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客盈门》的产生比较特殊。一次几个作者在一起闲聊，浩然说起，一个工厂厂长，因处理了一个工人的事前后被一百多人求情。我大叫：“浩然，你写不写这个题材？你要是不写我可要写了。”浩然兄翻了翻眼，他完全想不到这样的窃窃私语也能产生小说题材，他捕捉的是新人新事好人好事。他摇头表示他写不了这个，我写了，而且刊登在一九八零年新年伊始的《人民日报》上，占了一个版。此后周扬同志多次对我说：“吕正操同志非常喜欢这篇小说。”
现在再回到一九七九年末或八零年初的新疆之行上。维吾尔族大诗人铁依甫江在此次与我结伴去了一趟鄯善县，他曾经在此地下放锻炼。我们一起去了他的房东大姐处，房东大姐给了他好几棵才从地里收下来的大白菜作为礼物。
我乃调侃说：“果然是人民的诗人啊，所以要吃人民的白菜！”铁诗人为之喷饭。
直到他一九八八年病重，在京治疗无效后返回新疆前夕，赛福鼎同志等前往新疆驻京办事处送他——实为诀别，他还有气无力地给赛书记（赛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讲了这个段子。
那一年我与铁坐在舒适的五座北京牌吉普车上，快速地沿着公路行走。我感从中来，悲从中来。想到了时代的变异与命运的浮沉，你是蝴蝶还是庄子？
你是人五人六还是另册贱民？你会不会忘掉了自己是老几？这就是小说《蝴蝶》
的由来。
与前面提到的两篇小说相似，这里我的关注中心仍然是领导干部，是扬扬得意过、狼狈不堪过、反思省悟过却也积习难改的革命——掌权者。然而，它不只是针对某一点的讽喻，不再是旁敲侧击，而是钻到心里的自问。这是远在西方什么后现代搞的identitycrisis（认同危机）成了一个时髦名词以前。这样一个弄不清自己的身份的危机不是来自全球化对于民族与个人性的冲击，而是来自历史规定的个人角色的不确定性乃至偶然性。
有不止一个论者提到小说《蝴蝶》中的“树叶诔”，它是我对于所有在威严和匆促的历史风浪中没顶的无罪的善良的热情的青年男女的哀思。这是我写得最动情的那个部分。
这个期间我还写了一篇很不同的短篇小说，叫做《买买提处长轶事》，副标题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其时我对“黑色幽默”极少了解，但是汉字是不难望文生义的，这四个字一现形，已经是一见如故而且是似曾相识的了。
我的买买提处长受够了凌辱折磨，只剩下无奈的自嘲和狂笑。这是玩世不恭吗？我怎么觉得它的后面隐藏着某种辛酸？我说的泪尽则喜，难道是白说了不成？
回想一下这一段历史，对我们大家都不无益处。而太长的稳定，太长的高速发展，太长的饫甘餍肥，这样的好事其实孕育着莫大的危险。
41.哈哈哈哈哈哈
喷涌的文思中出现了一篇小说叫做《春之声》。
《春之声》的出现相当有趣。在我提到的回京后不太久的新疆之旅的回程中，等了好几天硬是买不到飞机票。我每天被老朋友邀去吃粉条与炸花生米，我急坏了，乃改乘了火车。我坐火车路经西安，下了车。见到陕西的一批极有影响的老作家，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贺鸿钧与《延河》负责人董得理，他们都极可亲。他们要我与陕西的作家见面，交谈，我在回答问题时对陕西的老作家毕恭毕敬，说到“干预生活”与“揭露阴暗面”的说法时，我提出这个说法未必准确，也并不是那么文学。文学就其本质来说，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改变或作用于生活，也并不直接以什么阴暗或者光明作为写作的对象。如果让我说，我宁愿意提“干预灵魂”（按，此话的首创权属于江苏作家高晓声）。另一条，提“揭露矛盾”，这比只说揭露阴暗来得实在、立体、富有多面性与令人信服。陕西的富有延安传统的众老作家形有喜色，对我的说法甚表赞成。
从西安，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闷罐子车到三原县看我的二儿子王石去，他在这里就读军科高校，从一九七八年初夏我去北戴河，我还没有看到他。闷罐子是一种货运车，一节车厢，只有很少的一两个小窗，厢内无灯光也没有任何设备包括座位。用来拉人（行话叫做当“票车”用）时你只能席地而坐。
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
这是此篇的开头。咣的一声，是说，车门拉上了，铁碰铁，响声清脆。全车厢自然变黑，所以是来了黑夜。出来一轮昏黄的、方方的月亮，是说只剩下了窗口的光束。这样一个写法竟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直发展到是不止一个论者提到王某写到，咣的一声，春天就到来了。只是王蒙并没有这样写过。
咣不咣的一声，无关宏旨，问题在于更大的一些事情，也是这样被理解被定性定位定论化，用望文生义，顺坡下溜，简化浅化的方法记住和认定的，你有什么办法？
另外从此有人以为罗列名词就是意识流。想讽刺意识流了就也罗列一下莫名其妙的一大摞名词。这也是受众简明化接受法则一例。
三十一年后即笔者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不明白类似这样的笔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这算是意识流，而且作者也自认为是意识流。还有为什么这成了“三无（无人物、无情节也不知还无了什么）”小说一例，为什么有论文者声称看不懂王某的一组新作，还有什么食洋不化的罪名。而数十年后，为什么又有同行好友好汉字里行间地寻找它的意识形态痕迹，以证明它是遵命宣传之作。这难道不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吗？又要给《春之声》找到与食洋不化正好相反的罪名了。
