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晚间到达吉隆坡的，报社同人打着横幅在机场欢迎我们，总编辑刘鉴铨先生与副刊《花踪》的主编萧依钊女士安排着与照顾着我们的访问。萧女士的工作作风与待人接物，给我的感觉是异域碰到了雷锋。刘总与我的交谈也是一见如故，他们对于中国的关切与期待，担忧与热爱，都非常令人感动，也都非常健康和富有建设性。他们的董事长张晓卿先生，祖籍福建，更是一片热诚，关心中华。我在那里做了一个讲座，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与夫人，以及许多使馆官员都参加听讲了。
我们一起去了槟榔屿、马六甲与新山。
从马来西亚回国后，我应邀先到珠海斗门县白藤湖度假村小事逗留，同行的还有从维熙夫妇、钱钢夫妇，还有一对老编辑夫妇。
从珠海直飞烟台，我与芳到中国文联文艺之家休息并写作《恋爱的季节》
去了。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到二浴场游泳至少一千米，正逢海蜇活跃的季节，有时脸上手上身上到处撞上海蜇。与这边的作家，原烟台师范学院院长、作家萧平，长篇小说的写作能手张炜，部队作家李存葆、李心田等都有友好交流。
原文化局长刘德璞、副局长郝鉴，也都多有照料。烟台市政协主席巴忠鼎，多次设宴招待。中国是一个很讲究人情的国家，活在中国，其实是一件舒服的事。
八月二十二日我应美国一所大学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意大利参加一个研讨会，接着是作为特邀学者，应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邀请到哈佛做三个月的研究访问讲学。可能是由于双程机票才便宜，再加分别结算机票的方便，还有欧美人在财务上的绝对“死心眼”，他们安排的是我与芳先飞抵美国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第二天立即超越大西洋飞往意大利，再从意大利飞美国波士顿。
这么一飞就累死人了。二十二日，上午晚点起飞，到上海停留两个半小时（延长了时间）再飞到东京，再停留近两个小时，中间还在阿拉斯加停留。飞到纽约，早过了预定飞波士顿航班机的起飞时间。面临最后一班飞机，航站管理人员说是座位全满了。我们当时真有点筋疲力尽，弹尽粮绝之感。
说明情况后，他们还真是破例为我们腾出了两个备用座位。过了午夜才到达了波士顿，害得接我们的友人刘年玲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
睡醒一觉，再上机场，乘英航先抵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英航的空中先生极英俊亲切，服务周到。希思罗机场的四号站（国际站）也极宽敞。只是转机等了不少时间，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意大利的米兰。
贝拉吉奥是一个风景区，四面环山，中间是一条更像河流的狭长的科摩湖。
我最最中意的是湖。除与大家共乘游艇游湖外，我每天清晨起来先下湖游泳。
研讨的主题是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会议中人们对于中俄两国发展变化情状的比较很有兴趣。
贝拉吉奥的面条实在做得太好了。有些国人总以为天下餐饮笃定中国第一，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也是这样认为并论述的。这恐怕不能说得太绝对。
连来带走，五天，回到了哈佛所在地波士顿边的康桥大学城。增长经验。
因为这三个月是我们自己租的房子，位于中央广场附近的法耶特街十四号。法耶特，即拉法耶，人们熟知的二战时期法国将军。我们租的是一间二层小楼的二层。三室一厅。所谓厅，把客厅、起居室、厨房、饭厅结合与连通在了一起，约有二十平方米，三室中大的有十二平方米，一个窄窄的双人床，真不知道人高马大的美国双人怎么样在上面睡，其次的大约八平方米，内放一单人床。更小的不过五六平方米，是电脑工作室。原主人是一名女教授，年近五十了，新婚，与先生去欧洲度蜜月，乃出租此房。她是左翼，是当地反对核武器的代表人物，曾去苏联，并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接见。
这一处房屋虽然不太大，但很实用。我们除了付房租，还帮她照料室内绿色植物。
哈佛燕京的社长时为韩南教授。我们在北京三联书店组织的活动中首次相识。他翻译过中国古典作品《肉蒲团》。
这三个月，我主要是写季节系列第二部《失态的季节》。我在哈佛远东与太平洋研究中心——又称费正清中心作过两次讲演，介绍当代中国文学。我记得我特别以八十年代韩蔼丽与九十年代洪峰的同名小说《湮没》作了比较，悲情的政治倾诉与一种冷漠的自嘲与荒诞的对比，我也讲到了新写实主义的零点写作与王朔的出现。讲到了《爸爸爸》等作品，还有一些争论，关于文学史分期，关于伪现代派什么的。
我参加过一次中文课，因为该堂课是讲我的《夜的眼》。
我到爱荷华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马里兰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协会（在华盛顿特区）、华美协进社（在纽约）等地发表了讲演。爱荷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聘我担任他们的顾问，当时中心主任是韩裔的金再温教授，我们交谈得很开心。
