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的事可不能开玩笑，我必须努力学习文件，反修防修，站稳立场，一直这么斗下去，来不得半点差池。
西山读书会的安排十分惬意，上午读书或讨论，下午看参考影片：《雁南飞》、《晴朗的天空》、《人与兽》、《湖畔》，还有一部描写冷战中分属两个阵营的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片。此外给我们放映了一些纪录片，有呼啦圈舞，有西方评论人士对苏联的“新浪潮”的分析和报道。秋高气爽，山色宜人，我和“同学”
们一起于月夜从二处游到四处五处，树影婆娑，山寺宁静，月光清寒，石路如玉，与白天匆匆来一趟游八大处的感觉完全不同，人生真有美事呀。
各省来的多是当地文艺口头面人物，有文联作协负责人，有刊物剧团负责人等。而北京市来的三个人，一是钟敬文教授，一是画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过帽子问题的，不知为何这样安排。
文联学习部王部长，联络部沈部长（女）在这里盯摊，二位都是老延安。
沈慧同志能干爽丽令人愉快。她说起在延安的时期，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
我后来把此话说给父亲，父亲想了想，说：“我在想什么时候是我的黄金时代，我想的结果是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他的话让我感到绝望，一九六三年，他已经五十二岁，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经没有多少未来，他还能等到什么样的黄金时代呢？
文联党组负责人与副主席刘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汉、老舍等来看望学员，讲话聚餐，十分红火。刘芝明曾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过宣传方面的工作，主持过批判萧军。他到北京后工作并不顺利，他给人的感觉是喜怒不形于色。而田汉老舍两位大作家则精神奕奕，情绪饱满。刘芝明同志来时，钟敬文老先生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要控诉赫鲁晓夫，因为他的“犯错误”是上了赫的当。我也表示决心，说是对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刘芝明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嘛……”
田汉讲话大骂赫鲁晓夫这个“光头”，他打趣说，“虽然我也是光头”，幽默而又鲜明坚定。
老舍也讲反修，说是现在苏联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国，要看毛主席了嘛。
听到党外高级人士也这样心明眼亮地论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与前途。我佩服，又黯然。
我的小组会批修发言受到同组学员赞扬，因为我是钻到这些作品的创作构思、艺术思维里分析批判的，我确实认为，批修的另一面就是给自己打预防针，就是改造思想，就是弃旧图新，我的发言必须触及灵魂（当时尚无此词通用）。
一位外地的老领导鼓励我说，你确有才华，今后只要是方向正确，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我很感谢。
不久前中国文联开了一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西山读书会上放了周总理与周扬在此会上的讲话录音。总理讲话中提到是周扬翻译介绍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国来（文本有一小部分是谢素台译的），周扬立即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总理说，介绍这些名著，要有一个好的序言或后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阅读名著。周扬也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因为遗产中的精华，才被众人接触，而即使是精华中也难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
这样的雄辩，确实高明，令人怵然。
周扬的讲话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说：“王蒙，搞了个右派喽，现在，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我们对他，要帮助。”
黄秋耘早就告诉了我周扬讲到我的话，并说这样讲对我是有好处的。
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他讲到他爱唱“洪湖水，浪打浪”，说有一张照片是他与演员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个习惯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圆张着口，与大家不协调。他讲用交响乐队在乐池伴奏，使人听不清唱词，他只好躲到离舞台远远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还是提倡音乐演出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也属于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范畴，但火药味儿不算浓。
他讲到，有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呢？
这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递了一个条子，讲到协奏曲的成功与受群众欢迎的状况，周总理当场读了李的条子，而且说感谢李使他增加了对情况的了解与有关知识。周总理的虚怀若谷感动了我。
周总理讲话的核心不是这些具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总理要文艺界做好准备，要在阶级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高觉悟，克服弱点，等等。
总理讲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乃至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风什么浪呢？
他没有具体讲，我甚至于想也许当时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风浪要来了，非同一般的大风浪要来了，他看出了趋势，他预感到了前面的考验非同小可，他要告诉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准备啊！文艺界人也爱他，据说他早在重庆就与一批左翼文艺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道，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密，而且叹息不止，还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
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仍是定不下来，稿子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
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评：书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出一本长篇小说，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摆一摆？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他们谈论的口气甚至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抵抗，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可以对之简单地解读成毛主席的性格与决策，但那太廉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词汇：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规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所谓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则（所谓不能拿原则做交易），等等。
解放初期我们学过的《干部必读》中当然有《整风文献》，其中《反对党八股》