社会生活不可能老是处于高潮之中。文学不可能老是以“共名”（陈思和语）的方式出产。那时，或者说长久以来，不但作品与作品拥有共名，文学与社会关注也是共名一个。冯骥才著文提出要“写人生”，他言下之意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写“问题”，写历史，写政治批判，不论这些东西写得与中央如何“同步”。
人生是一个可爱的宽泛的与亲和的名词。刘心武提出挖一口深井，其实就是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也许可以上挂下连到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论，曾被认为是抵制社会主义与工农兵方向。林斤澜则反复地提出小说的技巧问题。
这些，都渐渐超出了文艺协会领导的思忖边界。文艺界酝酿着三个方面的争论。第一，是以那位刘先生与白桦、叶文福等为代表的再突破、再揭露、再尖锐趋向，这种趋向受到了高层方面的遏制，酝酿了《苦恋》风波。第二，是一批作家包括鄙人的艺术突破的尝试，这酝酿了后来的“现代派”风波。第三，此时出现了以《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唐因先生为主的对于“小”的批评，他指出，当代作品往写“小男小女小猫小狗小悲小喜小人小事”“杯水风波”上走。
小说与大说的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相当纠缠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是诗与文章才是正统、高雅、言志、经国之盛事。而小说属于稗官野史，属于引车卖浆之流的细言。称之小说，以与大言、宏文、谠论有所区别。但是近现代以来，出现了希望小说变成大说的期待。梁启超认为小说可以改变维新整个的国家与社会。而不论是批评《风筝飘带》的计永佑，批评小字号文学的唐因，还是批评中国作家不会用创作自由，竟然“用了”自由去写大海与爱情而没有写人民疾苦的刘宾雁，在轻小求大这一点上，在好大崇大急于大起来这一点上，他们三个人的意见是一类。
而更高的领导的注意点是文学与社会的同步，与党的意图的同步，与历史脚步历史追求的同步，或者共名。不论是多么好的领导，都首先希望你的作品宣扬歌唱主流政治理念的重点，主流路线的特色，价值提倡的核心。
我们喜欢讲的一个原则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会迎刃而解。
问题在于，小道理也影响大道理，小河没水，也会使大河减少水源。有时候次要矛盾也能变成主要矛盾。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就含有此意。
我的一系列实验小说：《布礼》、《蝴蝶》、《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
与《春之声》，实际影响不小。但包括我自己的关于“意识流”的谈论是绝对皮相的与廉价的。我至今没有认真读过例如乔依斯，例如福克纳，例如伍尔芙，例如任何意识流的理论与果实。对于意识流的理解不过是我对于这三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意识，很好，写到了心理活动的细部。流，更好，它像溪水的流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淅淅沥沥，隐隐现现。啊，这将是怎样摇曳多姿的文字！
关键在于：第一，我注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我们这里一直嘲笑所谓“心理描写”。第二，我的这些作品难以归纳到一个简单明了的主题与题材。第三，我的这个文体太自由随意，太散文化乃至诗化了。第四，不符合典型化的标准。第五，甚至在篇幅不大的一个短篇中，我也写着不只一条线，多线条与快节奏，这使一些人感觉受不了。
然而我始终不能忘情于这七八个月的井喷。《布礼》已经进入了情况，稍嫌生涩，不无夹生。《夜的眼》一出，我回来了，生活的撩拨回来了，艺术的感觉回来了，小说的触角回来了，隐蔽的情绪波流（此语源于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回来了。严文井老师来信说，他读了《海的梦》，他很感动，他相信这是一篇比诗还诗意的小说，严老写这个信不是偶然的，如果你读过他的散文，就知道他的行文是进入过这样的诗性审美体验的。就连严老写这样的信都冒着被侧目的危险，都有人劝告他何必表这样的态。别的人，包括一些我最尊敬最喜爱的人，唉，难说了。
我曾经说过，真实包括客观的真实与主观的真实，主观的真实就是真诚，你写得真诚，人们就会感动，哪怕情节是子虚乌有，所以《聊斋志异》与《西游记》十分动人，从来没有读者质疑它们的非真。
李陀说：“你（的主观真诚论）走得够远的了……”不是吗？我在《风筝飘带》
中写道“城市的天空出现了夜晚的太阳”，写到佳原不待交流已经知道了范素素的关于风筝的梦，这是真实的吗？这难道能够不是真实的吗？