华盛顿的亚洲协会，听众多是外交官或退下来的外交官。听众中有前驻华大使恒安石等。
在马里兰大学我见到了美国友人李克与夫人李又安，斯时李又安癌症已近晚期，因对中国的关切，她是坐着轮椅来的。他们为中国的状况与面临的问题十分担忧，听了我的介绍，他们说是好过了一些。
我必须讲明，斯时的数量可观的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把中国视若地狱的。美国人的自信带着天真。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陷入泥潭不是偶然的，按照美国人的逻辑，去掉了大魔鬼萨达姆，送来了美国式的民主，伊拉克人还能不感恩戴德，载歌载舞？
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少谈理念与意识形态，讲中国的实际。市场经济与有关争议。日常生活的改变。消费的发展与终被认可。精神面貌的发展。发了财的作家与正在骂娘的作家。自由表达的甜头与限度。言论的宽泛与贬值。首都出租车司机的论政。电视节目的党性与电视广告的覆盖性。畅销书与文学。
新的民谣。
我大讲加强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我讲到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保持连续性的必要。我明确告诉听众：要求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只会引起更大的动乱。问题在于怎么样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的是造反有理，而邓小平强调的是实事求是。美国人认为当然的事情，到了中国不见得当然，而可能是当然不行。
所以要理解而不是煽情。
会场上不断传来掌声和笑声。他们说，一段时期以来，来讲话的中国人不是痛哭流涕的就是跳脚大骂的，他们已经不能想象介绍中国的时候能赢得掌声和笑声了。当有听者问我对于滞留不归的华人知识分子的建议的时候，我从原则上回答说：回去。中国的事只能在中国办。我认为如果以不归为代价定居海外，或者以不出门为代价定居大陆，都是太糟糕了。
有人问我对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的看法，我谈到了据云的匈牙利的经验，他们将过往时代的遗物，集中放到布达佩斯一个“斯大林公园”里，成为一个见证，一批文物，一道风景，一个旅游点。就是说既不必讳莫如深，也不必再煽悲情，引吐苦水。
在如此敏感的话题上我的这种讲法，必然会受到夹击。果然，一位“流亡”
人物即此书多次提到过的那位先生，是我的另一边的吾兄，闻听，对此勃然大怒，语多不逊。
命该如此。
从九月到十一月底，我们尽情享受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红叶与橡树。其间我到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双子城去看望了在那边读书的二儿子王石。
在纽约的皇后区，来自我国台湾的友人陈宪中先生为我们请来了著名音乐人罗大佑先生与他的姐姐，罗先生一面喝红葡萄酒一面唱歌，我可真有面子！
……人的心里应该有个广阔的世界。头脑里，文字里，经验里，阅读里，思考里都应该有这个世界。周扬说过，第一，社会发展是不能够跨越阶段而进行的，第二，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的。
语重心长。
63.不能够留下空白
“急流勇退古来难，心未飘飘身已还。”这是我的古体诗《秋兴》中的最为得意的两句。陆文夫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说是许多作家当了官就再下不来了，此后当不成官，也不想当作家了。然而，王蒙能转体三百六十度，后翻七百二十度，稳稳落地，此属于金牌体操冠军动作，不是常人做得到的（大意，不排除我本人趁机忽悠的因素）。虽然此中滋味难于人道，但总的来说，我算走运，而政府的人事运作，也说明了我国政治文明的长足进步。中组部副部长（后任部长）吕枫同志特意从北京来到烟台，告诉我中央已同意我离开文化部长岗位。
我得知后微微一笑，立即想到，是研究《红楼梦》、重读玉溪生（李商隐）、大写长篇系列的时候了，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学英语搞翻译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把我亲见亲闻亲历的新中国史记录下来，把我这一代新中国建立时期的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与青年革命家们的心路历程表现出来。
作家皆是情种，揽月思飞，望洋兴叹，把桃花说得盛开，把荷叶描得凋落，趋革命如牛虻扑火，做名士似阮嵇再世，整个一帮子贾宝玉林黛玉，赵括谈兵，猴儿弼马；偏偏逢此盛世，北伐没完社会已经分裂，土地革命没有完又抗上了日，新中国的颂歌才起已经斗了个不亦乐乎，上山下乡的锣鼓远未止歇已经是上市下海，全民皆兵并未完成已经是全民皆商，全民办公司了；而批林批孔言犹在耳，已经在五大洲建起了孔子学院。你已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你已经舍弃一己奉陪一生，你应该拿出点什么感想——记录——见证来呢？
