，在上海他的寓所，他有一次说起：“张洁的小说《上火》……”带点轻度结巴地说着，他嘻嘻笑了。他还说拙作《稀粥》，成了“世界名著”了。他的四川口音把世界读成世盖，增加了幽默感。
一九九三年年底或一九九四年年初，改由时已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同志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并吸收了小说家陈建功、散文家高洪波、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等人参加作协书记处的工作。
翟泰丰调整了一个时期以来不与作协主席团打交道的做法，他来了以后就为召开新的主席团会议、全国理事会、代表大会而奔走，而努力。斯时作协主席团的组成人员，死的死，走的走，大致剩下了巴金、张光年、陆文夫、邵燕祥、朱子奇与我……了。
老翟的到任为作家团体创造了新的经验，即不由作家担任作协主要“领导”，与作家间恩恩怨怨无关，与文坛一切历史纠葛无关，与文艺业务诸说无甚瓜葛，他的工作一切按上级指示办，一切按正规的机关部门团体来办。
原来说作协是“副部级”，老翟来后考证出作协是正部级，这很令作协机关同志受到鼓舞。从此作协干部正副部，正副局，正副处……堂堂正正，有声有色。
作协的全国理事改称全国委员，工作机构改称厅、部（这最后一点是翟来前已经改过来了），领导同志办公桌前挂上五星红旗（与国务院各部一样），日益正规化机关化政务化了。联想到孟、玛时期，他们也都关心过文联作协的干部包括他们自身的级别待遇问题，但是没有取得成果，令人叹息。
包括林默涵同志这样的被认为“左”一些的领导，毕竟是知识分子，有一种清高，据说正是他本人扣下了向上写的报告，并对此事提出了批评。此报告要求把他提成正部级，把另一位同志提成副部级。
作协变得这样官事化，从此作协工作好“抓”了，顺了，再不会成为作家名流们高谈阔论的文学俱乐部了。文联就更踏实。党组事事上前线，领导走到哪里都是送温暖，致关怀，提计划，作总结，发简报，表拥护，礼贤下士，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作家们，则是感谢领导的辛苦，受照拂，得实惠（如医疗补助），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同时彼此保持着文明礼貌的审美距离。
一九九五年，在翟泰丰同志奔走呼号努力之下，时隔六年，终于又一次召开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为了突出对巴老的尊重，此次会议在上海开。
巴老与上海市领导（时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黄菊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巴老是坐轮椅来的，他委托我宣读了他的发言稿。就这样，作协结束了半瘫痪状态，我也又成了作协的一名副主席，至于原来讲过的“常务副主席”中的“常务”二字，从此无疾而终。
然后又开了几次主席团会议，我曾经特别提出，新参加书记处工作的同志，尤其是指陈、高、吉等“现行”作家，除参与作协工作外，应该得到一些时间的保证，不放弃写作，以加强与广大作家的联系和亲近感。我对他们说，我发言时讲到这里请你们鼓掌。但是届时无掌，说是会议气氛太严肃了，他们未敢鼓掌。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把手并不期望他们保持写作状态，他们自身对此也未见期待，反而是我狗拿耗子，自作多情了。
光年、文夫、我等对于老翟的工作表示了全面的尊重与支持。燕祥基本上是请假，有过一次书面发言，令有的人不快。还有的作家则忙于告状，签名点名，上纲上线，斗争正未有穷期（这是一些同志们爱引用的鲁迅语录，与鲁迅原意无关）。老翟由于一心强调团结，不甚致力于斗斗斗，也收获到了相当的指责与抗议，明枪与暗箭。
不管挨了多少驳儿，一九九六年春，在老翟与作协党组书记处的努力下，开了第五次作代会。汲取了四次会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各省市由宣传部门领导带队，增加了团体会员的代表，增设了中央国家机关的产业协会并成为团体会员，直接由中央有关部门向大会提名候选人名单等。从此，会议再无悬念与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的可能。然而，就是这样，部分同志的告状活动仍然未能停止。此前作协曾提名我做创作委员会的主任，也是被告状信干掉了的。后来有过任命陈建功为《人民文学》主编的报批，也被告状拦截。
老翟上任后数次到我家，他对我说，作协一老同志提出，我们要忧国忧民，也要忧（作家协）会。我声明，我才不忧呢。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原来计划在作协的新的代表大会上作一个洋洋洒洒的大报告，带点周扬风格的。后来，还是降了调，也回避了某些理论问题。例如人道主义，八十年代批过的，一直有争议。原来的草稿也想批批人道主义的，我力劝回避。巴金果然在征求他的意见时说，他一辈子是信奉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要不要跑到作代会上讲人道主义的问题呢？绕开更好。
精品战略问题也有争议。是时到处都讲精品，故而文学上也大谈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