一九八零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应邀发了一篇文章：《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就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发言。我提到，读者按照常识，很容易判断一篇八股式的小说的虚假，却从不认为例如神怪、荒诞、魔幻、童话作品是虚假的。个中道理值得深思。不能说真实只归属于现实主义，而别的创作方法就不要求真实，也不能说表面上的不真实不能达到真实。发完此文我就出国了，害得报纸还得发另一篇文字“消毒”。
我的一位亲属叹道，王某的小说由于内容在五十年代引发了争议，如今，由于形式，又要在八十年代引起争议喽。
即使只是形式上活泼一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见识，是信息，是精神的空间与智力的弹性，是坐井观天与夜郎自大，是用狭小指点广阔，用呆板治理生动，用一般统一特殊，用孤陋寡闻评价大千世界……连意在创新的你自己也觉得不如人云亦云更有把握，你已经摆出一副有愧和挨打的架势……难矣哉，前进一步啊。
然而我毕竟写得这样多这样顺。一旦放开手脚，一旦打开心胸，如鱼得水，如鸟升空，如马撒欢；哪儿不是素材，哪儿不是结构，哪儿不是灵感，哪儿不是多情应笑我犹无华发？五十年代我尝过初学写作的滋味，而经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的写作一篇又一篇，发表出来又发表出来已经不成问题了。有时候，一张大报的书刊广告上，一次就登出了我的三篇乃至四五篇新作，到处是王蒙的姓名，新作是在四面开花，八面来风，我的新作让一些评论家追都追不上。我想起新疆人的说法，“他吃不上土”，是说一个不怀好意的人骑着马追逐另一个骑手，前者连后者的马蹄蹬起的尘土都赶不上。我想起了十年后一位领命批判《稀粥》的教授的反映：“王蒙不好批。”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小说不止是小说，也对。小说不过是小说，小说不止是小说。这两句话把小说家们算是折腾了个三魂出世，六魄生烟，死去活来，黄泉碧落。
42.一个时期正在过去，新时期正在到来
一九七九年年底，冯牧、袁鹰、我，还有白桦等，应西德驻华大使、作家魏克德的邀请，在德使馆共进晚餐。他是为该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波兰裔的莱尼斯基先生访华而设宴的。
此次宴请中魏大使提出，以他的名义邀请中方与餐者次年初夏访问德国。
我们当然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一九八零年六月初，作家团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DC10型巨型客机赴德。
团长冯牧，团员有女诗人柯岩，东北老作家马加，我与译员王浣倩，另袁鹰与译员王小平以《人民日报》的身份同机赴德，活动大部交叉，他另有一些与媒体交流的项目。白桦的出访受阻。
途中在德黑兰停一站，当时由于与苏联交恶，放弃了经苏联飞行的近便路线，宁可先往西南飞，经停德黑兰或卡拉奇（后多为沙迦），再走。
第一站法兰克福。我们看到了碧眼金发、手执步话机、腰挎手枪的警察。
我们更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商店。其中有“sexshop”（性用品商店），令我们啧啧称奇。洋酒与化妆品，尤其是女人与男人的香水的气味令人晕眩。
短短一周，我们去了波恩、科隆、西柏林、汉堡、海德堡与慕尼黑。柏林是东德的首都，西柏林如同孤岛，东德不准西德的飞机入境，也不承认西柏林属于西德，而只承认西柏林还处于英、美、法三占领军管制之下。
我处于兴奋状态，一连数日是沾床就睡，一睡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一起来就又想睡。同时我也欣赏这里的清洁与整齐，明艳与绮丽。服装与容貌，房屋与街道，地面与天空都清清楚楚的。大气中不大含土尘，衬衣领子不易脏，绿化得好，鲜花到处盛开。餐馆的魅力不仅在于吃食，尤其在于环境。但是用早餐时在餐桌上下发现了太多的蚂蚁，令我不安，可能是他们的果酱、蜂蜜太诱人了，而他们又没有消灭蚂蚁的习惯。
在汉堡我们见到了安娜·王，她是外交家王炳南同志的前妻，她写了一本回忆录：《为新中国而战》，被出版商定名为《为毛而战》。她用中文问我们“王炳南同志”的近况。我还去了父亲的朋友傅吾康家。傅教授不在，我见到了他的夫人胡隽吟女士，我看到了幼年我多次见到过的郑板桥的书法拓片：“难得糊涂”。我想起了南魏儿胡同十四号的北房。却原来，有时候往事并未消逝，往事并未化为乌有，而是转移到了某个你所不知道更不熟悉的地方。
在汉堡大学汉学系，我们认识了赵教授，他是京剧艺术家赵荣琛的胞（兄）弟。
他和系主任乔教授夫妇，说话都有一种比北京人还老北京的味道，那是只有“在旗”（满族）的人才讲得出来的京腔。
有一位关愚谦博士，他曾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在“文革”中非正常出境，出境前后真是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但是他仍然一心惦念着热爱着祖国。
风光最美丽的是海德堡，河水、建筑与古老的宫殿都那样如画。我们到一位诗人家里做客，他住在一座桥梁的桥头城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