一文中提到共产党不能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吃饭。又说，讲演做文章发指示，不能靠吓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泽东几次提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当时看着不知道是指什么，有的老同志说是指王明，我当然还是不甚了了，到了这时候，品出点味儿来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说。毛泽东喜欢用一个词，齑粉，没有毛泽东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齑字。毛主席常说反动派要化为齑粉，经过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即花岗槎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17.咸鱼翻身的尝试：干脆去新疆
在西山的学习对于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
有一些从各省来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参加了西山读书会。他们与我闲聊时便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来想去，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待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火热的斗争，永远别想再创作了。而写作是多么迷人。
我与一些省区来的领导同志探讨去他们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肃和新疆都表示欢迎我去。我觉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时，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同志恰恰从苏联回来路过北京，加上参加学习的新疆作协秘书长、《新疆文学》杂志主编王谷林同志，当时就可以就我的调动拍板。
于是我决定了去新疆。
我给芳所在的学校打电话，找到了芳，芳说她同意去新疆，她喜欢新疆的歌舞。都这时候了，我们还有着怎么样的近乎荒唐的好心情啊。
解放初期有几首新疆的维吾尔风味歌曲在各地流行，新中国的建立自然而然地似乎伴随着一个全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节的举办。“咳，我们尽情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下面本应是过门“多多多多拉多拉，嗦嗦嗦嗦嗦拉多”，但唱多了孩子们便唱道：“人人都说辣椒辣，我说辣椒是甜的……”大家会笑成一团，但决不是解构而是快乐无边。另一首叫《伟大的毛泽东》，我从妹妹那里学到了，用汉语标上的维吾尔语歌词“巴哈米孜能班尼达黑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领袖毛泽东），使懂一点维吾尔语的瑞芳的同学皮云凌大吃一惊，她是独自一人从新疆来到了北京上学的。由于她的积极，她很快入了团还当了团干部。后来却在天津上大学时划了右派，她跑到了新疆，又被揪回来，一言难尽。
韦君宜支持我去新疆，并说去新疆一个是可以写一些少争议的题材，民族团结啦，伟大祖国啦，美丽的边疆啦什么的。一个是，她说，我可以改变一下那种比较纤细的风格。这正是我所想的，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单大街的灯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峰冰河，天山昆仑山，绿洲草原，胡杨骆驼刺，烽火边关。
黄秋耘则叹息良久，劝我至少先不要带家属去以留退路。他吟诗相赠：……文章与我同甘苦，肝胆唯君最热肠……且喜华年身力健，不辞绝域作家乡。我想的则是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敢于全家一举赴疆，就一定有信心做出成绩，做不出成绩就自己负一切责任，不会吃后悔药，也无颜怨天尤人。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
秋耘主动借给我钱，支援我的远行。王谷林同志写信提醒我这种情况可以向组织申请一点补助，我申请了，立即得到了八百元补贴，在当时，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我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中文系的总支副书记是毕玲，是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吴学谦的爱人，而人事处长，批钱的，是总工会领导李颉伯的爱人。
怎么能说不是到处都有贵人保佑呢？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点民心，友善仍在人心，忠厚仍在人心，爱护仍在人心。王蒙回忆起来，永远心存感谢。
各方饯行，王景山先生请我们吃了萃华楼，施无己老先生请我们吃了湖南馆子，他是湖南人。通过读书会相识的钟敬文老师则设了家宴，他是广东人，与秋耘相熟，给我饯行的时候，我、芳以外秋耘与尹瘦石兄也来了。
我找了一些有关新疆的书籍，越读越是发烧。我跑到阜成门外的新疆餐厅先尝新疆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异域风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跹，如诗如梦。我学会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穿过千层岭，越过万道河，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滩上一股清泉，高山顶上一朵雪莲”的高唱响彻家中。
一起在一担石沟劳动过的副班长的妻子与芳同样任教，她名郑兆南，曾在北京日报社工作，是一个极其积极热情的人。前不久，一零九中学的支部通过了她的入党申请，但是区里没有批准，显然是因为她的先生的帽子的原因。她为了款待我们，忙了一个通宵，在狭窄的房子里堆满各种菜肴。她和她的先生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鼓励我们到新疆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我感谢他们，却也感到他们的天真和——对不起，我说一句“忘恩负义”的话——几近张扬。
我觉得他们仍然保持着习惯性的高调。果然，后来我得知，北京日报社一批帽子人士包括从维熙的进入大墙，与副班长有关，也许他只是天真烂漫？天真烂漫也会害人害己。而郑兆南在“文革”中的命运，更是惨绝人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新年前夕，我们破釜沉舟，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带着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孩子，出发赴乌鲁木齐。无直通车，先到西安，住了一夜车站附近的解放旅社，游了大雁塔，买了几褡裢火烧，再坐四天三夜火车，缓慢地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压实的兰新路上。张掖武威，乌鞘岭红柳河，嘉峪关玉门，这些地名就让我激动不已。我吟诗道：
嘉峪关前风噭狼，云天瀚海两茫茫，边山漫漫京华远，笑问何时入我疆。
乌鞘岿峰走铁龙，黄河浪阔架长虹，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
……我到达后，把一些诗寄给了原师范学院的同人，他们回应说我还是有一番雄心壮志呢。
我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的同志们的很好的欢迎和照顾。我分到《新疆文学》杂志做编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文艺单位，我们最初住在南门，离人民剧场、人民电影院、八一剧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黄河剧院都很近。
到新疆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在这些剧院里看演出，觉得非常快乐。
我们虽然是北方人，仍然觉得新疆的冬天不可思议，去厕所或者公用自来水龙头挑水，就像去一座冰山。走在大街上无时不在打滑，因为道路好像千层蛋糕，一层雪（然后部分化成水然后成冰）压着一层冰雪，每层冰雪上再有一层黑渍，这黑色主要来自煤炭，乌鲁木齐冬季包括家用都是烧质量良好的工业用烟煤。尤其是自行车，在冰雪上骑，冰雪上刻出了一道道细沟——车轮轨迹，后轮入沟，晃悠一下可以挣扎出来，前轮入沟入轨，就只能摔倒。对于儿子山、石来说倒也不错，他们走在街上就可以打冰出溜了。
而室内温暖胜春。生土坯做的火墙，砖砌的炉灶，洋铁烤箱，陶瓷温水罐，炉火熊熊，炉风呼呼，窗玻璃上冻着厚可二十毫米的霜花，我甚至从中悟出了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是用冰建成的道理，小学课堂上想不通的事，一到新疆就解过来了，在绝低的室外气温下，冰房子不会融化，而且冰房子的保温性能超过了其他。