我想写的是季节系列。春夏秋冬，天道有常，这命名的本身已经包含了一种理性的从容与客观了。
一九九一年我开始写《恋爱的季节》。那时余华数次到我的北小街四十六号小院小坐。他对我描写身材高大的周碧云迅速与个头矮小然而活泼热情的诗人满莎忽然恋爱，而且一家伙就被抱到怀里去了，颇为欣赏。而倾心于大家风范与高姿态的李子云对此段反感已极，认为我写的这样的人物“干脆有毛病”。她无法接受革命高潮凯歌阵阵中的粗鄙与简明——其实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使社会与人生简明化了——这真有趣。
我始终认定，革命与恋爱有许多心理同构之处，至少是对于小资知识分子们如此这般。
我写的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气氛，真实的天真烂漫。也是极端的幼稚与轻信，再加上一劳永逸的幻想与许诺，舍我其谁的膨胀，与压倒一切对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语出“大跃进”民歌）的豪情带着牛皮。
却又是万众一心的正义感、使命感，让天下穷人都解放的责任心，千年铁树开了花的大欢喜，与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
歌词）的宏伟理想。
……洪嘉甚至是与母亲以及另外两对情侣同时举行婚礼。帝国主义因而发抖……你觉得太夸张吗？然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中国的真实，革命的真实。
解放感与幸福感，曾经那样地激荡着几亿中国的受苦人。“旧社会，好比那，黑咕隆咚枯井万丈深”，郭兰英的一声唱令人泪流满面。我就确实参加过同事的母女两代人同时举行的婚礼。那时的街道老太太革起命来一点也不比左翼大学生差，令许多革命知识分子逊色。如果不是这种情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反而是不可理解的了。
有论者认为我在讽刺，嘲弄，其实是为了“谋杀”否定革命的幼稚病，五十年代的幼稚病。然而这样说太简单了。再现那时的真实，这是我的愿望，它带着幼稚，带着夸张，带着浮躁，带着虚妄，同时，它成就着中国历史的天翻地覆，世界历史的崭新一页。有的人认为它是灾难，当然，对于他们岂止解放是灾难，辛亥革命也是灾难。我则是欢呼历史的行进与大手笔。
解放带来了多少新意，多少新名词，新用法，新人名，新书名，新讲法，新刺激……使人耳目一新！哪怕是老区的套话，对于才刚解放的人民也是新鲜的，魅力无限的。
而且这些都是自觉自愿。把这样一个时代的特色说成组织的安排，连恋爱也是组织的安排，至少是不全面的。我在五十年代的经验就少有组织来安排恋爱的，但是更可惊异的是，自己选择安排的恋爱，甚至比组织的安排还“左”
得不近情理。
这里并不需要作定性定量的分析，王某只是把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告诉你。
动人与夸张同在。简单与爽气同在。积极与迎合同在。雄心与牛皮同在。热情与无知同在。悲情与喜剧同在。必然与偶然同在。灾难与伟大同在。理解与超越同在。怀旧与自省同在。戏弄与叹息同在。
感谢中央党校的李书磊同志，他相当体贴与认真地读过此书，论过此书。
写作《恋爱的季节》过程中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小说写了四分之一后，我购置了第一台电脑，二八六，针式打印机。我先用拼音法输入汉字一年，次年，即一九九二年秋。我由于为谌容的长子梁左与姜昆的相声集写序而与他们有所接触，梁左特别诚恳地劝告我一定要用五笔字型。我也确实感到了拼音法重码太多。例如一个一字，拼作yi，用现今的微软全拼程序，可以拼出四百七十九个同音字来，足以令用者“晕菜”。于是我从头学五笔字型。我根本不去背诵莫名其妙的后现代风味的口诀，什么“王旁青头戋五一”，这种东西谁能背得下来？
我上来就用，一上午打出二十来个字，边查边打，边学边用，下午就能打百十个字了，三天后，基本学会了。
许多事我都是这样的，我缺少良好的前期教育与训练，从来是在用中学，急用先学（对不起，此词出自林彪），以用当学，学了就用。
用电脑的第一个感觉是把简简单单的写作本身大大地对象化、丰富化、过程化与趣味化了。过去，桌上有一块地方，摆上几页稿纸，一支钢笔，能写字就行了。现在，一下子热闹多了，电源，电线，各种插头插口，开机，“片头”
显示与音乐，商标与数字，英文与乱码。还有那么多键。
第二是舒服多了。用电脑写作的身体姿势比较端正，腰要直得多，手指的敲击也比三个手指的握笔特别是中指与笔杆的摩擦舒服得多。我至今不用钢笔已有十六个年头了，中指第二个关节的左侧，仍然保留着一个卵形的趼子。屏幕不如纸张稳定，这是一大缺憾，液晶显示屏幕已大有改进。同时眼睛与屏幕的距离远比写字时与纸张的距离远，有优势。
我还说过，用电脑写作，增加了书写这一劳作本身的游戏性。
我们的文化中长期有轻视游戏、禁止游戏的传统，业精于勤荒于嬉。但是事物有另一面，当劳作的技巧达到精微，劳作的过程达到引人入胜，劳作本身就变成了愉悦人我的游戏。为什么怕游戏呢？为什么一听到找乐儿呀，玩儿啊，就那么如临大敌呢？
一段插曲：我为东北某报的文艺副刊写了一段发刊词，意谓报纸设个相对轻松一点的副刊对读者大有好处。包括领导干部，翻翻副刊，长长知识，换换脑筋，有助于掌握节奏，从容处事。后来有一张小报批判“游戏救国论”，不知道是否有针对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